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比较文学在我国至今没有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出现，没有一所大学开比较文学课程，没有一所研究所设比较文学项目。虽然报刊上文章不少，但绝大部分题目集中于影响研究上，即实际有案可稽的中国与外国文学互相影响的史料之整理分析上。这些课题，可以归入中西交通史或中西各别的文学史。由于中国和欧美各国(在我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工作范围是中西文学比较)分属于两个基本上独立的文化系统，所以其实际接触影响还是有限的。《<赵氏孤儿>在欧洲》、《<娜拉>在中国》这样的题目被人写过多次，内容重复较多，即是明证。
中西比较文学施展身手的主要天地应在于平行研究，即无实际接触证据的比较。但是，也正是在这方面，它受到的怀疑最多，不少人认为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立性太强，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平行研究是生硬比附，强行相较，无益甚至有害。
然而，中西比较文学在萌芽期就是从平行研究开始的。早在我国新文学的酝酿时期，梁启超、苏曼殊、王国维等人就开始以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相较，或用西方文学理论说明中国文学。三、四十年代，朱自清、李广田、朱光潜、李健吾等前辈均在文学评论中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而钱钟书先生以《谈艺录》(一九三一年写成，一九三七年出版)，《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和《旧文四篇》(作于四十至六十年代)作了最持久也最卓有成效的努力；这种努力，在《管锥编》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过份强调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系统的独立性，认为中西比较文学即使有用用处也有限的意见，《管锥编》作了有说服力的回答。
在此书已出的四卷中，钱先生以札记的形式，对我国先秦以来的典籍作了广泛的研究，内容闳富，涉及哲学、史学、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修辞学等各个领域，但钱先生毕竟是文学家，四卷书中所引万余条例证大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拉丁及意德法西英美等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作品。札记这种形式，有人会觉得琐碎零星，不成系统，但这种文体有其特殊的灵活性，可长可短，可简可略，可作结可不作结，可避免其它方法所难免的道他人所已言。
在前四卷一千二百多个条目中，包括有中西文学互相参照比较的条目共二百多条。我们把这二百多条略事整理，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涉及中西文学实际影响的条目实际上只有六七条。在这问题上钱先生很谨慎，即使是西方著作认为是西方受中国影响的实例(如卷三1002—1004页达·芬奇谈“壁痕成画”遥合沈括一例)，钱先生也表示只能存疑。以钱先生阅读之广、记忆力之强，在中西文学交流的长期历史中，完全可多找出一些实际影响的例子，但钱先生宁愿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方面——平行研究方面。
首先，钱先生让我们看到中西文学暗合或“相映成趣”的地方之多，达到令人惊诧的程度，中西文学家们连形象语言都似乎相隔万里而互相抄袭。陶潜《闲情赋》“美目传言”的诗句与马利诺、奥维德、塔索等人十分相似(卷四，1222页)；《圣经》中著名的“泼水难收”之喻在从《左传》开始的中国文学中有二十多个相仿例子(卷一，246页)；“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形象在维吉尔、但丁、德国古民歌和邓南遮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卷一，124页)；济慈的自书墓志铭文意在元稹白居易的诗中即可读到(卷三，974页)；西方亦有“雁字”(卷四，1483页)，而中国也有“自恋狂”形象(卷二，752页)。
在对《太平广记》等书的笺注中，钱先生又告诉我们几十则中西文学中情节故事惊人相似的实例：安徒生的皇帝新衣故事早在北朝旧籍中就分明记载(卷二，681页)；《列子》的杞人忧天寓言在格列佛游记中重述；老哈姆雷特的鬼魂与袁枚笔下的鬼一样闻鸡而缩(卷三，1015页)；而《西厢记》中老夫人以“兄妹之礼”阻女婚事的故伎在英法文学中几度重演。
惊人地相同的还有写作手法：梅瑞迪斯也用过潘岳苏轼等人的地名映带法(卷四，1521页)；《红楼梦》黛玉病逝宝钗结婚同时进行的写法酷似《名利场》(卷一，68页)；荷马、塔索和狄更斯的间接摹状法与《左传》、《元秘史》手法略同(卷一，210页)；古希腊修辞学中的“丫叉句法”在《诗经》中就出现；如此之类，不一而足，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钱先生决不是停留于罗列相似之处，材料的相较在《管锥编》中只是一种手段。
钱先生用一连串令人拍案称绝的例子说明利用与西方文学作品的比较，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甚至纠正一些传统的肤浅或错误的看法。例如《齐风·鸡鸣》前人都解作当官者之妻警诫丈夫之语，而钱先生将它与莎士比亚名剧《罗米欧与朱丽叶》中著名的阳台告别场面作比较(卷一，112页)，并指出它和《郑风·女曰鸡鸣》一样，类似西欧中世纪的“黎明怨别”诗，都是“女催起而士尚恋枕衾”(卷一，104页)；《卫风·氓》“士之耽兮，犹可说兮；女之耽兮，不可说兮”，孔颖达以“辩解开脱”解之，钱先生引奥维德名篇和拜伦《唐璜》中敷陈斯达尔夫人语意的一段相较，指出它还有“宽解摆脱”之意(卷一，94页)，而且双意复合产生了无比丰富的表现力(卷二，589页)；《离骚》中诗人之自比，时男时女，令读者不知所从，钱先生指出十六世纪英国诗人斯宾塞在作品中由于特殊原因也有同样性别混乱情况(卷二，592页)；《九歌·东君》写日神出巡“灵之来兮蔽日”，自我矛盾，无法自圆。钱先生引《神曲》一例与郑玄注相较，指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比较文学的最早鼓吹者歌德等人就想象过全人类统一的世界文学，这个理想之实现为时尚远，但中西文学中既然有那么多相似现象，必有共同的规律贯穿其中。通过比较，发寻规律，从而在各民族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一般文学”，这不是不可能的。在不否定文化的民族特质前提下，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共同特点和人类社会的相同的发展过程为这种“一般文学”提供了基础。钱先生在《管锥编》中向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
例如，故事情节的相似往往可以推溯到一系列人类学理论上去。古埃及古希腊均有类似《庄子》的梦魂化蝶之说。《神曲》中亦有相类比喻(卷四，1425页)；《庄子·大宗师》有“梦为鱼而没于渊”之句，《太平广记》有薛伟化鱼故事，比卡夫卡《变形记》更为凄苦。从这些比较出发，钱先生指出，人类学研究证明初民都有离魂变态为各种动物的观念。中西大量文学作品都写到图画成而“模特儿”亡的故事(卷二，716—718页)，这也是初民共有的看法：形象之随身，正如灵魂之附体，象去魂亦走。人类早期社会相似的生活形态也在各民族精神上留下相似的痕迹。
而许多相同的文学技巧可以归结到人类共有的心理学特征。中西诗中大量以静写动以动写静的例子，可以用心理学上“同时反衬现象”加以说明(卷一，138页)；中西诗中大量跨官感比喻，似乎来自不同的宗教或神秘哲学，实际上共出于心理学的“通感”原理(卷二，483—484页)。早在“意识流”这心理学名词被用入文学之前，中西文学中早已经常把思想比成绵延不绝的水流(卷二，615—618页)。杜甫：“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李白：“寒山一带伤心碧”似乎只是修辞技巧，但钱先生引用大量中西文学作品中以悲哀下泪来形容音乐或诗句之美的例子，指出这是心理学上美感与痛苦相伴生的规律之反映。(卷三，48—950页)。
当然，文学作品中相似现象的出现，更多是取决于文学本身的特有规律，而这些规律应是中西相通的。在很多问题上，西方文学理论可以说明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文论也可以说明西方文学——虽然由于《管锥编》的体例，钱先生把重点放在前一方面。例如在举出中国文学中许多夸张虚写的例子后，钱先生引述了亚理士多德、薛得尼、布鲁诺、维柯和现代批评家理查兹等人的理论说明文学描写之“虚而非伪”(卷一，95—98页)；在历举了从楚辞到歌德《迷娘曲》中许多以景写情的例子后，钱先生把问题归结到黑格尔“以形而下示形而上”说和艾略特的“事物当对”说(卷二，629页)。
文学理论是文学实践之总结，既然中西文学实践有那么多相似点，理论也必有相通之处。但由于术语、概念和论述方法的巨大差异，如何使中西文论互相印证一直是文学理论界最头痛的问题。《管锥编》在这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注释陆机《文赋》的二十三个条目(卷三，1176—1206页)，其中一半引了西方文论作比较，例如以理查兹的“表意三角”来注“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以朗吉弩斯、席勒和凡尔仑的论述加深《文赋》中“思涉乐而方笑，方言哀而已叹”观点；以韩波等人的理论解陆机的灵感论等等。前四卷最长的单篇当推第四卷1353页至1365页五大段相续讨论谢赫“气韵”说的那节，举出许多西方文学理论家的类似看法作比较，使这个中国文论史上最难捉摸的问题得到相当清晰的解析。
美国汉学家李达三教授(John J.Deeney)最近指出：中西比较文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西方的批评方法是否能有效地应用于中国文学”，《管锥编》接受了这种挑战。实际上，一种外国文学理论，如果在中国文学的相应领域中无法应用，就不能责怪人们怀疑其正确性。长期以来我们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概念应用于中国古典文学，已经不自觉地进入了比较文学的领域。
然而《管锥编》在中西比较文学上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尚不在此，钱先生没有局限于就文谈文，而是深入到文学问题的哲学本质，在许多条目中指出了中西文学共同的哲理基础。钱先生以《说文通论》的“强弱相生，刚柔相形”与古希腊哲学的“一贯与万殊”对比，从而把“物一无文”置于哲学基础上(卷一，52页)。钱先生指出诗经中“哀”亦训爱的语意双关现象，可将《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引伸为“反者情之动”来解释，而这也就是歌德所说的“情感中自具的辩证法”(卷三，1058页)，因为“反”字本身的双训就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表现(卷二，446页)。《管锥编》开卷第一则“论易之三名”，就从具体的修辞现象中引出哲学的深思，这是一个富于象征的开场，预兆了全书哲理与文理的紧密结合。
平行比较的例证再多，仍可被视为有一定的偶然性，对于那些认为中西文学缺乏可比性的看法，深入到哲学原理的比较，应当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回答吧。钱钟书先生五十年来的学术生涯，贯穿了把中西文学汇合起来的努力，而在《管锥编》中取得了我国中西比较文学迄今为止的最大成绩。《管锥编》以雄辩的事实向我们宣示：中西比较文学不是一门仅供谈助或写小品文用的可有可无之物，而是一门对正确理解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对建立一个贯穿中西的有效的文学理论来说不可缺少的学科。
法国当代比较文学权威艾登堡最近说：“没读过《西游记》正象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这种人侈谈小说理论，可谓大胆。”这位学者很有眼光。的确，西方比较文学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渐渐失势，跨文化系统的比较越来越受到重视，三年一度的世界比较文学大会向来在欧洲召开，最近也离开欧洲；而近年来，西方的中国文学翻译工作渐渐把眼光投向中国古典文论，《文心雕龙》、《人间词话》等著作相继译成西语；而从六十年代后期以来，不少海外华人学者为中西比较文学推波助澜，形成了一个潮流，取得了不少成绩。中西比较文学之繁荣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吧。
艾略特有云：“比较和分析是批评家的主要工具。”这是人人同意的，因而，把这些工具的使用范围限制起来，恐怕总要吃亏。黑格尔就是一例，他认为汉语“不宜思辨”，不如德语词义中就有辩证关系(卷一，1页)，这就使大哲学家也落到被嘲笑的境地。如果黑格尔多少了解一点中西语言之异同，就不至于发此无知高论，“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钱先生对此事的这句评语，是否也可以用来劝一劝至今以怀疑的眼光看中西比较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平行研究的同志呢？
赵毅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