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星草》是一部历史小说。按照我的理解,历史小说反映历史生活,应当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并且反映出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我在大量搜集、研究了有关捻军的史料以后,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即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因此,《星星草》基本上是依据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写成的。小说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曹州大战、济宁火并、击败曾国藩、许州分军、永隆河之战、灞桥十里坡之战,以至东、西捻的先后覆灭,在史书史料上都有据可查。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如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僧格林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的性格和事迹,也都各有出处,各有所本。我想,一部以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为主的作品,恐怕首先要在历史上能站得住脚才好。
但是,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艺术创作。因此,又必须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进行大胆地剪裁、熔冶、概括、集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要进行艺术虚构。《星星草》里,除了一些具体的描绘、叙述是从史料中联想生发出来的以外,有的重要情节也是虚构的。曾国藩、李鸿章游沧浪亭、微服察访凤凰街就是一例。史料上没有这件事。但是,根据曾国藩、李鸿章当时的情况和各种材料,我认为虚构这两节是表现历史生活所必须的,也是历史生活所允许的。其中,曾国藩、李鸿章及淮军诸将的性格、思想、人生哲学、军事政治才能和私生活等等,都不是凭空臆想而是于史有据的。象曾国藩,我是把他的家书、信札和许多有关材料加以浓缩和提炼,才形成这样一个形象。可以说,我的虚构,只不过是为历史人物安排了一个活动的特殊方式和特定场景,而活动的内容,包括每一个人所想、所说、所做的,仍属于他们自己。这个活动方式和场景,也是驻节南京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和驻节苏州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在历史上多次实际发生过的。换句话说,这些文学虚构不必拘泥于史实,但是又必须以史实为后盾。我以为这样,或许可以使读者不感到那么“假”,可以符合那些历史人物的实际情况,可以写出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的特点。
写捻军最终失败,是个比写胜利难得多的事情。从纷繁的史料中,史学家可以总结出捻军的失败有多少条原因,并指出这是农民义军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但是,从历史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却是“就粮”问题。东捻因此在山东覆灭,西捻最后也重蹈覆辙。我曾经想过,为了把捻军的失败写得更加雄壮、豪迈,是否可以虚构一些更加壮丽、动人的情节呢?这样,文学效果可能更好。但我最后还是没有那么做。我觉得老老实实地围绕“就粮”来写他们的失败,这样的艺术构思,才符合捻军的历史真实。
如果可以打个比方,我想,历史小说的骨架经络应当是史实,血肉自然由虚构来填充丰满。有人说,正统的中国古典历史小说的传统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如果这个说法是科学的、可以成立的话,我觉得,从愿望上讲,我是希望继承这个传统的。我现在检查起来,《星星草》中的许多败笔,恐怕都是与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有关的。
二、捻军起义,是我国十九世纪中叶长达十八年、纵横九省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革命。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捻军作为当时农民革命的主要力量,继续坚持战斗,给了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为了适应和反映捻军这样长时间的、在广大地域内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为了比较深入地揭露清朝反动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对农民革命所进行的残酷镇压;为了描绘十九世纪中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阔的历史生活,在全书的结构上,我试图采取多线布局、复式发展的方法。
《星星草》,正如青年读者所说的,是写捻、清双方打仗的,因此,捻军和清军之间激烈的武装冲突是小说的主线。为了把武装冲突写得集中一些、紧凑一些,我从捻军十八年斗争史里撷取了最后的四年;为了更好地体现主题,讴歌和刻画历史上的人民英雄,我选择了捻军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复归于失败的艰难历程。而所有情节的发展变化,都是围绕主线进行编排的。主线的展开,一般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幕前的,实写,正面描绘捻、清双方的武装冲突;一种是幕后的,虚写,侧面进行描绘。在主线展开的节奏上,也力求有些变化。我想这样改变一点写法,或许可以使读者不觉得那么单调。
副线的铺设,是我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作为读者,每当读到外国或中国那些结构庞大而严谨的宏篇巨制时,我都感到副线铺写的成功,是它们整部小说成功的重要环节。在《星星草》里,我试图学习这些长处,做了一点努力。
在我的构思中,《星星草》的副线有两条,一条是捻军内部的矛盾冲突线,一条是清军内部的矛盾冲突线。由于整部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规定和需要,在上卷,捻军的副线铺而未开,多处埋下伏笔;而清军的副线,则头绪较多地得以表现。在这里,我想表现清朝廷同汉族军阀的矛盾;平捻主力军同地方军以至民团的矛盾;清军同老百姓的矛盾;湘、淮两系之间的矛盾,等等。到了下卷,清军副线上的矛盾冲突依旧,而捻军的副线却不断展开。我想,这样才好把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农民义军内部的斗争,清方官场的明争暗斗和战场上捻、清双方武装冲突的胜负变化,有表有里地从各个侧面展现出来,才好使捻军最终走向失败的规律性显示出来。
我不懂文艺理论,我根据自己多年所从事的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某些规律,在《星星草》的结构上,增加了一条自称为“辅助线”的线路。这就是青年书生李如秀、名妓郑玉莺、江洋大盗卢腾海的命运和遭遇。这条线上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它是为了辅助小说的主线和副线的展开而设置的。老实说,这部小说如果摒除了这条线,是完全可以写下去、完全可以读下去的。李如秀、郑玉莺、卢腾海的命运和遭遇,可以自成一体,几乎能够单独成篇。但是,有了这条结构线的辅助、映衬和织补,我觉得可以增强小说反映当时历史生活的力度、深度和立体感,可以增加社会民情风俗画面的层次和色彩。捻、清对垒的双方除了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之外,平时彼此无法会面或渗透,而有了这条辅线,我就能够把这条线上的人物不时地编织进捻军和清军中去,以便更好地体现主题,使结构的经纬更加绵密,使主线和副线的难尽之处得以缀补,作品似乎因而更有生气了。
“辅助线”一说,未必可以成立;小说的实际处理,也未必成功。但我的想法是这样。
三、费力最大的,莫过于书中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历史小说里的历史人物形象,应当基本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凡出身、经历、性格、气质、好恶,甚至相貌、体形,都应该有历史依据,并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典型化。 历史上的赖文光,是个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人,在太平天国后期,是捻军勋劳卓著的统帅之一。一八六八年他伤重被俘于扬州,就义前留下了一份“自述”,表现了他一生尽忠革命、凛然崛强、慷慨从容的气节和性格特征。在《星星草》里,我就想把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近代农民革命政治家的形象描写出来。书中写到赖文光的重要经历,基本都是史实;扬州就义一节,赖文光的公堂对答,尽量采用了“自述”中的原文。这样写,是否可以较少地脱离历史的实际,比较真实可信呢?
张宗禹的艺术形象有所不同。这是把历史上的张宗禹和张禹爵两个人综合在一起塑造出来的。史料记载中的张宗禹,是个“博览群书”、“沉静好谋”的人物,“婉和寡言,俨若静女,处事果断,遇敌英发”。他的绰号叫“小阎王”。李鸿章曾经将他比做刘邦。张禹爵,则是英勇善战、“秀美而武”的青年将军。在张宗禹的艺术形象里,我想着意刻画他决心按照《资政新篇》的纲领,为创立一个美好、强盛、公平合理的新天国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当时中国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我希望通过这个形象,能够体现那个时代的特征,体现十九世纪中国革命试图超出农业小生产的狭窄眼界而追求近代资本主义理想的历史潮流。这,或许是我国近代的农民革命英雄同古代农民革命英雄的不同之处吧。
张宗禹的爱情生活贯穿于全书,这自然是虚构的,是一种尝试和探索,除了想让张宗禹的形象有血有肉、“食人间烟火”之外,也想歌颂那种在共同理想的鼓舞下产生、在艰苦战斗中建立、在生死抉择的关头完成的崇高而纯洁的爱情,并由此表现中国近代革命妇女侠骨柔肠、忠贞不渝的精神风貌。
赖文光、张宗禹这些捻军史上的英雄,起自于民间,但不是那种绿林豪杰式的草莽英雄。他们有渊博的文化教养,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因此在塑造他们的形象时,我有意识地强调了这一特点,甚至把他们当作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化身来抒写。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清军将帅们,也是本着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原则塑造的,不妄加排贬。以曾国藩的艺术形象为例,我想尽力使他与历史人物本身形神兼似。我想,有些历史人物之所以反动,并不都是因为个人品质恶劣,更不会都是外形丑陋、猥琐不堪的。他们是因为代表着反动阶级,逆社会历史潮流而动,才历史地处于反动的地位。从形似的角度讲,不少史书称曾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器宇凝重,体态修硕”,我就据此描写了他的外貌;史书中记载了许多表现他才能、坚忍、学识渊博和老谋深算的材料,《星星草》也没有忌讳这些。从神似的角度讲,对于这样一个既是刽子手,又是封建道学大师的曾国藩,我想抓住他为人处世的特点和要害——“伪”和“权变”,通过种种细节描写,揭示出他的本质,表现出他极其复杂的思想性格特征。
其他的历史人物,如僧格林沁、陈国瑞、刘铭传、潘鼎新、鲍超等人,我也希望依据历史资料提供的线索,把他们塑造成具有不同个性的比较复杂的人。
关于正、反面人物的关系,我觉得这种看法有道理:武松打虎,因为打的是老虎,所以武松是英雄;如果打的是猫,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在处理历史小说和历史人物形象时,又何尝不是如此?
认真地说,我的一些片断想法,是朦胧的和不成熟的。写作《星星草》时,我主要是被逆境、被不公所激愤而起的,理论问题想得不多。《星星草》是我心灵中要献给昨天和今天的人民英雄的花环,尽管这个花环制作得是如此粗朴简陋。我要赞美、要歌颂的,是星星草那样极普通的生生不息于山野之间、遍地皆是的人民英雄,而不是救世主。而且,我所写的只是失败的英雄和英雄的失败,写的只是他们在艰难境遇中的奋斗和精神。我以为,文学应当使人向上,应当激励人们挞伐假、恶、丑,鼓舞人们实现灵魂和操行的真、善、美,应当把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最美好、最高尚的东西挖掘出来,奉献给人民和世界文明。《星星草》如果能够做到其中的万一,我也就十分高兴了。
(《星星草》上卷,凌力著,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年四月第一版,1.35元)
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