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想,长久以来,人们对昆曲有着一种并不准确的印象(或偏见),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旧时代士大夫欣赏的红氍毹上浅斟低唱的玩意儿。什么《游园》、《惊梦》、《酬简》、《偷诗》,都是“无病呻吟”的事物。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游园》、《惊梦》所反映的也并不只是简单的儿女私情,且不去说;就是酣畅淋漓地暴露了李隆基荒淫无耻的《小宴》,下面不就紧接着来了《惊变》么?一阵“渔阳鼙鼓”,立即惊醒了他们的好梦,紧接着就是马嵬的《埋玉》了。细想一下,除了大量随生随灭质量低劣的剧本,至今仍然流传(可惜多半只在案头,不在场上了)下来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勇敢的“干预生活”的戏文。
看戏回来就找出《鸣凤记》来看,是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中的汲古阁本,可惜未能看到藏在北京图书馆里的万历读书坊的刻本,我想那应该是更接近于原来面貌的。
《写本》就是原书中第十四出的《灯前修本》。这与今天的舞台本是有些不同的,也不清楚那演变的过程。
我又找到了一本破烂的《李卓如评选杨椒山》,还是万历或少后所刻。看那名目,就知道这是一种坊本,极可能是嫁名于“卓吾老子”的,因为他是当时著名的选家和批评家。这书收有诗集、文集、奏疏和自撰的年谱等。卷首大题下属“吴山俞允谐汝钦正”。这才是真正的编辑,也从而知道这是杭州书坊刊印的一种供一般读者阅读的小册子。这是颇值得注意的。这本书出版时距离杨椒山就义已经五六十年了,但出版家还感到有重新编印的需要。这是很可以说明杨椒山及其业绩历久不衰的影响和广大读者的心理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见于旧记的传说,使我们知道直到明末,《鸣凤记》一直是一出演唱不衰的保留剧目。严东楼的家优兼内宠,在严家父子事败之后,还常应邀在《鸣凤记》中扮演严东楼。侯方域作《马伶传》,记明末南京有两家著名戏班还曾以《鸣凤记》打对台。“华林部”扮演严嵩的马伶演出失败,“易衣遁”,失踪三年,后来又在安徽大商人的宴席上突然出现,要求遍请旧时的观客看他重演《鸣凤记》,结果是三年前扮演严嵩的胜利者、“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原来马伶在这段日子里在北京当了三年现任相国的门卒。“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这位马伶自述深入生活的正确态度,是大可佩服的,他深深懂得只有生活才是艺术唯一源泉的道理。尤可佩服的是他挑选生活原型的方法与眼光。“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到了封建时代的后期,腐朽透顶的剥削机器总是无可救药,一个严嵩垮了台,他的“俦类”却依然在,这情形,马伶明白,当时的老百姓也都明白。
这就是《鸣凤记》终明一代始终传唱不衰的根本原因。
《明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容城椒山杨继盛自著年谱》是很可贵的一件历史记录。这是杨继盛杀头之前在狱中完稿的,《年谱》的最后一句是,“凡此皆据<SPS=2291>床书也”。这是一篇正气凛然,浸满血泪的文字。
(嘉靖)“辛亥(一五五一)年三十六岁。……赴京考满,投文日即升兵部车驾司员外。予虽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为己任,况此时虏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亲兵事,扫除胡雾。岂意一入兵部之后,见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着实干事。”这时,正碰上了马市的争议。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寇大同,又攻古北口,取道通州,威胁着当时已经成为国防前线的北京。明朝自成祖以来保卫京城的兵备体制这时已几乎完全废弛,兵部尚书丁汝夔点查结果只剩下五六万残兵。率兵勤王的咸宁侯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俺答议和,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不来攻城。后面策划主使的严嵩拒绝了兵部尚书请战的要求,等俺答饱掠以后退出长城,却把丁汝夔作为替罪羊,由明世宗杀掉、“振作纲纪”了。第二年大将军仇鸾又不敢开战,坚主开马市以羁縻俺答,那就是每年用若干币帛粮食,换取一批无用的马匹,还美其名曰进贡。杨继盛坚决反对马市,结果是,“下八臣会议。……此时鸾之宠势甚盛,而诸老亦无有实心干天下事者。……虽徐公(阶)亦中慑之,不敢异。会议本上,遂下予锦衣狱,拶一拶,敲一百敲,夹一夹。后命下,降予陕西临洮府狄道县典史。”
嘉靖三十一年,明世宗忽然罢了马市,收了仇鸾的大将军印,中国与鞑靼之间又恢复了战争态势。杨继盛也在半年之中,四次升迁,被任命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说,
“先是,得刑部报,即图归家,以<SPS=0098>命事焚黄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及得兵部报,则翻然思曰,‘一岁四迁其官,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身为哉。’舟中秉烛静坐至四鼓,妻问其故。予曰,‘荷国厚恩,欲思舍身图报,无下手得力处。’妻曰,‘奸臣严阁老在位,岂容直言报国邪?当此之时,只不做官可也。’予闻其言,乃知所以报国之本。……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学士严嵩。稿成,恐过家则人事缠绕,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别路,于十二月十二日到京,十八日到任。”他终于在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一五五三)正月十八日,递上了本章,第三天就得到了预料必然得到的后果。
上面抄的这一节,应该就是《鸣凤记·写本》一折的本事。焦循《剧说》有一条说,
“《<SPS=0346>州史料》中杨忠愍公传略与传奇不合。相传《鸣凤》传奇,<SPS=0346>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SPS=0346>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SPS=0346>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
这故事也很有意思。那位县令不用说是心有大悸的人物,他的情报工作也做得很差,看了邸抄以后,虽然勉强终席,但不待说肯定是心有余悸的。
《鸣凤记》一般都认为是王世贞或他的门客所作,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李卓吾评杨椒山》卷四,首列“杨忠愍公行状”,就是“同年生吴郡王世贞谨撰”的。他们是同年,又是志趣相同的好友。曲本填词也确是文彩斐然,还喜欢掉弄书袋,处处都显示了<SPS=0346>州山人的特色。原本写杨继盛灯下修本,先上小鬼,“隐灯下,作叫介”,继盛说,“我晓得了,是我祖宗的亡灵,恐有祸临,教我不要上这本了”。这鬼不听劝说,最后还现了形,扑灭了灯。然后张夫人才持烛上场。
今天的演出本则是先上张夫人,她在等候继盛,又提出同饮数盅庆祝复官之喜。继盛却紧张地在灯下修本迟迟不去。张夫人知道修的是参劾严嵩的奏疏,就婉转劝阻,不听,才假扮被迫害死去的杨母亡灵,扑灭了灯,最后被继盛发现,接下去则是夫妻之间的一场辩论。张夫人的理由是,
“妾闻皋夔稷契,优游无事,谓之良臣;龙逢比干,因谏而亡,谓之忠臣。妾愿相公为良臣,不愿相公为忠臣。”“况相公职非谏官,事在得已。纵然要作忠臣,养其身以有待如何?”最后还分析了严嵩的“宠固君心,贿通内监”,劝他“投鼠必忌其器”,这许多都不能使继盛回心转意。周传瑛同志演到这里,说道,“夫人,你是明白事理的,”接下去脸一板,说明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我看这是改得好的。不只是避开了一个真的鬼魂,同时作为一个独立演出的单折,情节交待也更清晰、完整。这一场,无论原本或改本,都尽力从正面刻画了采取重大政治决策之前尖锐的思想斗争,写出了舍身捍卫正义的正面人物形象,而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是许多生活在今天的人曾经普遍有过的经验。演出在今天依旧有非凡感人的力,那原因也正在此。
中国戏曲从来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这当然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传统。元曲如此,明人传奇也如此。特别是当明代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民族矛盾也更加突出时更是如此。借古喻今的作品出现了,再后来,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现代戏”也大量出现了。象《鸣凤记》这样的作品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戏”。它创作于这场尖锐政治斗争尚未全部结束之前,初演于严氏父子刚刚垮台之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日万人争看、经久不衰的热烈情景。我们今天看到的穿了明代衣冠的演出,在当时也正是一种“时装戏”。
这以后,反映与魏忠贤斗争的剧本大量出现了,如《鸣冤》、《磨忠》、《请剑》、《喜逢春》、《广爱书》、《秦宫镜》诸记都是。我们还从旧记中知道,当时在每次大的政治斗争之后,反映这斗争的剧作总是大量出现的。当然这中间有些是粗糙的甚至是“赶任务”的作品,但这不也正好说明人民群众强烈的政治感情和对戏剧的要求么?
象写海瑞故事的《十五贯》和《朝阳凤》、谴责严嵩父子的《冰山记》和《一捧雪》,都是在这前后出现的“现代戏”。袁于令作《瑞玉》传奇,是写逆<SPS=0844>魏忠贤徒党毛一鹭和织造太监构陷周顺昌故事的。也是赶写赶排,随即上演。上演之前,还缺太监的一段引子。袁于令赶来看戏,要过笔来就填了一阙《卜算子》:
“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频添一段忙,待织造迷天网”
这是很尖锐的讽刺。毛一鹭听到消息,托人带了“厚币”来说情,袁于令就把一鹭的名字改作了“舂锄”。(《剧说》)看来当日这些文士不但没有什么顾忌,甚至还要敲一点竹杠。这对我们理解少后出现的著名“现代戏”《桃花扇》中所写名士与阮大<SPS=1764>的种种关系,也是有帮助的。
借名影射、做为政治斗争手段的剧本也出现了。有一本已经失传的《绿牡丹》传奇(不是粲花轩五种的那一本),据张秋水《冬青馆集》,说是“吾乡温氏启衅于复社之原。”其中的角色各有所指,如复社张天如、周介生和王玄趾、陈章侯等。“大致如《风筝误》、《燕子笺》,亦明季文字风气所趋。而语语讥切社长,极嬉笑怒骂之致。宜<SPS=0254><SPS=1487>当日按试,械时相阍人,究及书肆贾友,而毁板厉禁之。”这剧本据说是买雇了剧作家写出的。张秋水说,“如以为三百年国社所笑,则一茎草现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杂爨少之。”这话说得不错,他是看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能认识到戏剧的作用的。
清初著名的剧作家苏门啸侣李玉写过一本《清忠谱》传奇,在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只写了魏阉与清流的激烈斗争,更可贵的是反映了苏州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暴动,后来一直演唱不衰的《五人义》就是本于此剧。此书的顺治原刻本前面,有吴伟业的一篇序文,后来刻梅村集时删去了。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字,简直可以说是一篇东林、复社的政治宣言,也是他们对晚明历史的一份政治总结。难怪易代之后,梅村不敢在集子中保留这篇著作。按照封建社会的习惯,戏曲不过是“小道”,是“倡优”之流的玩意儿,士大夫偶然高兴填词,也只肯属一个笔名。象《清忠谱》的直书剧作家姓氏,并冠以大字的“梅村吴伟业题”序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吴梅村的政治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有许多根本性的谬误,不过他指出了朱明一代宦官(以魏忠贤时期为代表)的罪恶,他说:
“上自宰辅禁近,下及省会重臣,非阉私人,莫参要选。时倾险之士思逞,志于正直者,亦愿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负阿父养子而不惜,而东林之难作矣。故自辛酉至丁卯七年之中,在朝诸贤,无不遭其坑戮,而国家之气以不振。”这些话说得却相当深刻,今天读来,也还觉得新鲜。吴梅村还称赞了民变的义士:“事闻。诏捕首乱颜佩韦等五人,毅然诣官府,自刊赴死,无改容。”
又说,“逆案既布,以公(指周顺昌)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
这一段话,指出了当逆案公布以后,立即出现了反映这一政治斗争的多种剧作,直到二十多年以后,还有人进行再创作。这许多都是按照历史真实写出的现代戏。
李玉虽然是有名的剧作家,但在当时的文坛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吴梅村说他“言亦雅驯”,是带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奖掖之意的。不过他肯出面写这一篇序,也是不容易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文化阵地出现的统一战线的一个侧面。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