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诗集,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它怀着兴奋却又有些怯生的感情,诞生在一片废墟的晨光之中,如今算来整整三十个年头了。
在祖国艰辛成长的三十年里,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写诗。一九六三年初,在我出版了第十本诗集之后,曾应作家出版社之约,编印过一个选本《红柳集》;如今,转眼已过去十七年了。在这惊涛骇浪的十七年间,除一九六四年出版过一本《献给火的年代》外,不久就是一场空前浩劫,在林彪、“四人帮”疯狂肆虐的情况下,被迫多年辍笔;直到一九七二年后,才又重新写作,自然那时所写的东西,也只能是自生自灭。一九七六年丙辰清明,我们的诗歌从天安门广场战斗回来不久,“四人帮”终被粉碎,一场恶梦才算过去。这之后,我才有可能真正舒畅地放声高歌了。这些年,我先后又出版了八本诗集,连同以前所出的,则共为二十册。这些书,记录了我的成长,记录了我的苦难祖国的成长,以及我们人民的斗争和我所看到的新世界。现在编的这个选集,基本上就是从这二十本诗集中选出的。
当然,建国后三十多年间,还有一些诗虽已发表,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收入诗集,只好散存;也有些则是写出之后,没有外寄,零篇散页;搁置下来,经过十年动乱,散失了不少,此次编这本选集时,检读残稿,便也收入了个别属于这类情况的短章;此外,最近一些大专院校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和熟识的老友,又为我搜寻到解放前发表在《文学杂志》、《中国新诗》、《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处的部分旧作,这些早期诗作,恐读过的人已经不多,此次依照他们的建议,也从中选出十几首编为第一辑,目的是愿能多少有助于读者对我在学习写诗时的起步状况和对文艺的追求,稍有了解;对自己来说,则也有一点愿作为历史记录留念的意思。
在目次上,均依内容分类,共编十辑,各辑中的诗,则是以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排列的。
二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我诞生在祖国东北的一座小城——锦州。父亲是铁路职工。在从天津到沈阳的铁路沿线,他多次调动工作,我们的家便随着他在一个个荒僻的三等小站迁移。小站口上寂寞守望的号志灯,孤零零地抛在旷野的简陋月台和火柴盒般的铁路工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幼年的记忆里,充满蒸汽机车的喷汽声和车轮辗动铁轨的单调的轰响。
我七岁时,由于小站没有学校,便被送到河北省丰润县的农村去读小学。那时,我才知道,这里便是我的故乡。凋敝的村庄,塌圮的土墙,低矮的被炊烟熏黑的茅屋,世世代代居住着我的贫穷的家族和乡亲。他们一年到头总是穿着破衣烂衫,吃的是秕糠甚至野菜,晚上点的是油盏。他们年复一年地在地里艰辛的劳动,却仍然得不到温饱。
我的祖母和姐姐,带着我在这里的农村小学读书和劳动,我开始认识生活和世界。
我大睁着好奇的眼睛,第一次看见了许多从未见过的事物,发现许多不理解的问题,但是没有人给我正确的解答。
一直到今天,不时跃动在我记忆里的,仍然是故乡村头地主家大红门前的上马石,高院墙中凶恶的狗叫,小庙台阶上饿死的人的枯槁的头发,以及当年和我一起拾柴的瘦骨嶙峋的小伙伴。我经常想起那时曾无数次走过的村边的田野,和地头上生满野草的水沟——我曾在那里提着小桶捉过小鱼和青蛙。
我十岁时,父亲调到天津车站工作,我象带着一串没有钥匙的铁锁,带着许多未获解答的问题到天津去读书。这是一座大城,这里有高楼大厦、工厂码头,有叮叮当当的电车和人力车,有一座商店接着一座商店的街道,有外国的租界地和失业工人的饥饿的眼睛,有反抗和呼号……
第二年,一个闷热的夏夜,枪声惊醒了我,芦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天津。我们的在车站边的家和学校被炸毁。我们失去了仅有的一个铜板又一个铜板积蓄的衣物。
从此我们便失去了祖国。
之后,我便不得不离开天津回到离故乡较近的小城市唐山去,在那里勉强读完小学和初中。
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祖国土地上,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唤起我强烈的革命要求,我渴望自己赶快长大,好早日投入恢复民族尊严、改变祖国命运的斗争。
苦难的农村,萧条的城市,阶级压迫,民族苦难,这一切喂养了我小小的生命。冷酷的生活迫使我思索更多的问题。我想从书籍中寻找答案,于是,我便从中学的小图书馆里借到一些社会的、历史的、但更多的却是文学方面的书籍,用课余时间拚命地读。尽管许多问题仍然未获解答,但这些书却开阔了我的视野。我非常喜欢书籍,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每本书都象一面窗子打开在我的面前,它们告诉我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大自然何等美丽,而生活在它的怀抱里的它的真正的主人——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籍的淳朴的劳动人民,却在怎样艰难的境遇里挣扎着生活,又怎样在劳动中、在反抗中、在冻馁中死去。
这一切,迫使我严肃地思索着祖国的命运和未来,也迫使我认真地寻求那些表达自己思想、认识的方法。
一九四三年,在中学读书时我便开始学写小说和散文,也写诗歌,抒发我的感受,记录我的思想和我所经历的苦难生活。当时,我所写的作品,较多的流露了在那一屈辱年代里产生的忧郁、悲愤的感情和对苦难现实的控诉。
一九四四年流浪到天津。第二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这一年秋天,抗日战争的胜利,顿时在我心中燃起了熊熊的希望之火,但,很快,人们眼里的欢乐又被国民党当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硝烟淹没了。
在大学期间,我有条件读到了更多的书籍——中外古代的文学遗产、十九世纪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国五四时期的作品,特别是能从同学手中悄悄地找到一些苏联当代的革命文学和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我怀着新的感情读着它们。我特别喜爱那些为正义、,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战的人们的故事,那些充满革命豪情的英雄人物,他们不屈的精神,他们美丽的心灵,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光辉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大学里,我得以接触到党的地下组织,使我有可能读到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一些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书籍、报纸。
马列主义的科学指导了我对世界的认识,提高了我的觉悟,回答了我许多不解的问题,使我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逐渐地坚强深刻起来。
那时,我在课余写了许多诗拿给教我的教授和周围的同学们看,其中有些被他们拿走发表在报纸的文艺副页和一些文学期刊上。记得那时不少刊物常常是未出几期就被迫停刊。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大学时的那一段峥嵘岁月。那时,我是在一边读书、一边在学生运动的激流中度过的——我们组织社团活动,我们秘密印发传单;为生活所迫,我也曾利用课余时间教小学和作图书管理工作——在整个大学生活期间,最初是怀着政治上的苦闷、精神上的压抑在<SPS=0362>徨和思考,后来则变成了积极的反抗和对革命的追求。
我所写的反映当时我的思想感情的作品,有不少在全国解放后还一直保存着,可惜在十年浩劫的灾难中,这些文稿全部散失了。
我生长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年代——经历了我们伟大民族黎明前黑暗的痛苦,也亲身迎接了祖国壮丽的日出。直到大学毕业前夕,北京终于获得了解放。
北京刚一解放,我就和一批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一起参军南下,在部队里作新闻采访工作。我们从北方昼夜兼程,直到扬子江边;解放武汉之后,我又和部队一起跨鄂赣,越五岭,直指广州。
我们是在漫天暴雨的追击途中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的,当时那种自豪的狂欢情景,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广州解放之后,我又去参加了进军广西的一些战斗,直到祖国大陆全部解放,接着又去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的战斗准备。
一年半紧张的战斗生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烈日下的行军,暴雨中的追击,星晨暗夜,炮火纷飞,斗争的艰苦,战友的牺牲,在我内心引起极大的震动。我的第一本诗集《野战诗集》(一九五一年出版)就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
全国大陆刚刚解放,鸭绿江边又传来了炮声。一九五○年冬天,我被调到解放军总部工作不久,便又到朝鲜战场去工作和采访,这是全然不同于国内战争的一场新的战争。在汉江北岸,在朝鲜山麓,在纷飞的大雪和燃烧的火光下,在掩蔽部摇曳的烛光里,我记下了强烈的感受。之后,在战争进行中和停战之后,我又曾两次入朝。我是怀着无论如何要把我们志愿军战士在国外作战的真实情景报告给关心他们的祖国亲人的心情写这些诗的。这就是后来整理出版的我的第二本诗集《战场上的节日》(一九五二年出版)。
那时,在我的信念里,战斗和创作是我最高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尽管我的水平多么有限。
就这样,三十年来,我先是作新闻工作,后是作行政工作,以后又从事编辑工作直到今天;写作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
三十年来,我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我和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祖国一起成长起来。
三十年来,在工作和创作实践中,我学习着观察生活、研究生活和分析生活,并养成了随手记录生活和对诗的思考、追求的习惯。英雄的战士和质朴的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和他们创造的豪迈业绩,激起我强烈的创作冲动,给了我不可抑制的歌唱的感情。
为建设祖国,我曾一块砖、一块砖的给它重量和高度,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在北方的田野种植小树,也曾在那干旱的大平原上,参加过挖掘湖泊,修建水库;在万点灯火和飞溅的焊花中,我访问过黄河大坝的喧腾工地;在苍茫夕照里,登上信号台俯瞰烟笼雾罩的繁忙的海港;曾经冒着狂风和横飞的大雪,在荒山野谷采访那新建的被团团蒸汽紧裹的巨大的工厂……
为了保卫我们用血汗建设起来的祖国,一九五五年,我曾怀着对革命先辈无限敬仰的心情,沿红军长征的脚印,作了为期半年的访问;之后便是一个政治运动又一个政治运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年,两次下放到海防部队当兵,十年浩劫中,我又被下放到部队基层去工作……
多年来,我到过黑龙江的吴八老岛,和守卫在那里的英雄战友们一起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峡谷,乃堆拉山口的冷雨打湿过我的军衣;在滔滔南海的西沙,台风过后,和战友一起巡逻渺无人烟的礁岛;又曾在滇南边境,用红河水濯洗我积满硝烟尘土的绑腿和背囊……
部队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但却也使我越发深刻地发现了战士美好的思想感情和他们心灵的隐秘。
三十年,对于历史,是多么短暂的一瞬,而对于我,却度过了整个生命的青春。
三十年,我们的党、人民和祖国,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巨大的痛苦和战斗的艰辛。
我觉得在这样火炽的年代,在这样英雄的战士和人民面前,我们不能有丝毫怯懦和冷漠。我最大限度地使用自己的全部感官,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专注地倾听着和感受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把触角须根般的伸向生活的最底层和人们心灵的最深处,许多动人的景象,许多感人的事物,许多悲愤和欢乐,许多焦虑和痛楚,促使我用笔来记录它们——于是当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倾洒鲜血的时候,我的诗便和掩体上的野草一起生长;当我们人民的汗滴在工地上的那些石块、那些木料、那些钢板上的时候,我的诗便在那里结晶、闪光……
如今想起这些,心头便涌起一种十分强烈、十分复杂的感情。特别是当我想到我们人民命运的时候,便不能不想起林彪、“四人帮”为我们民族带来的巨大的灾难。是光明定将战胜黑暗的坚强信念,支持我们度过了这段野蛮、血腥的岁月。
今天,经过无数次虐杀和磨难考验的我们的人民,精神是变得更坚强、感情更深沉、内心世界是更加深刻、更加丰富了。
他们在灾难和痛苦中迅速地成长起来。
他们更加懂得了自己的力量,也懂得了诗的力量。
我常想,历史和生活是多么严峻,又是多么不容歪曲和不可取代!
如今,环顾四周,回忆起那些逐渐远去的岁月,便不禁引起我许多怀想。三十年,我把自己所经历的生活的主题——历史的主题,作为我的诗歌的主题记录下来,辑成了我先后陆续出版的那些小书,除了前面提到的两册最早的诗集之外,《天安门上的红灯》(一九五四)、《早晨》(一九五七)、《时代纪事》(一九五九)、《寄自海防前线的诗》(一九五九)、《静静的哨所》(一九六三)、《花的原野》(一九六三)、《枣林村集》(一九七二)、《红花满山》(一九七三)、《北疆红似火》(一九七五)、《在燃烧的战场》(一九八○)等是我在斗争中的认识和发现,是我们的战士和人民的战斗生活的回声。我热爱生活,热爱我们的人民和战士,热爱他们的刚毅果敢,热爱他们心灵的美和生活中自然的美,这些诗,便表达了我这种感情和信念。《难忘的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则是受到这一年伟大景象的震撼写出来的,那景象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最庄严、最动人、最壮丽的场面,它和长诗《颂歌》(一九六一)以及《进军集》(一九七六)、《早春》(一九七九)等,是四本政治抒情诗集;而《友谊的花束》(一九五五)、《献给火的年代》(一九六四)和《站起来的人民》(一九七六)则表现了我对发生在我们时代、我们身边的某些重大国际政治生活事件的看法;这种题材的诗,是在我一九五四年访问东欧几个国家之后开始写起的。因为我认识到诗人的职责,他必须走向世界,他必须倾听人间每个角落发出的声音,并且应该对每一重大事件表示自己肯定的或否定的意见;因为扫除整个旧的生活制度、建立新世界,是全体人类共同的事业。
我觉得一个诗人的任务就是一个战士的任务。诗人的声音应该是时代的声音。
三
不同的诗人是通过不同的道路进入诗歌领域的,他们的写作方法不同,所经历的创作过程也不同。
在我整个的写作经历中,我走过一条曲折的探索的道路。可以说,直到今天,对写诗,我仍然是在进行学习和尝试。对于我,每一天都是新的起步和开始。
我想,细心的读者从我过去出版的每一本书中,或者都会看出这一点。现在所编的这个选本,我也有意识地尽量保留了自己创作的发展、风格的形成和我成长的道路的印迹。
既然诗是属于感情领域、美学范畴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因此我认为诗人对人的感情世界,应该比任何人都更理解、更熟悉。诗人的职责就是通过他和他的积极的感情力量,帮助人们建设新世界和新生活,使人们生活得更加纯洁而健康。
可不可以说,诗是精神美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诗人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创造人的精神美的一种崇高的劳动。那么让我们深刻认识美的教育作用、力量和价值,让我们在所生活的活跃的社会中,积极地发现那些美好的事物,并把它以生动的美的形象表现出来吧——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需要诗就是需要美。
我认为,诗的最高规范是生活。作品就是对生活的一种解释——一种称赞或一种批判。诗应该真实地、本质地、深刻地反映生活;代表人民的意志,表现人民的愿望,传达人民的呼声。不了解人民和生活,便不会有诗歌。
诗人对生活哲理的发现和对知识的探求是没有止境的。
我认为,诗人的党性和作品中生活的真实性应该是统一的,它们是需要统一、而且可以统一的。我们当然应该大大地歌颂生活中的光明面,同时也要在正确的立场、观点指导下,勇敢地、准确地批判和鞭挞那些落后、腐朽的事物。歌颂和暴露从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我认为,诗人不是行政机关里的文书员,他应该象一个勘探员或侦察兵,他不是抄写,不是复述,而是发现。
我认为,诗人必须学会用新鲜的、生动的充满感情的形象来表达对时代、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看法;他必须懂得用形象表现思想和观念;这就是说,他必须用形象认识现实,并在形象中再现生活。诗人是通过形象创造世界的。
我认为,一个诗人应该有高度的艺术感觉,语言的感觉——不是随意拾取生活中自然形态的语言,而是必须刻意追求加工提炼的语言,努力寻找那唯一准确的单纯的语言——有生命力的语言。
我认为,诗人应该深刻研究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他越懂得文艺科学,他所写的东西便越能成为艺术——不倦地寻找新的表现手段和新的表现方法,以创造具有自己艺术风格和特色的、既有教育意义又有美学价值的高质量的诗歌。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依据自己对诗的这些认识指导写作。我把诗看成是我的第二个祖国。
回顾过去我的创作经历和成长道路,深感自己进步之缓慢。在如此激烈、复杂、漫长的斗争中,尽管我鄙视趋炎附势,决不向恶势力低头投靠;尽管我对我所表现的我们的人民和战士,始终是怀着极大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我对他们是诚实的,感情是真挚的;在艺术面前,也是不敢懒惰的;但另一方面,在我们多灾的党和多难的祖国面前,我仍然只能算是一个不成熟的革命者和诗歌习作者,因为对发生在我面前的许多严酷的事实,我的认识和觉悟往往是很迟的,很艰难的;而且对有些事情的理解,常常是过于简单和十分天真的。
今天,当时代的步伐跨入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之际,我们的祖国正开始一场新的伟大的革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广泛展开和深入发展,不仅会大幅度地改变我国目前落后的生产力,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多方面的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在这一伟大进程中,我们的诗和我们的诗作者,该是重新认识自己的道德职责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在如此有声有色的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中,积极去发现影响到个人内心的变化,最大程度地去理解人们的心灵,去充分表现他们丰富的感情世界,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全部的庄严和美丽。
同时,也应该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并发现自己。
希望我们能创作出更多的与时代相称的、色彩鲜明、基调高亢、感情激越的、有巨大冲击力量的诗歌,为人民所喜爱的诗歌——因为谁都知道,在诸种艺术中,它是最富感染力和启示力的;因为谁都知道,无论如何,一个只有技术进步而文学艺术贫乏的社会,不是我们所要建设的那种社会;因为幸福的概念,是不能只用物质的富裕来说明,这太不够了;因为人生活着还需要高尚的精神、光辉的理想、纯洁的心灵和美的感情。
那么,让我们的诗歌更多地、更深刻地关心我们的人民的生活和命运,让我们把诗作为提高人的道德标准、提高生活的标准的这场斗争的思想武器吧;让我们把智慧、力量、欢乐和青春,都一起毫无保留的献给它,让它传达出历史和真理的声音吧!
如果我的这些小诗能帮助读者找到通往千千万万人的心灵深处的道路;如果它能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有所助益;如果我们的战士读了它能说,他象是我们队列里的一名老兵,他了解我们;我们的人民读了它能说,他和我们一起承受了同样的痛苦和欢乐,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那就是我最大的骄傲和幸福。
让我把我过去所写的二十本极不成熟的小书作为我创作的尝试和准备,现在编成这本选集,作为一个小结,让我在今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新的征程吧。
我的案头的日历清楚地指示着继一九八○年之后而来的是一九八一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这就预示着我们的诗歌将开出灿烂的花朵,象春天雨后的草原一样朝气蓬勃的时代、带着水珠和花香的无限美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让我们迎接明天。明天和我们在一起!
一九八○年十二月于北京
(《李瑛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李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