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人们从《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这一篇描写少年生活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一棵缀着几片新叶的文学新苗;短短的一年过去了,人们惊喜地看到,这株文学新苗迅速地拔节成长,已经变成一棵满绽新绿、饱含生机的小树。如果把青年作者群比喻成一片葱笼的小树林,那么,王安忆这棵小树,虽然还有些纤细,却以其秀出于林的枝条,引人注目了。
目前活跃在我国文坛上的青年作者群,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的希望。这个青年作者群,主要由两部份人组成:一部份是十年浩劫开始时正在念大学一、二年级或正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他们现在都已是三十五岁上下,严格地说,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青年了。他们的创作,是有相当的生活准备和文学准备的,所以一登文坛,便显出思想深沉、技巧相对成熟的特点,如成一、陈建功、中杰英、陈世旭,等等。另一部份人则更小一些,十年浩劫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红领巾,现在是二十五岁上下,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青年作者。这一层青年作者引人注目的还不多,但正在陆续崛起。他们对人生和文学的认识,也许不如前一部份人深沉,但他们更活跃、更多产、更带新锐之气,如孔捷生、贾平凹、叶辛、甘铁生。本文要详论的王安忆,当然应该归入后一部份青年作者群中。在这一群文学青年中,她是后起的一位,然而是非常有特点、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一位。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她也许不如孔捷生;在捕捉生活的情趣上,她也许不如贾平凹;在曲折故事的编织上,她也许不如叶辛;在笔法的凝炼简峭上,她也许不如甘铁生。然而,在对生活的思索和咀嚼上,她和她的这些文学伙伴们是一样认真的;而在对人物心理和生活哲理的体察和细腻表现上,她还有别人所不及的地方。她的小说,在坦诚而略带稚气、细致而时露灵秀的笔触中,为读者展示了她所亲历、所看取、所感受到的那一份人生。
象王安忆这样年纪的青年作者,大抵都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领略了他们的人生第一课的。因此,他们拿起笔来,很自然地要写出自己在这人生第一课中体味到的酸甜苦辣。但是,王安忆开始文学创作,却是以观察儿童和少年的生活为起点的。她的小说中,也只有《广阔天地的一角》、①《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②两篇是真正以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活为题材的。就是这两篇小说,也呈露出和别人的同类题材作品不同的格调和色彩。可见,她在取材和炼意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她对于人生,有自己独特的领会;她的笔,忠实于这种领会,忠实于自己的心。
十年浩劫在一代感觉锐敏的青年心中留下的烙印是深刻的。不少青年作者笔下发出的,多是悲怆愤激之音。这也是时代使然,不必大惊小怪。鲁迅说:“没有思索和悲哀,就不会有文学”。对当代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有一个感觉:那就是现在崛起的青年作者,他们思想的成熟(当然是相对的)和不羁,笔法的新颖和大胆,是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出现的青年作者所不及的。动荡、苦难的现实生活,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玉成了他们。创巨痛深,抚摸伤痕,发为悲歌,一时成了文学创作的时尚。深刻有力之作是不少的。但这种悲歌,其实是极难组织之作,倘无真切的哀痛、明晰的思理、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识力,就易流于浅露和编造。王安忆的小说,既然也是时代的产物,当然也不乏丑恶与苦难的阴影,但她似乎有意和文学时尚中的浮浅之风保持距离,唱出了自己的文学之歌:这是把人民的温煦、生活的美好、青春的光彩、高洁的情操交织在一起的希望之歌。这支歌并不是透明无尘、轻飘无力的,而是有着生活的复杂色彩和音律,颇有厚度的。王安忆对生活、对文学,都是诚实的。她的小说,没有任何文学的花头和虚招,都是实实在在的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诚诚恳恳的心灵倾诉。她让我们结识了一个叫雯雯的诚实的女孩子:她刚十六岁,却已经在广阔天地里上人生第一课了。这个雯雯是很有意思的,她多次出现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有时她也会换个名字,或叫小方,或叫桑桑,或者干脆就叫“她”,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她们身上认出雯雯的影子。这个稚嫩、善良、多思、善于憧憬、很有主见、有时也不无弱点的雯雯,是王安忆心爱的形象。她的命运之歌没有轩然大波,没有突兀的奇变,有的只是长长的一串日常生活的脚印:下乡、上调、求学、求职、恋爱、烦恼,……平淡,朴素,甚至有点细碎,但却逗人情思、耐人寻味。让我们来追踪一下雯雯留下的脚印吧!
在《广阔天地的一角》里,雯雯非常幼稚,非常诚实。上山下乡对于她,并不是命运的无情播弄,而是诚心诚意的劳动锻炼。“我多么需要锻炼呀,想想过去在家里,连手绢都要阿姨洗,真感到难为情”。这是雯雯写给妈妈的心里话。她还不善于识别生活中的美丑,真伪。她尊敬那个外表亲切的张主任,喜欢参加“积代会”时戴上的大红花。在朱敏哭泣的时候,她还为参加“积代会”感到幸福。她不会骗人,毫不掩盖地用《约翰·克利斯朵夫》鼓舞自己在农村奋斗。她认认真真地做人,对荆国庆的玩世不恭反感。当荆国庆说生活“反正都是这么骗来骗去”时,她毫不犹豫地说:“要是生活真是这样,我就离开。不过,生活根本没那么坏。”她纯洁,她爱世界,爱生活,充满美好的幻想。但是,阳台下树丛中那卑鄙的一幕,张主任设下的圈套,使她窥见了人生中丑恶和痛苦的一面。她觉得自己迅速地长大了,就好象不是十六岁,而是二十六岁了。但是,即使在经历了可恶的欺骗之后,她的生活信念仍然是乐观的。她说:“其实丑恶的不就是一个张主任,而更多更多的是美丽的青山绿水,善良的乡亲。”人们可能会感到这个小姑娘的想法过于简单,但她对生活中美和善的那一份信赖,却是应该赞美的。而这一点正是王安忆的文学之歌的主旋律。请看,在《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这一篇和高晓声的《系心带》同具意味的小说中,雯雯幻化成小方,结束了上山下乡的生活,就要“高高的、远远的、快快的”飞了。在离村时,她由于别人的提醒,才想起了自己根本没打算去告别的凤她大娘:这是一个头脑封建、说话罗嗦的大娘,然而是多么善良,多么富有同情心啊!王安忆用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她的形象,写出了她把小方当闺女看待的慈蔼、古板的心性。这位普通的农村大娘,使小方突然感到一种怀恋:“哦,那匆匆地去、匆匆地来,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被错过、被忽略、被敷衍。”这种不肯错过、忽略、敷衍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生活态度,其实也就是王安忆基本的创作态度。保持着对美和善的略带天真的信赖和追寻,这也许对更深刻地表现人生深处悲怆的东西、写出对人的灵魂有更强烈的冲击力的作品不很有利,然而却鲜明地表现出王安忆的创作个性和艺术勇气。是的,忠实于自己的阅历和年龄,忠实于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怀着一颗充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的心,不被时尚所左右,坚持写自己心中自然而然孕育着、思索着,并自然而然地流泻到笔尖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勇气。
为回到城里、踏上新的人生之路的雯雯们写心,是王安忆最为擅长的题材。其实,就是《广阔天地的一角》,其着重点也不是展示生活的无情的真相,而是探索雯雯和荆国庆这两个青年的心怎样应该相通却不能直接照面。她和他互相从对方身上汲取了自己缺乏的东西,朦胧地感到心中那爱情的潜流,却只隔着两列火车的车窗自诉心曲。而在《命运》、《当长笛Solo的时候》、《一个少女的烦恼》、《雨,沙沙沙》、《小院琐记》③这五篇小说中,雯雯和桑桑们爱情生活中的障碍、烦恼、追求、憧憬就有声有色地展开了。这些小说,或是带有沉思意味的乐章,或是满含愤激情绪的短曲,或是朴素动人的情歌,或是美妙动人的小夜曲,写的都是恋爱和婚姻中少女心理细微的颤动,却包含着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充满着追求纯洁、美满爱情的心愿,显得异常真挚,洋溢着人间气息。
爱情,这是一支古老而美好的歌。正因为很多人唱过了,所以要唱出新曲调是很不容易的。王安忆唱出的爱情之歌,尽管单纯了一些,但却既不俗滥,也不缥渺。这是循环在年轻躯体中的热血,充溢在人生树里的汁液,是植根于生活泥土中的鲜花,是抚慰、激励新时期的青年奋然前行的奏鸣曲。它也许不是响遏行云的绝唱,却是清新、自然、真挚、朴实的心声。而由于它不乏针对俗弊而发的针砭,在目前这样一个重建价值观念的新时期里,它更有着净化人们心灵的力量。
但是,爱情之歌,毕竟只是人生交响乐的一部分。王安忆是不满足于为雯雯、桑桑们写心的,她在努力探求着对社会的更深更广的概括。我们听到《命运》中的雯雯执拗地说着:“我保证,保证把力度上去,真的。”这好象也是王安忆对自己的文学事业的保证。《小院琐记》已经显示了她实现自己的保证的新的努力,而《苦果》和《新来的教练》是这种努力取得初步成功的证明。人们高兴地看到:王安忆小说创作的“力度”,开始上去了!
《小院琐记》在王安忆的小说中,是很值得注意之作。它除了提出婚姻爱情的主题之外,还有更深厚的生活容量。在一万多字的篇幅中,作者把五对青年夫妇的日常生活连同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描写出来,显示了她出色的叙事艺术。这种摹写日常琐事而没有统一故事情节的头绪纷繁之作,看似落笔平易,实则需要匠心经营。作者从容写来,让小院的生活,本色地流泻纸上,既有主干,又有旁支;既有人物冲突的大波,又有心灵颤动的微澜,而且处处见出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温情。她是多么关切小院中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的命运啊。他们的生活是艰辛的,贫穷的牢骚时闻院中,然而他们又是多么努力地为艺术事业尽着本份的努力啊!难道他们不该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吗?与他们的粗陋的物质生活相对照,黄健的奢华和特权以及影影绰绰地浮现的黄局长的形象,不是很发人深省吗!王安忆的小说艺术是有蕴含的,她完全让生活本身说话;她没有呼吁什么,然而我们都感觉到她描绘的生活本身在向我们呼吁一点什么。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深度。
《苦果》④触及了“文化大革命”前社会、学校、家庭教育中的一个隐患:成千上万象赵瑜那样善良、认真、负责的教师、家长在他们对学生的教育中,不知不觉地否定着、窒息着青年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养成他们盲从的习惯,结果自食苦果。程海瑞的皮带,儿子的冷漠,使赵瑜在准备自杀前的思索中“发现自己是错了,错就错在她没有给孩子们一双自己的眼睛和一个自己的脑袋”。这个问题不仅有总结历史教训的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它在王安忆的头脑中是经过一番酝酿的。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主题,在思想解放运动已有相当发展的现在,算不上特别新颖了。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王安忆对这个题材,仍有自己新的开掘。她通过赵瑜与程海瑞的冲突和纠葛,把一九五七年那一场风暴和一九六六年这一场风暴联系起来,从而使作品获得了一定的历史的深度。不过,虽然作者做了这些努力,我还是感到她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太直线化了。造成赵瑜的悲剧的,并不仅仅是她在教育学生的方法上的失误,而是有更为根本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多年来极左路线和现代迷信所造成的人人自危、个个箝口、社会主义民主精神萎缩的局面,以及潜在的封建教育的积习,才是赵瑜的悲剧的根本原因。苦果并不完全是她自己种下的啊!这一层似乎作者并没有想到。此外,艺术描写上伤于冗长,也削弱了作品本身的强列效果。
《新来的教练》⑤展开了目前社会改革的潮流中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全面的心理冲突,这个主题也是别的作者不难把握到的。但王安忆在处理这个主题时,却获得了新的突破。她以精细、传神的艺术描写,使谷中和郑玉华这两个艺术形象获得了相当的典型意义。在别人纷纷探索两代人的冲突和隔膜的时候,王安忆别开生面,描写了同代人之间的精神和心理鸿沟。不同的生活道路决定了谷中和郑玉华的不同性格。谷中有业务专长,打一手好球,却被分配去当音乐教师;郑玉华热爱学习,却因个子高、出身三代红被挑去打球。这是历史的误会。谷中反抗这种误会,他甚至不得不用走后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郑玉华苦恼于这种误会,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好在力不胜任的重压下因循度日。然而谷中冲破了郑玉华平静的生活节奏,他象一阵旋风,给排球队带来了活力。从外表上看,他似乎傲慢、粗暴,“没一句正正经经的道理”;实际上,他对祖国、事业、人生、爱情,都是严肃认真的。他是一个渴望改革也有力量改革的新人。这样的人,是在动乱的年代,在生活的底层中熬炼过来的。他的形象,使人们想起了《广阔天地的一角》中的荆国庆。他们都是“缺点中包含着优点,优点中却又包含着缺点”的青年。恶浊的社会风气,他们不能没有沾染,但他们内心并不是一个黑洞,而是一团青春烈火。荆国庆外表玩世不恭,内心无限痛苦,他最后不是终于接受了雯雯对世界的那一份善意、对生活的那一份信心么?这使他能往前走,一直走到真正的社会改革来临的时候,他就变成谷中了,他就变成最有冲击力量的改革者、实干家了。王安忆对生活中这一种新人显然是作了细心观察的。她笔下的谷中,是多么虎虎有生气,多么富于人的性格力量啊!如果不是把英雄看成满口豪言壮语、身上一尘不染的天神,那么,《新来的教练》就是一曲当代英雄的赞歌。我们的四化事业,是多需要这样的英雄啊!
在这篇小说中,更耐人寻味的人物,也许还不是谷中,而是郑玉华。这是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套中人”。她身上也许不乏优秀的品质,但生活的无情逻辑还是使她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这个形象是极左路线、封建意识、现代迷信结出的另一类型的“苦果”。作者对这个形象的处理,感情分寸极为准确。在表现她萎缩僵化的心理世界时,作者细腻的笔触使她的性格弱点纤毫毕现;但在表现她的善良、为公和内心苦恼时,作者又是充满爱护和温情的。我们似乎可以听到王安忆为这个人物发出的善意的叹息。她是多么希望郑玉华们能从套子中挣扎出来,跟上时代的步伐啊!
在读了《苦果》、《新来的教练》之后,我感到王安忆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点。她的作品,一般地说,不会有特别新锐的刺激力,不会给人以震动,然而却耐人咀嚼,细细读下去,就会感到它自有新意、自有激情、自有厚度。作品经得起读,是一个作家具有真正的艺术才能的最确凿的证据。王安忆的作品之所以耐读,其主要原因是她懂得避开作品的表面效果,努力从对生活的艺术感受中探寻那些能使作品获得内在力量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经过艺术提炼的生活细节和心理事实。她也编织故事,但她的故事是由无数闪耀着生活的自然光泽的生活细节和心理事实的珍珠连缀起来的。而且她的故事笼罩在一种浓郁的抒情气氛中。她极善于捕捉社会心理变迁潜流中的细浪,而这些细浪是由生活的大波震荡推衍而成的。她在描摹这些细浪时,又经常用敏锐的巧思来照耀它,使它闪出独特的光彩。
和这种思想特色相适应,王安忆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构思艺术。她很少用第一人称写作,但每一篇作品,都有第一人称写法的那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仔细捉摸了一下。原来,王安忆的小说往往是以主人公特定的情绪变化作为统驭艺术结构的中心点的。作者仿佛潜入了主人公的心中,用主人公的眼睛来观察,用主人公的心灵来感受,用主人公的头脑来思考,并且,使叙事人自身的观察、感受、思考和主人公的观察、感受、思考完全迭印在一起,难解难分。而构成全篇主干的故事情节、生活场面、生动细节则巧妙地穿插在主人公情绪的变化和流动之中。这似乎也有点“意识流”技巧的影子,但由于织入的故事情节、生活场面、生动细节是清晰精细、秩然有序的工笔画,因而令人不觉其“洋”而已。比如《雨,沙沙沙》以雯雯在雨中行走、期待的特定情绪变化为统驭,自然地织入了那些困恼、牵惹着她的情绪的生活事件;《苦果》以赵瑜准备自杀时的特定心境为统驭,把她和程海瑞、和儿子明明的关系引发出来、勾连起来。而《命运》和《新来的教练》,结构方式又有变化:这里有生活场景的现实的推移(不是主人公思绪中的推移)为结构主干,但这种推移,也始终置于主人公(雯雯和郑玉华)思绪变化的光束照射之下,因而心理抒写的氛围仍然笼罩全篇。
以上,把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考察了一下,我实在为这位才情洋溢的青年作家的丰收感到高兴。当然,对于王安忆的创作来说,题材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思想还有待深化,文笔在保持细腻的同时要防止细碎冗长,文思在平易晓畅中不妨多一点跌宕摇曳;类似的要求人们还可以提出很多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她已经走上了一条坚实的创作道路,那就是:忠实于自己对人生独特的观察和感受,保持着对世界、对未来的热爱和信心。在这条创作道路上,王安忆唱出的文学之歌是那样真挚、自然,越来越响亮,正如《命运》中描写的乐章一样——
“大管和黑管奏出进行曲风味的乐句,各声部先后不断地加入进来,乐曲发展壮大了,乐曲充满了希望和慰安”。
更加繁富的声部、更加辉煌的乐章大约还在后头,我们期待着。
1980,12.26
① 见《收获》一九八○年第四期。
② 见《人民文学》一九八○年第六期,该文是作为散文发表的,但我觉得仍可算做小说。
③ 分别见《新港》一九八○年第七期;《青春》一九八○年第十一期;《青年一代》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北京文艺》一九八○年第六期;《小说季刊》一九八○年第三期。
④ 见《十月》一九八○年第六期。
⑤ 见《收获》一九八○年第六期。
曾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