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类中有托玛斯·伯杰(Thomas Berger)的超现实主义的喜剧作品《邻居》(Neighbours)。小说的主人公厄尔·基斯和妻子埃妮德住在远郊富人区的一条死巷里。厄尔·基斯已过中年，时时为肥胖而担忧。一次，基斯隔壁搬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哈里和拉蒙娜。基斯本来希冀过一个平静的星期五晚上，不料邻居拉蒙娜未经邀请便前来登门拜访。当时埃妮德正在厨房执勺，而这位新来的不速之客却大胆地毫无顾忌地以色相惑人。他邀请拉蒙娜留下用餐，但家中除冻豆煮新鲜玉米之外，别无佳肴以款待来客。接着哈里也出场了。这位长着一头金发、身体十分健壮的邻居立即接受拉蒙娜传达的留下用餐的邀请。基斯处境十分尴尬。这时，哈里了解到主人的难处，主动提出基斯给他钱和小车钥匙，由他去购买现成烹调好的食品。但基斯心中有所戒备，不敢轻易将钱和车钥匙交给一位素昧平生的客人。
不久，客人现出了原形。拉蒙娜无中生有地指责基斯强奸了她，哈里控告基斯曾经想同他搞同性恋。糟糕的是，埃妮德一概信以为真。基斯这时不得不下逐客令了，但客人逐而复来，坚持不走。无奈之下，基斯给老朋友们打电话请求援助，至少先得设法将这两个恶棍逐出家屋。一位老朋友回答：“我不想那样做。那会叫我厌烦的，而叫我厌烦的事儿，只要可能，我从来不做。”另一位老友，一个汽车修理工，干脆臭骂了他一顿。这时，他的女儿因偷窃被学校开除回到家来。她非但不同情父亲，反而跟着邻居为虎作伥。这使基斯伤心透了。基斯这时悟出了一个道理：他越请求别人援助，越招来众多的烦恼。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结果却使自己和整个世界对抗起来。人心的不古和险恶，是这部作品的主题。这场闹剧就是源出于这一可怕的社会弊端的。
这是伯杰自一九六四年《小小大人物》(Little Big Man)以来，写得最为成功的黑色幽默的小说。
作家莫台卡尔·利克勒(Mordeca1 Richler)的第八部、也是他写得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乔夏的昨天和今天》(Joshua Then and Now)名列第二。乔夏·夏庇若是蒙得利尔作家和电视片制作人。乔夏和作家一样，生长在蒙得利尔底层犹太人聚居区。他父亲鲁本原先是个拳击运动员，干过贩运私酒的买卖，也帮别人收过债务。他母亲曾在夜总会跳脱衣舞，也演过黄色淫秽的戏剧。乔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曾经是浪迹街头阿飞中的佼佼者。后来，他大多数幼时的朋友都混得不错，成为蒙得利尔富有阶层中人，在地毯、挂毯、珠光宝气之中失去“自我”。
乔夏的娇妻鲍琳是麦肯齐·金总理内阁阁员的女儿。乔夏在这位政客家里目睹了欺诈、贪婪、淫荡纵欲的种种秽行。利克勒着意描写了鲍琳的弟弟，他是费兹杰拉德笔下的那种娇子，腐朽到了极点。利克勒的小说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的蒙得利尔，五十年代的伦敦和西班牙之间纵横驰骋，交替叙述。他描写了乔夏在伦敦的一位朋友默多克，一个与世毫不妥协的天才作家；年轻的乔夏在伊比扎写国际旅历史时认识的农民和渔夫；以及乔夏的靠两个拳头吃饭的善良的父亲鲁本。鲁本是这部小说中刻划得最为成功的人物。
作家通过乔夏的生活，展现了一幅国际社会的壮阔的图景。他用乔夏的嘴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不要过于苛求于我们。”作品中既有含情脉脉、细腻的感情描写，也有粗犷的、狂野的生活的叙述：人的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混迹到四十七岁的乔夏领悟到一个真理，即人生中最重要的品德便是忠于家庭和朋友，这种美德足以使人处于飘忽不定的乱世而立于不败之地。
其他三本最佳小说是美国小说家、以一九七○年《丹尼尔之书》(The Book of Daniel)一举成名的多克托罗写的《潜鸟湖》(LoonLake)；意大利著名作家意大洛·卡尔维诺(Italo Ca1vino)的《意大利民间故事集》(Italian Folktales)和美国南方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尤多拉·韦尔蒂小说集》(The Collected Storiesof Eudora Welty)。
在非小说类佳作中，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卡尔·肖斯克(CarlSchorske)著的《维也纳的世纪末：政治和文化》(Fin-de-SiècleVienna：Po1itics and Culture)是一部写得很精辟的著作。它由七篇论文所组成。肖斯克试图在他的论文中表达这样一个哲理：如果文明是按少数人的意志驯化大部分人的力量的话，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少数人的事务就是节制那种时而影响大部分人的黑暗的、不合理的势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文明本身便会遭到破坏。在作品中，肖斯克纵谈了一八六○年到一九一四年维也纳的文化革命，以他的博学，分析了上世纪末在维也纳盛行的政治上的理性自由主义和艺术上的唯美主义思潮。肖斯克在文章中分析了维也纳分离派的活动。古斯塔夫·克利姆特为了反对奥国学院派的保守主义，于一八九七年开创了分离派运动(Vienna Secession)。他主张：艺术要“探索现代人的真实面目”——换句话说，探索一种表达现实的新的艺术形式。和奥地利作家阿瑟·施尼茨勒一样，克利姆特立志探索“在旧有文化废墟滋生的精神人”，即本能的人的面目。
肖斯克还谈论了维也纳的独特的建筑艺术。他认为，始于一八五七年维也纳建筑设计上的改革导致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维也纳政治和艺术的演变。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著名奥国建筑师奥托·瓦格纳就主张“需要是艺术的唯一伴侣”。肖斯克十分赞赏他追求建筑——也即艺术——的有效性、经济和方便的努力。
肖斯克文章之所以引起美国评论界和读书界的重视，就在于它的独特的分析和见解。肖斯克着重分析了奥地利作家、小说《埃尔泽小姐》的作者阿瑟·施尼茨勒和奥地利颓废派诗人、诗剧《提香之死》的作者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的作品和生活。他还阐述了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的《释梦》。
在这部著作中，肖斯克描写和阐述了维也纳艺术和科学发达的历史过程，并指出，在这整个的进程中，同时也布下了奥地利后期专制制度的种子。
华裔女作家马克辛·洪·金斯敦(Maxime Hong Kingston)近年来引起美国读书界的瞩目。她的作品都是自传性的，主题旨在描述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她的《女战士》(The Woman War-rior)被认为是美国七十年代的佳作。现在，她的《中国的男子》(ChinaMen)又成了一九八○年的名噪一时的作品。
作品把读者带到本世纪初期的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城的一家洗衣房里。当洪·金斯敦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时常呆在一旁望着父亲洗衣服，干着苦役般的累活。他父亲在中国原来读过些古文观止之类的书，能吟诗作赋，颇有点文气，所以，一度陷于这种困境，不免有怀才不遇之感，常常长吁短叹，心中郁郁不乐，故而脾性暴烈，时时诅咒。他的最狠毒的咒语莫过于辱骂妇女身体的话。这小姑娘懂得这些话的含义，但感到迷惑不解。她一次对父亲说，“我们晓得，要养活这一家子人，难为你了。”她接着说，“但我希望你告诉我，这些咒语只是中国人通常骂人的话。你并非是真想污辱我的，使我感到做个姑娘是件叫人羞愧的事。”
作品又突然回叙到旧时的中国。她父亲兄弟四个，排行最小。她懵懵懂懂的祖父稀里糊涂将儿子和别人换姑娘。缠小脚的祖母当然不依，将儿子追回，气愤地对男人说，“死鬼，将男儿换个女奴。傻瓜！”后来，就是这位意志坚强的妇女强迫她丈夫离家去美国谋生。“挣钱去吧！别在家白吃饭了！”
于是洪·金斯敦的祖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来到内华达山脉修筑中太平洋铁路。他马上就被录用了，据说是因为“中国男子汉的天然的爆破才能”。中国的男子汉们在那儿干着非人的劳动，时刻有送命的危险；美洲大陆两岸终于被铁路接通了，而中国男子汉们也就成了多余的人，不再受欢迎了。
洪·金斯敦的一位祖辈于是到夏威夷为人清理土地、种植甘蔗谋生。他最痛恨的是庄园主不许工人工作时讲话。洪·金斯敦写道，“他多么需要放声大喊，以表示他的思绪啊。中国的男子汉们拚死拚活地干，但他们远离自己的家，太寂寞了。他们在富饶的甘蔗地里挖了一个大洞，在洞周围跪下来，凄凉地唱道：“我想家，家，家，家，家，家。”
洪·金斯敦的笔调有时是愤懑的，有时是沉静的，有时是幽默的，有时又是充满激情的，那些在美国的中国男子汉们的命运深深地扣动读者的心弦。
其他三部非小说类的作品是：罗纳德·斯梯尔(Ronald Steel)的《沃尔特·李普曼和美国世纪》(Walter Lippmann and AmericanCentury)；斯塔兹·特克尔(StudsTerkel)的《美国之梦：消逝的和重新找到的梦》(American Dreams：Lost and Found)；以及曾获得普利策奖的贾斯廷·卡普兰(JustinKaplan)的《惠特曼：他的生活》(Walt Whitman：A Life)。
另据报道，最近全美书籍评论家协会的二十一名成员评出谢利·哈泽德(Shirley Hazzard)的现代爱情小说《转运的维纳斯》(Transitof Venus)为一九八○年最佳小说；罗纳德·斯梯尔的《沃尔特·李普曼和美国世纪》为最佳非小说类作品；弗雷德里克·塞德尔(Fre-derick Seidel)的诗《日出》(Sun-rise)为最佳诗歌；海伦·文特勒(Helen Vendler)的《既有自然，也有我们：美国现代诗人》(Partof Nature，Part of Us：ModernAmerican Poets)为最佳文艺批评作品。 得奖作家于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纽约领取奖章。
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