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许寿裳彼此视为畏友,他们自东京同学,一直到鲁迅病逝上海,保持了三十五年的友谊,堪称文苑佳话。他们在日本、杭州、北京、广州有过多次政治上的合作,直至在上海一起去参加杨杏佛的丧仪,正是同志和战友。他们在生活上又亲如弟兄,互相关怀,甚至在一些小事情上也流露出这种真挚的友情。例如许寿裳的儿子五岁时,许寿裳特请鲁迅为开蒙老师。鲁迅便教他儿子一个“天”字,一个“人”字,又在学生用的书上写下受业的姓名,算是行礼如仪。此事《鲁迅日记》上也有记载:“上午季市将其大儿世瑛来开学。”(一九一四年二月五日)许寿裳素好集邮,细心的鲁迅常常记挂在心,通信时说:“邮票已托内山夫人再存下,便中寄呈。顷得满邮一枚,便以附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平时日积月累,见面时一再奉呈所存,如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季<SPS=0322>来,留之午餐,并赠以旧邮票十枚。”此情此景,甚是动人。然而,他们两位的思想却有不小的距离,特别是到了后期,一个发展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始终保持了民主主义的立场,只是一位学者和教育家。
鲁迅说过:“季<SPS=1476>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许广平《亡友鲁迅印象记·读后记》)。这说明,许寿裳总是相信鲁迅的。鲁迅呢,也非常了解许寿裳。他多次议论过许的为人,褒贬过他的优缺点,如:“许君人甚诚实,而缺机变”(致郑振铎函)、“许君人甚老实,但他对于人之贤不肖,却不甚了然。”(致曹靖华函)、“季黻是很细密的,可惜他文章不辣。”(致许广平函)、“我和他极熟,是幼年同窗,他人是极好的,但欠坚硬。”(致曹靖华函)所有这些,都说明许寿裳为人诚恳正直,可是在政治上却有点幼稚,思想欠深刻。抗战期间他先是在西北身受国民党的排挤,到了重庆却不相信国民党特务有那么坏。看来鲁迅对他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
鲁迅很尊重许寿裳,但是既为畏友,对于他的糊涂认识也敢于直言相劝。早年如此,直到临终以前也不放弃对老友的忠告。此事见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给许寿裳的信:“得《新苗》,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未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这篇文章是指章太炎逝世后许寿裳在《新苗》第八期上写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当时许寿裳在国立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当校长,《新苗》是学院办的校刊。最近我找到这期刊物,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出版的。鲁迅看到刊物以后马上就给许寿裳写了信,其认真和率直的精神令人可感。
原来许寿裳从太炎先生那里得来两点指示,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以为在中国用孔教、基督教是行不通的,只可用佛教来挽救中国。因为:“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接着他又引经据典,大加发挥,鲁迅对这些言论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当然,许寿裳也写到当年同鲁迅等一起在东京从章师受业的情景,一间陋室,环一小几,师生席地而坐,“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闲作,妙语解颐”,这些也一定会引起鲁迅的回忆,大概正因为如此,鲁迅又认为得读许文“甚以为佳”。接着鲁迅也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又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能终篇,竟成绝笔。这两篇名作就其思想意义来说,许文当然是无可比拟的。
抗战期间,许寿裳追念先师的功业,写了一本《章炳麟》(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三辑,一九四五年五月重庆胜利出版社印行),提供了不少史实,但是仍然重复了鲁迅曾经批评过他的观点,把太炎先生看成纯粹的学者名贤,又唱起老调:“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看来,他并没有接受鲁迅的规劝,实负畏友的一片诚意。这位善良的想以佛教来救中国的许先生,最后也无法来感化凶残的国民党特务,终于死在台湾特务的刀斧之下,那是在一九四八年的二月中旬。佛教焉能救中国!这是一个悲惨的教训,人们不应该忘记许寿裳先生流过的血。
范爱农及其他
鲁迅的文章写来也很诡奇,他在《朝花夕拾》里记范爱农,明明是满腔沉痛,对于老友的自沉湖底更是同情,可是他在行文中却说:“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然而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是他对范爱农的无限的爱,深刻的爱。这种写法真是少见。
鲁迅相信范爱农是自杀的,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给范爱农带来生路,相反地复辟势力倒把他革职还乡,迫使他长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恨这股旧势力,并劝鲁迅早点离开绍兴,又寄希望于鲁迅,因此常对朋友说:“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这些描写更令读者惆怅不已。
周作人说,鲁迅与范爱农初见于一九○七年的东京,此说不确。实际他们初见于一九○五年的横滨,那时鲁迅专门去码头迎接新来的同乡留学生,其中就有范爱农。当税关检查行李时,发现了他们携来一双绣花弓鞋,引得站在一旁的鲁迅连连摇头。事为范爱农所见,记在心里,所以当一九○七年大家一起讨论徐锡麟事件时,言语之间便处处与鲁迅作对,恨得鲁迅非要“除去”他不可了。
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也参加过光复会,自然是一位革命者。据鲁迅说,范爱农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但没有说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回国的。最近偶然读胡钟生的《愧庐诗文钞》,猜想范爱农可能是在徐锡麟、秋瑾就义后不久便回国了。秋案发生后,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密电各方秘密搜捕范爱农,并给驻日本使臣杨枢密电,指明范是东京物理学校学生,“有通逆谋乱确据”。让使馆随时监视范爱农的行动,不论何时回国,都要先期告知,以便设法密拿。他们很害怕范爱农“潜回浙江”。《文钞》收有《保陈公猛、许仲卿、曹荔泉、范爱农禀》一文,时间是在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六月,也就是一九○七年的阳历七月。作者胡钟生担任过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是绍兴的士绅,范爱农则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这篇为范爱农等人作保的文字,证明了范爱农确因秋案被捕下狱,故有请求无罪开释一说。原文说:“范肇基(号爱农)于光绪三十、三十一年间(即一九○四、一九○五年)在本府中学堂肄业,向学甚坚,为职道(即胡钟生)监中学堂时特别视之。……范肇基朴实好学,绝无浮嚣习气”。胡又为范与徐锡麟有书札往返事申辩,认为以范的“品行测之,决无新诡之语”。这些描述简略地介绍了范爱农作学生时的情况,是与范爱农的性格相符的。
说起这位保释过范爱农的胡钟生,也算是个问题人物了。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说,秋瑾的被害相传是胡钟生向官府的进言,不久胡即为秋瑾的同党、赫赫有名的王金发所暗害。更有人传说,胡钟生率士绅等十二人上书告密,因杀秋瑾。这部《愧庐诗文钞》中便收有胡本人的自辩文字,也颇激昂。本书为蔡元培所编选,于一九一四年由越社同人集资校印,上海人权印刷所代印。鲁迅虽然不是越社成员,他却支持越社的成立,并编辑过《越铎日报》和《越社丛刊》。书前有蔡元培的序文,书后附有蔡写的《亡友胡钟生传》,是为胡乎冤的。小传中记述了胡被刺的经过:一九一○年旧历八月十五日黎明,有作仆佣打扮的二人,到胡办事的住所求见,说胡家被盗,特来报告。一人被引进,胡闻声披衣迎出,即遭枪击。有人说,刺客即王金发,又有人说两刺客均为王所派遣。蔡元培说,秋案始末公诸于世后,真相已大白。当时对秋案的真正罪人“莫敢动其毫发”,而稍稍涉告密之嫌的胡钟生,于秋案发生的数年之后“竟以身殉之,世事之不平,宁有甚于此者!”最近为纪念蔡元培先生,中华书局出版了高平叔的《蔡元培年谱》一书,其中也依蔡说,为胡钟生作了辩诬。
《痴华<SPS=1934>》和《百喻经》
现在要想找一本王品青校点、鲁迅作序的《痴华<SPS=1934>》也不太容易了。这是北新书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的一册线装书,用蓝泥精印,天地宽阔,又加上疑古玄同的题签,真是典雅极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合为一集,也可以说这是《百喻经》的另一印本。鲁迅在本书《题记》中说:“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又说:“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SPS=1934>竟’语,即据以回复原名,仍印为两卷。”鲁迅把这部书作为佛教文学来看,虽说都是佛家的寓言,但“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
《百喻经》原名《百句譬喻》经》。作者是印度的一个名叫伽斯那的和尚。南北朝时,有一个到中国来传教的印度僧人求那毗地,第一次把它译成汉文,至少已经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了。最先发现《百喻经》价值的还是鲁迅先生。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的《鲁迅日记》里记载:“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银五十元,拟刻《百喻经》。”他根据何本就不详了。十月七日又记载:“午后寄南京刻经处印《百喻经》费十元。”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一日便记载:“《百喻经》刻印成,午后寄来三十册。”当时只刻印了一百部。
鲁迅深爱这部古代印度的佛教寓言,他出资刻印此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今人以启发和教益,他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译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百喻经》正是一部充满了哲理的书,语言又很精炼古朴,故事多从生活中来,用现代语言来说,它的“可读性”很强。鲁迅认识到古代印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他刻印本书正是为了借鉴外国古籍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百喻经》中的寓言,有的很幽默,有的还有情节,篇幅也有长有短,以短为主。例如《伎儿作乐喻》全文只有四十个字:“譬如伎儿王前作乐,王许千钱。后从王索,王不与之。王语之言:汝向作乐,空乐我耳。我与汝钱,亦乐汝耳。”一个狡猾的国王便绘声绘色地出现了。
鲁迅捐资刻版的《百喻经》原版共三十块,两面刻字,上面涂有灰色香墨。解放后仍完好地保存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这所一八六五年开办的金陵刻经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每年都要利用原版为读者加印二三百部。得到此书者,也都乐于翻读书后附录的这段话:“会稽周树人施洋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六圆,拨刻地藏十轮经。民国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经处识。”经过这十年的浩劫未知原版安在乎?
鲁迅为王品青校点的《痴华<SPS=1934>》写序言,时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是在他刻印《百喻经》的十多年以后,当年他不曾为刻印此书面说些什么,因此这篇序言就显得很有意义了。此外,在他写完序言的十几天以后,《痴华<SPS=1934>》便装订成书,出版速度之快令人吃惊。证据是在六月一日的《鲁迅日记》上便记载着:“寄赠马珏小姐《痴华<SPS=1934>》一本。”
至于《百喻经》为什么又叫《痴华<SPS=1934>》,书中又为什么只见题记不见故事呢?去年张友弯先生告诉读者,他怀疑《痴华<SPS=1934>》为《出曜经》(卷二十四)所载,那里面有一个痴公主要取水泡做花<SPS=1934>的故事。这位任性的公主很喜欢下雨时的水泡,非要国王命令工匠用水泡为她编成一个花<SPS=1934>不可,否则工匠将被处死。一个聪明的老匠人应命,但声言不能识别水泡的美丑,请公主捞起水泡他再来编。那公主在雨中捞了一天,一个水泡也没有捞起,只好罢休。因此,张先生以为“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花<SPS=1934>》竟”中的“造作”二字,实为编选者的自况,说编选此书也如编水泡花<SPS=1934>一样,未免徒劳。这当然是一种自谦之词。
那么书中为什么又不见《痴华<SPS=1934>》的故事呢?张先生以为可能是漏刻了,因为明明说“百喻”,现在却只存九十八则寓言,或者《痴华<SPS=1934>》正是所缺的两则中的一个。
三十多年以前,冯雪峰同志对此也有一个解释。他认为书前有个“冒头”,全书最后又殿有五言偈语二十四句,把这一头一尾加在一起不就成了一百则了吗。自然,这些都还有待今后继续研究。冯雪峰的这些意见写在他用白话编写的《百喻经故事》书后,这本书一九四九年二月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作者在复述和演译这些故事时,不可免地渗入了个人的见解,赋予了时代性。例如他把上卷中的《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改名《狗和树》,演绎如下:“有一只狗,在一株树下休息,恰巧有风吹过,树上掉下了一根枝桠,刚好掉在它的背脊上。于是马上逃开,来到露天的地方,长久地闭了眼睛,不愿意看那株树,也不肯回到树下去。可是,后来,它又张开眼睛了,远远地看见一阵风正吹过那株树,所有枝桠都在摇动着,它就又说道:‘树在叫我了!’重又回到树下去。”淡淡的笔墨恰似画了一幅意境隽永的图画,真是耐人寻味。书前收有魏金枝写于一九四八年鲁迅忌日的一篇序言,他说:“消去块垒,而归于平淡,原是他(指雪峰)近几年来的心境,不料他在文字上也都做到了,那也是很可喜的。”又说:“寓言原是人民共同经验的结晶,也是他们用以观照真理的镜子。”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都这么喜爱《痴华<SPS=1934>》。
姜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