要讲清他们藏书的来龙去脉，还得从马克思、恩格斯逝世时讲起。
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亡友生前的口头嘱咐接受了马克思的全部藏书。恩格斯在当时写的一些信中谈到了这一情况。恩格斯与德穆特整理了马克思在梅特兰公园路住宅里的藏书，把两处藏书合并起来；同时分别将一些书籍给了劳拉·拉法格、爱琳娜·马克思、伯恩斯坦、拉甫罗夫、赛姆·穆尔等人。给前三人的书，以后也陆续归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恩格斯赠送给拉甫罗夫的是马克思的部分俄文藏书，约一百余本。1900年拉甫罗夫逝世后，这部分俄文书属于巴黎一俄国侨民组织的图书馆。二十年代，这个图书馆迁到布拉格，1938年又搬至荷兰，1939年这些原属马克思的俄文书被正式出售给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院。至于赠送给赛姆·穆尔的“蓝皮书”现在则保存在英国伦敦“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恩格斯逝世后不久，根据他的遗嘱将他与马克思的藏书、他的遗稿分装二十七个箱子，运往德国柏林。恩格斯是1895年8月去世的，10月，这二十七个箱子就运抵目的地。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在伦敦或是在柏林都没有人想起要给他们的藏书单独登记造册。这些书被放在柏林卡茨巴赫大街9号德国社会民主党图书馆，与已有的图书混编在一起，任人借阅。由于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在借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损失。它们的来源似乎也渐渐为人们忘却了。它们究竟有多少？都是些什么书？看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来说，始终是一笔糊涂账。1927年就有人写信给伯恩斯坦，询问他是否能够判定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同一年，也就是在恩格斯逝世三十多年后，党的图书馆才第一次寻找、登记他们俩人的藏书。这是因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要求他们提供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以便复制才促成的。这一次给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盖上了特殊识别的图章。然而，在判定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的过程中，有大量的遗漏、错判的情况。
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也象图书馆其他的书一样，给装上了褐色的硬封皮。在装订过程中，许多他们在书上写的评语成了切刀下的牺牲品，从而变得残缺不全了。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5月10日晚就在《前进报》大楼所在的菩提树下大街焚烧了数万册书籍，火光伴随着一片喧嚣，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前进报》大楼被查封后，1933年7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产业被移交给普鲁士内政部和财政部。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被法西斯匪帮窃为己有：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馆(在柏林达莱姆)接收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此外，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和国家问题研究院等机构也设法从那里搞到一些来充实他们的书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馆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藏书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接收，后来为该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图书馆所收藏。其他许多藏书则散失了。因此大战结束后，在以前的国家图书馆的地下室中、在法西斯外交部的书架上、在爱森纳赫私人藏书里、在市场上、在柏林各书店中都发现和抢救出了一些带有马克思、恩格斯手迹的图书。
1946年春，停泊在温德海姆河和威悉河上的两艘拖驳船上也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藏书。这些藏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在1933年6月《前进报》大楼被查封前，收藏在那里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手稿被秘密转移到哥本哈根和巴黎，在这些手稿中也混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1938年这些手稿和藏书被正式出售给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院。1940年，荷兰为德国法西斯所侵占，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院，也为德国占领军A·罗森贝格的司令部所接收。1944年底，罗森贝格奉令“为了世界观和政治的斗争，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一劳永逸地集中在一起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将这些文献运往德国。在这两艘驳船上发现的正是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院收藏的这批珍贵文献。1946—1947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部分藏书又运回了荷兰。
前面提到的普鲁士国家问题研究院在二次大战后期将其藏书转移到布拉格，在那里书就散失了。其中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为西德的一旧书店所收购，后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直到七十年代初方才重新发现这些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
在十二年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遭到空前的浩劫！经过劫夺、瓜分、转运、战火、散失……许许多多重要藏书永远消失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最重要的文库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金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