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于一四六九年五月四日生于阿尔诺附近，五十八年之后，也就是一五二七年，他在这里溘然离世。除了外出执行过几次外交使命，他一生都在佛罗伦萨度过。他的家庭属于“胖子”阶层(Popo1ari grassi，即享有一些世袭遗产的阶层)，但是并不富有 。对于马基雅维利的生平，西方学术界也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是一位高高在上、荣华富贵的达官显宦(R.Naves《君主论》)，有人却把他描绘成一位衣衫褴褛、受冻挨饿、经常提着菜篮子在陋巷中蹒跚行走的穷人(Giuseppe Pre-zzolini《马基雅维利的一生》)。一般认为，在佛罗伦萨永恒首领皮埃尔·苏德里尼统治时期，他任过自由与和平委员会的秘书，掌管过共和国的其他几个委员会，官运亨通。后来，西班牙人袭击了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这时他倒了运，丢了官职，甚至被当作阴谋分子关入监狱，受到虐待。后因查无实据，统治者才没有加害于他，只以流放罚处。在流放期间，他埋头著书立说。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详尽地谈论了称霸之术。他要告诉君主的是如何取得和保持统治国家的权力。
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永恶论。他把特定历史阶段各个阶级斗争的激烈状况永恒化和普遍化了。他断言人有亘古不变的本性。这种本性是恶的、自私的、伪善的、狠毒的，大有后来霍布斯所谓“人对人如狼”之意。因此，他认为驾驭人类需要有强力的手段。既然人身上综合了人性和兽性，那么治国之术就有两种：强力和法律。法律适用于人，强力适用于兽。统治者应善于既为人又为兽，这样才能保证统治稳固长久。
他在《君主论》中描绘了一位理想君主的形象。君主应具有实力。君主不必操心应该如何去做，而应全力以赴地做好正在做的事情。在恶人之中，君主应学会做恶人，不做有道德的人。君主应令人生畏，而不应让人爱戴 ，因为令人生畏取决于君主，让人爱戴取决于他人，只有这样，君主才能令行禁止、一呼百应。君主应摆脱传统的善恶观，不必害怕臭名远扬，他应拔剑在手，树立自己的绝对威信。主不能信其民，民亦不敢亲其主。他告诚君主：“在辨认陷阱时，您应当是狐狸；在吓唬恶狼时，您应是狮子。”(《君主论》，第92页)这便是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基本内容：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对军事格外重视，视之为君主进行统治的主要手段。他在《君主论》中花了很多笔墨谈论军事，还曾写过专门的论文(《战争的艺术》)。他断言君主首先是军队的统帅。他十分蔑视那些“没有武装的先知们”。“他们(君主们)是靠自己的祈求还是靠力量来完美地开展他们的事业呢？如果他们只靠祈求，他们便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可是如果他们使用力量，失败是很少的。”“国家的主要基础古今都有两个：良好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没有精兵良将，法律不啻一纸空文。”(《君主论》，第30、61页)所以他主张以佛罗伦萨的市民取代雇佣兵。雇佣兵享领重金，但作战很不卖力，不能成为君主的得力工具 。
马基雅维利反对罗马教会，指责罗马教会利用各领主、大公、君主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削弱和毁坏了国家，“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他曾气愤地说：“教会使我们国家四分五裂，现在仍让它四分五裂。”(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1页)他主张国家管理信仰，使其成为统治的手段。
马基雅维利鼓吹专制君主用权术和强力进行统治，目的究竟何在呢？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也提出了各种解释。如假装论，马基雅维利为了让君主的丑陋面貌暴露无遗，才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君主的可恶特征，卢梭就持这种观点。许多人指责马基雅维利抛弃了道德原则，陷入邪恶。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的手段。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推崇称霸之术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统一意大利，“建立和维持国家。”(Berki《政治思想史》，一九七七年英文版，第124页)雅各布·布克哈特也说：“尽管他象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行放任，但国家的兴隆始终是他的想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4页)隐居期间，马基雅维利曾在一家小客栈里住过一段时间，他常同客栈里的酒客争论，对意大利分裂和腐败的状况大发议论。有一次，一位酒客向他发问：“那您的旗帜是什么呢？”他用手指蘸了蘸杯子里的里昂蒂葡萄酒，在桌子上划了一面旗帜，在旗帜上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 ：“统一、武装和非教士化的意大利。”(Prélot：《政治思想史》，一九七五年法文版，第207页)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目的。
为了统一，他呼吁君主采取强力行动，排除阻力，认为只有一位君主脱颖而出，制服群雄，各封建领主才能统一在他的权力之下。在意大利这块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狼争虎夺的土地上，用所谓道德的手段，不掌握武装力量，不冲破宗教束缚，君主便一事无成。他对当时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法兰西羡慕不已，称之为管理得最好的国家，“那儿许多完善的制度保证了国王的行动自由。”这就是他对国家制度的憧憬。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一开始它帮助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和战胜封建领主地方割据的壁垒。“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3页)
十五世纪末，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大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在西欧迅速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封建割据却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当时的意大利，政治上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外敌遍布，任人宰割。城市共和国、王国、公国、教皇辖地及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均各自为政。封建统治者之间尔虞我诈、相互攻伐、战火连绵。此时意大利的政治结构类似于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新的生产方式正趋于突破这种在质和量上都陈旧了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战胜封建领主阶级，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其次，意大利长期以来受外敌蹂躏，西班牙、法国、德意志和罗马教廷分割着意大利。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都已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扭转了领主国家互相倾轧的局面，因而国力大振。面对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土地，新兴的资产阶级痛感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怎样统一意大利呢？资产阶级受其历史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只能寄厚望于集权的君主，企图借君主之手实现他们统一意大利的夙愿，打垮割据的封建领主，完成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业。马基雅维利恰恰反映了这一愿望。他耳闻目睹了这种景象，深感意大利要统一，要排除外敌，必先自强。自强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得出“没有君主，便没有统一”的结论，为理想的君主提供霸术。因此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君主论》是当时资产阶级的人才设计方案。也有些学者认为，马基雅维利让君主出面统一国家，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君主消灭了封建领主的分立主义、统一意大利之后，便应组织自由的国家，弃霸术而兴王道。
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的真实用意是希望有一位君主能纵横捭阖、力克内乱、驱除外敌，统一意大利，为新兴的市民阶级和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有利的条件。有人说他写此书一方面出于生活拮据，另一方面是为了博得新主子的欢心。这两个因素可能成立，但是他们并不能说明《君主论》的内容和用意，真正的解释应当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中去寻找。
在政治思想史上，马基雅维利贡献很大。他首先在近代的意义上使用了“国家”一词，赋予这个词以民族国家的意义，后来欧洲大部分语言都采用了这个词。不过，他尚未清晰地规定国家的性质，他的国家仍然与君主的人格混同一起。他第一个用“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摆脱了宗教神学、道德伦理和形而上学的传统方法。马克思肯定了他的这个贡献，“……从近代马基雅维利……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马恩全集》，第三卷，第368页)
马基雅维利对后世起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上述观察事实、不凭主观思辨进行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二是他对玩弄权术、讲究计谋、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论述。这后一种影响被人们称作“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于后者，我们应当尤其注意加以识别和批判。
前面我们说过，马基雅维利主张统一意大利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应怎样评价他所主张的不顾一切道德原则的手段呢？手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这个推论似乎不适合马基雅维利。因为在他那里，“恶”是历史的杠杆，手段是不正当的，而他要达到的目的却是顺乎历史潮流的。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一是他所处的动乱时代，二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和个人的悲观主义。他不仅看不到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而且出于他狭隘的眼界，他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考察历史的变迁，把个人和权谋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希望寄托在君主和权谋上。他只能在历来统治阶级的统治术中寻找灵丹妙方，不惜采用最卑鄙、最无耻、最没有道德的手段。他的政治理想虽然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但他最终把它寄托于君主。这种主张不免流为剥削阶级争权夺势的“法宝”。归根到底，他所推崇的手段仍然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所迷恋的手段。这是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糟粕，应当加以剔除和批判。
这种倾向同时反映出，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剥削阶级，一开始就要求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不讲道德的权术之上。马基雅维利主义后来被剥削阶级的统治者视若珍宝，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卑鄙野心和目的。他们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所依据的原则就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但，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不正当的。”(《马恩全集》，第一卷，第73页)马基雅维利主义作为手段本身就产生于剥削阶级的权术政治，因而它为剥削阶级崇尚是不足为怪的。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是截然相背的。我们在肯定马基雅维利政治理想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应当看清他所宣扬的权术政治乃是一切剥削阶级统治手段的概括和总结。
王沪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