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部作品的评价原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持上述的观点,也不见得就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文艺界出现的最荒唐的奇谈怪论”。就是为《应当正确评价当代外国文艺作品》(载《读书》1980年第二期)一文作者施咸荣同志所如此津津乐道而且列举的美国批评家中,据施同志告诉我们,不是也有认为美国战后文学现实主义已趋衰落的理查·蔡斯式的观点吗?莫非蔡斯先生的国家里也曾出现过“四人帮”,才使他有类似的荒唐的奇谈怪论吗?莫非蔡斯先生之辈也是在一九七九年五月,“正当我国文艺界大刮极左阴风之际”,对“新出版的外国文艺作品发动了一次围剿”,因而“联系到这一背景”,“更值得深思吗?”看来,施咸荣同志这点小小的、不很高明的罗织,倒颇象是“四人帮”被粉碎“前”我国文艺界经常出现的不算荒唐的奇谈怪论的余响。
人们尽可以把《生活》杂志的评论奉为金科玉律,也尽可以把《纽约时报图书评论》视为不刊之论,这是所谓人各有志,谁也无权异议。但是,如果别人只愿意从对作品本身的直接感受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愿鹦鹉似地重复他人的唱腔;或者只是择取外国评论家某些可取的论点,用以说明问题,而不是从一到十地亦步亦趋,把他所列举的例证照单全录,不敢增损,却断以己意,有所依违,就宣判为“歪曲原意”,“文不对题”,“捏造种种口实和罪名横加指责”,等等,恐怕“这样的批评”也是“很不足取的”。至于“无视美国的文艺评论”嘛,很抱歉,该无视的就得无视。人们是不是喜欢如同叔本华所说的让别人在自己头脑里跑马,那是要看各人的兴趣而定的。
说《战争风云》是新型传奇小说,绝不是用美国评论家所制定的传奇小说的规定来套的。西方传奇小说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然其特征也决不是一味描写山羊和计算机交媾之类的世纪末的玩艺。以欧洲中世纪的罗曼斯来说吧,诚然不乏英雄征服妖魔的荒诞故事,骑士战胜毒龙的惊险场面;但哪怕是古代传奇小说,其所以能够吸引读者的,仍是情节曲折的世俗生活的描写,人间的故事。没有荒诞的情节,也可以成为传奇小说。决定传奇之为传奇的,乃是在于作者注意力集中之所在,因而也是诱使读者兴味集中之所在,主要在于曲折的情节。与人物比较起来,情节占更大的乃至压倒性的比重。而且情节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偶然性,依赖巧合。——作家的本领如果高明些,那末情节的偶然性被掩藏得好一些,不那么露骨些;反之,手段差些的作家,则处处显得是巧合,串连情节的偶然性容易被人识破。(这并不是说,作品中的偶然性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生活本身既然包含着偶然因素,就不能把它排斥于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之外,问题在于情节构成中偶然性的程度,它所占的比重,以及是否体现着生活规律中的必然性,等等。)在这点上来说,赫尔曼·沃克的才能是非凡的。他将大量分明是极其偶然的遇合编织得几乎不露痕迹。不必举别的,只要想一想主角维克多·亨利的行踪就够了:他几乎恰巧就在全世界每一个正在发生巨大历史事变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同第二次大战中几乎全世界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打过交道。但是作者在情节中却能安排得合于它本身事件发展的逻辑。这在传统的传奇小说中是很少见的。
也并不是说,在以情节取胜的传奇小说中,人物是毫不起作用的。任何情节都必须借人物来敷衍,问题在于整个画幅中人物所占的份量。而且,即使是将人物性格的刻画置于首要地位的作家,也不一定能达到现实主义。例子只要举出不能不称之为巨匠的左拉就够了。
因此,在同美国的流行小说,那些稀奇古怪的现代派作品比较起来显得具有正常人的真实感,作者具有捕捉生活、运用素材、安排场景的可观的艺术能力;故事生动,人物性格鲜明,等等,这是任何象样的艺术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应该具备的能力。这些纵然是现实主义的因素,但顶多只属于恩格斯所说的“细节的真实”的范围。而任何细节的真实,都不能改变作家反映客观现实总过程的基本风格、基本倾向。还必须指出,任何流派、任何倾向的小说,包括传奇小说在内,都不能缺乏一定分量的现实主义因素,否则,就干脆不能成其为艺术品。一些从审美的角度上看来品格比较低下的小说,也能够挣得读者,产生影响,乃至广泛的影响,归根结底,就是作品中所具有的那点现实主义因素在起作用。也不得不提一下,小说品格之高下,它的是否“恶俗”,决不能以它在若干时期内的影响大小来评定。我国三十年代的许多章回小说,象所谓“言情小说”《啼笑姻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类,当时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影响可谓大矣。四十年代的“西风派”小说,如《风萧萧》、《鬼恋》,以及等而下之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野兽,野兽,野兽》之类,也拥有不少的读者,其影响也不能无视。其中的许多种是不是应该列为“恶俗”,是稍有常识的人谁都能下断语的。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影响”之不足凭吗?
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之前冠以“科学意义的”字样,也不是“加大帽子”。现实主义这一名称,在西方,十八世纪就已经出现,长期以来,直到现在为止,各派各家对这一概念的界说是十分纷歧和混乱的。我们所指的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是指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经典解释。恩格斯从不去理会过去资产阶级艺术评论家所提的“现实主义”,他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应该在现实主义领域中占有自己的地位”的现实主义,是有它独特的科学涵义的。在《读书》所能给出的有限篇幅里,当然不容许本文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作较周详的探索,但它的基本原则仍是不难表述的。现实主义的根源,在于作家对于现实生活把握的深度,在于作家的艺术认识中对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乃至通过有独创性的艺术表现,能达到创造出体现历史内容的典型性格,并借所刻画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应历史阶段的典型环境。离开了环境的典型性,典型性格是难以设想的;同样,只有在典型性格的相互辐射中,典型的环境才能形成。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相互为用的环境和人物性格的典型的塑造中,现实主义乃能高度艺术地概括出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就是说,能通过艺术家所反映的有限的生活范围和生活过程——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不可能反映生活的各个分野和全部过程——,烛照出远比作家所描绘的画面广泛得多的社会生活的内容。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宣称能从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得到比所有当时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所能提供的更多的启示一语的意义;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巴尔扎克要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左拉更伟大一语的意义。
现实主义用不着谁“无限拔高”,它是不拔自高的。请想想,要求作家努力掌握深刻理解生活的内在本质,并按照生活本身的丰富姿彩加以表现的这样一种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创造出揭示历史过程的有生命力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竟然会是“鼠目寸光”,竟然会成为一个“模子”,使小说“变成千篇一律,都变成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竟然会变成“规定过多的条条框框来束缚作家的手脚”,等等,岂不等于说叫人吃饭会害得咽饭的人连舌头也吞下去一样滑稽吗?
确实有那么一种宣扬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性可以脱离艺术性而独立存在的二元论。这种理论不但抹煞了作家的艺术认识在把握生活同时,也担当着以一定倾向对生活作出判断的职能;不但割裂了艺术认识和艺术表现方法在创作方法中的有机统一,把艺术创作中实际上无法和艺术性分解开来的思想性挖取出来,摆在本应与它融为一体的艺术性的前面,而且片面地、不适当地夸大了“思想性”的作用,如此,自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为了实现阐扬某一思想、甚至某一政治口号的目的,把艺术性当作图解的手段,从而砸开了通向公式化、概念化的闸门。但这种理论和现实主义显然毫无共同之处,而且道道地地是现实主义的反面。
正如在哲学领域中,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并不多见一样,在世界文学现象中,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屈指可数的。就以施咸荣同志所引证的《纽约时报图书评论》标举为美国现实主义代表的辛克莱来说吧,就基本倾向言,称辛克莱为现实主义作家是可以的,但辛克莱的艺术风格,从而他的创作方法,是夹有浓重的自然主义色彩的。辛克莱的所以如此,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应该予以体谅,他的所以有这种色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当时弥漫国际文坛的世纪末思潮一种对抗、一种反动、一种对颓废文学抗御过力而产生的分寸上的失调。本世纪初期不少有良心的艺术家,都产生过这种由于抗御现代派颓废艺术而影响了自己的风格的迹象。甚至连现实主义大师罗曼·罗兰,也在所不免。当上世纪后期自然主义褪尽了法国现实主义传统的理想光华,而浪漫主义的末流又在各种革新的旗号下将文学中理想恶性发展为畸形的、丑陋的观念游戏时,罗曼·罗兰为了挽回颓风,不得不在他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特别强调崇高的理想,唱出了高亢的理想的声音,有时不免溢出现实主义形象的范围,这也是众所共知的。
至于《生活》杂志把《战争风云》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更是形而上学的皮相之论。是的,托尔斯泰的巨著是以俄国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为背景的,沃克的小说也以战争为题材;托尔斯泰描绘了俄国宫廷和封建皇朝的文武当权人物,出现了拿破仑这样的历史人物,《战争风云》也使参战各国的领袖人物纷纷登场;两部小说的规模都是巨大的,诸如此类。但这些都只是外表上的近似。如果分析一下作品的实质,立刻可以发现两者的本质上的差别。在托尔斯泰,着重点是通过俄国抗法战争这一历史事变,揭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俄国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他深刻而广泛地掌握了俄国社会生活过程的实质,精湛地理解俄国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贵族阶级的带有规律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状貌,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在他的巨大画幅里。在他,战争只是揭示生活内容的背景,战争的意义只是通过人物和环境的典型性才得以实现的。《战争风云》的作者则侧重于战争本身,着力于描写战争机器的运转过程。他运用他所积贮的在生活中捕捉到的诗情来充实战争的画面;战争不仅仅是背景,而且是小说的龙骨。托尔斯泰的艺术认识的基础是生活本身,而沃克的艺术认识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是庞大的历史资料,他的集纳主义的色彩就是由此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自然达到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评价艺术作品,既不该抹煞对象的优点,也不必溢美,更不必因为“基辛格秘密来中国,打开中美关系的新局面”这类与文艺评论不相干的原因,就对美国作品大唱赞美诗,一切以公允为宜。《战争风云》的中译者之一,萧乾同志在香港答《开卷》月刊访问者对本书的评价,就比较得体。他说:“在美国小说当中,这是比较严肃,又有创新,又文字也不太古怪的,是可以译介给中国读者的。”这一评价是令人欣然同意的。
何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