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他已官居两广总督。我们现在要说的，正是那一年九月初九日他发出的下面这样一个电报：
“谦守沃电，一千六百余字，费一百六十余元；刘令虞电，三百五十字，费三十六元。尽是闲话虚字。由梧至省，系商局，计字给费，官报亦然。该守、令殊欠明白！应严饬：以后闲字痛删，结尾书‘某某禀’，勿用‘卑府’、‘卑职’等字，余类推。督署。庚。”
这个电报是发给琼州府知府谦贵(“谦守”)和琼山县知县刘思敏(“刘令”)的。谦的来电是九月初二日，刘的来电是九月初七日。电文中沃、虞、庚三个字，是用韵目分别代替初二、初七和初八三个日子。那时候电报局分官办和商办两类。官办的对公事电报有减、免费的规定；有些地方只设商办局，公事电报就一律按字计费。从上面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从梧州发到广州的电报，大约每字收费一角。
一八八六年，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善后事务一大堆，文书频繁。张之洞百忙中发这样一个电报，仿佛是一闲笔，其实不然，时间紧，工作忙，更应该开门见山，言简意赅。怎容得套语闲文，浪费笔墨！
谦贵来电，是报告办理“劝捐助饷”的情形。琼州没有巨商大贾，省里却指令派捐二十四万两银子助饷，实在难办。除非当“捐户违抗”不肯遵派之时，“拿案押缴，事方有济”(谦贵来电中语)。但一个知府对总督的命令怎敢辩驳，只好绕着弯子说：上一年也曾“传集绅富，劝捐海防经费”，结果如何如何，委婉曲折地表白不能大额勒派的意思。可见批评谦贵的电文罗嗦，其实不大公道。孔夫子早就说过：“修辞立其诚。”如果事理本不正大，却又不能开诚布公地讨论，光在字句上琢磨推敲，做得出什么好文章！
然而张之洞这个电报主张的：第一，办公事应想到节省经费；第二，“闲字痛删”，实话实说；第三，对上级不用“大人”、“卑职”不离口；——他本人能否做到，那是题外之义，却总要算是堂堂正正之论，值得赞同的。
应该痛删的闲字，具体说来，无非是穿靴戴帽的套话，大而无当的空话，不切实际的废话。要纠正这种文风，从根本上说来，是要树立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这在张之洞当时，当然是无从谈起的。
张之洞死于宣统元年(一九○九年)。他的旧日幕僚许同莘于其死后，编刊了包括他的电稿在内的遗集，又编写了《张文襄公年谱》十卷。在这部年谱卷五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时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奉调接署两江总督期间的一件事。
那年七月间，张之洞先后发了三个电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代奏关于中日和约、关于厘金办法、关于芦汉铁路问题等三件事。结果，竟碰了皇上的钉子——“奉旨：张之洞近来电奏，辞多繁冗；嗣后如有陈奏，非数百字可尽者，即具折以闻。”
在这段记事的下面，有一节双行夹注说：“九月，翁文恭以公三旬电奏不至，嘱文渊阁学士传语：务照常电奏，并陈明字数难少之故。”这就是说，张之洞“奉旨”以后，赌气一个月不向中央发电报。由于他的名位隆重，居于中枢的翁同<SPS=2323>不得不迁就，只好让内阁向他打招呼。
吴晗同志写过一篇《反对繁文》的文章，说朱元璋曾因茹太素上书言事，写得太罗唆，把他打了一顿。光绪和张之洞并没有发脾气打人，也算得一点进步。但他们主要着眼于电报费用，以致反对“繁文”就不那么有力。光绪只要张之洞将“繁冗”的电文改写成奏折邮递，这已经颇为可笑；而张之洞对别人和对自己用了两种标准，一经揭穿，未免出乖露丑。
我们可以确信，许同莘编写张之洞年谱，必定旨在显扬，决无要他的谱主出乖露丑之意。那么，他写了这一节是要显扬什么呢？我看，这是为来显扬两江总督的特权和威风，表明即使当朝宰相，也必须假以辞色。
当张之洞“奉旨”以后，顶住三旬，不发电奏之时，他是不是忘掉了九年以前他曾亲笔拟稿批评过他的属下，严饬他们要“闲字痛删”？或者经过九年，他已经改变了对于文字繁简的看法？当然都不是。有人曾经这么说过：“照老爷们对他们仆人所要求的德性，世间有多少主人配得上当听差的”！张之洞发出训诫谦守、刘令的电报，决不是为来约束自己。对于不同身分的人，即使电报长短，文辞繁简，都是有不同标准的。
但我们还是感谢许同莘这么一笔记载，使我们容易地检到一个有关封建特权的小小例子。而此种俯拾即是的事例，确曾潜移默化地腐蚀过我们民族的灵魂，直至今日，它依旧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打扫清除的目标。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