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星煜先生研究《西厢记》已有三十年之久，最近四、五年则以研究明刊本《西厢记》的版本为主，先后写出了十七万字论文。他对国内外现存的三十多种明刊本《西厢记》或其复制品，都作了多方面的比较和研究，所以能够把《西厢记》的版本源流讲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
他在写作这十七万字论文的过程中，经常来和我交换意见。一九七八年夏天酷热难熬，但我们的研究讨论迄未中断，仍旧继续进行。关于这些问题的通信也有十几封。应该说大部分问题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的。我看了八篇原稿，提出了一些意见，他也接受了这些意见，把他的论点作了相应的修改。我曾向《学术月刊》和《中华文史论丛》谈起他的研究成果，这两个刊物先后发表了他的《论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原本问题》和《论徐士范本<西厢记>>》
蒋星煜先生这十七万字论文主要是论述以下几个问题：
一、三十多种明刊本《西厢记》的大致的系统和异同之点，彼此在曲文、批校、注释、著录、插图等各方面的关系。
二、《西厢记》的独特体例以及和南戏的关系。
三、《西厢记》形式上的差别影响内容的问题。
四、探讨一些名家批注本的真伪问题、探讨一些仅存的《西厢记》的残本与残叶、探讨一些仅有记载而尚未发现的明刊本。
五、比较详细地考证了明刊本《西厢记》某些过去不甚知名的批校、注释、刊行者，如张深之、余泸东、徐笔峒诸人的生平事迹。
我想就五个问题简单地谈一谈他的研究成果和我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的《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是一篇花了很大功夫的学术性较高的论文，是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丛书》的《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的。他发现三十几种明刊本《西厢记》的《佛殿奇逢》中张生所唱《寄生草》并不一致，其末一句有下列四种不同的处理：
甲、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乙、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院。
丙、我道是海南水月观音现。
丁、我道是海南水月观音院。于是根据大量佛教经典，肯定了其本来面目应该是沿用《董西厢》原文而略有增改的“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他之所以认为张深之本和徐文长本、王骥德本有血缘关系，这三种本子这一句基本相同，也是他立论的主要依据之一。
关于第二个问题。以前我以为王国维将《西厢记》列在《曲录》的“传奇”类是搞错了，现在才知道他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不过，王国维也没有作深入的考察，只是看到《西厢记》有二十一折，便把此书列为传奇，并不知其所以然。蒋星煜先生于一九七八年在《戏剧艺术》第三期上发表的《<唐人勾栏图>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一文中便谈到明万历八年(公元一五八○年)的徐士范刊本《西厢记》卷首有与一般刊本《西厢记》不同的“末上首引”：
(问内科)且问后堂子弟，今日敷演谁家故事？那本传奇？
(内应科)《崔张旅寓西厢风月姻缘记》。
未：原来是这本传奇。待小子略道几句家门，便见戏文大意：从头事，细端详，僧房那可寄孤孀？纵免得僧敲月下，终须个祸起萧墙。若非张、杜作商量，一齐僧俗遭魔障。虽则是恩深义重，终……
诗曰 张君瑞蒲东假寓 崔莺莺月底佳期
老夫人忘恩负的 小红娘寄柬传书
象这样的开端，我敢大胆地说，这是王实甫的原文，是后人捏造不来的。尽管弘治本也找不出这样的开端。我揣想这是王实甫受了南戏的影响。我们知道《张协状元》和成化本《白兔记》等南戏都有类似的开端。虽然《永乐大典》本的《张协状元》、徐士范刊本《西厢记》和成化本《白兔记》全都是明朝人的抄本和刊本，但那些体例看来都是从宋朝的南戏本子继承下来的。《张协状元》，戏曲史专家都一致肯定为宋朝的南戏，可能是王实甫曾到过杭州一带，受了南戏的影响和启发，才大胆地突破元杂剧的体例，把《西厢记》写了二十折或二十一折，打破了一本四折，每折一人主唱这些清规戒律，因此一折之内也有不只一人主唱的。至于后来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于体例的突破也是很明显的。
蒋星煜先生在《再论徐士范本<西厢记>》一文中，除谈了“末上首引”等特点之外，还对其曲牌联套等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证明其体例和南戏甚为接近。
关于第三个问题，他认为版本的研究其意义决不仅在版本学、目录学本身，也和作品的内容，尤其人物性格与剧情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以《佛殿奇逢》为例，从莺莺所唱《赏花时·么篇》而论，这原是莺莺因春色恼人而在抒发苦闷之情，唱了之后，老夫人感到把小姐闷坏了也不是事情，于是吩咐红娘：“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这就非常合情合理。如果老夫人先让她去散心，她反而发“闲愁万种，无语问东风”的牢骚，那就说不通了。《堂前巧辩》中，红娘究竟是“牵头”还是“饶头”，更是有关整部《西厢记》评价的重大问题。他在这些方面探索《西厢记》的原来面目，比较其优劣，也是前人所未做的工作。
关于第四个问题，蒋星煜先生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发表的《顾玄纬本<西厢记>与李<SPS=0558>本<西厢记>》一文明确提出隆庆、万历年间有过顾玄纬本，今存《会真记集注》即其附录，并将殳君素本正名为李<SPS=0558>本。我告诉他北京中国书店发现了三片《西厢记》残叶，他也把这三片残叶进行了考释。在《群众论丛》的一九八○年第一期上发表了《新发现的最早的<西厢记>的残 叶》，根据版式、字体、行款、书口、曲文异同等等，肯定此书早于现存的弘治岳刻本。是否元刻尚难定下来，但亦决不排除元刻之可能。就他这一些论断，也可以看出他治学的谨严，一丝不苟。他在《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0年第二期发表的《七种徐文长本(西厢记>的真伪问题》则考定明末延阁刊本实为徐文长本之一。
关于第五个问题，他比较详细地考出了批校、注释、刊刻者张深之、余泸东、徐笔峒诸人之生平事迹或文艺思想。他在《厦门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发表的《何璧与<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还对我过去所论述的何璧的事迹作了补充。
蒋星煜先生摄制了许多种罕见的孤本、残本、残叶的书影，为这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更添光彩，为论据提供了有力凭证，也会使读者感到兴趣，可以增加一些感性知识。
最后，我想谈一谈五四以来对《西厢记》版本研究作出过贡献的郑振铎先生。他个人也曾收藏过一些明刊《西厢记》善本，他的魄力很大，因为他研究的中国古典文学的领域十分宽广，没有能把精力完全集中到《西厢记》上来，所接触的明刊本《西厢记》也仅十种左右，所以有些论断不免偏颇了，但他也是勇于承认错误，而推翻自己过去的论点的。可惜这位研究《西厢记》版本的前辈早已作古了。
蒋星煜先生现在接触到的明刊本《西厢记》有三十种左右，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比郑振铎先生当年的条件优越得多，他又以主要精力集中在这一方面，所以能对当年郑振铎先生研究明刊本《西厢记》的疏漏之处加以补充、纠正。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郑振铎先生在这一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蒋星煜先生的论文已经发刊了十篇左右，我希望全书能早日出版，为《西厢记》的研究工作打下一个基础，完成必要的准备。
《西厢记》和《红楼梦》本来是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红楼梦》的研究已蔚成风气，希望《西厢记》的研究也能逐步展开，不要落在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后面太远。
赵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