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抄引这封信的时候写道:“这实在是封长信,且只录一节”。上面是从这一节中摘出来的几句,为省篇幅,我没有用删节号。信中语言如火如荼,读后使人很难平静,《回忆》就这样一下于把读者抓住,十六万字的一本书,急想一口气把它读完,放不下手。
写信人是《回忆》作者汪原放的父亲,收信人即后来亚东图书馆的主人。他们的名字现在对我们已经相当生疏,前言往行不载于丰碑典籍。被节录的这封信,只是偶尔留存的吉光片羽,如今它成为《回忆》的引子,隐约便是亚东图书馆的缘起。读此信所以使人不能平静,因为它使人窥见当时志士仁人的用心,“努力求学,努力做事,务养成二十世纪上一个人之资格”,余音袅袅,回响不绝。
作者与店主孟邹先生,分虽叔侄,秉性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把全副心力都投入到所从事的事业,这个事业即是他们理想之所寄,兴趣之所在,安身立命的地方,物我两忘,融化无迹。在读《回忆》的时候我老是有一种充实的感觉,舒畅的心情,其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回忆》这本书因之遂突破了出版史的范围,而将使一般读者都能从它那儿鼓志气,作精神,拓心胸,增智慧。
《回忆》在写法上有很大的特色。譬如说开头抄引了这么一封旧信,之外就只有三言两语,交待一下来踪去迹,而并不拍手称叹,画蛇添足。想来他十分尊重读者自己的见解,认为用不着再来口讲指画,耳提面命。作者自一九一三年起,长期工作于亚东图书馆,以他与店主人的关系,以他,对工作的贡献来说,大概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是在读《回忆》的时候,作者始终令人觉得好象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职工,踏踏实实地工作着罢了。甚至当一九二七年,他短期离去,来到武汉,和沈雁冰一起编《民国日报》,还继张太雷任中国共产党出版局局长,这种种写在书里,依旧十分朴素平凡,毫无赫奕的气势。人淡如菊,文清似水,作者无意之间在书中留下的那种仪范,可能也将起一点意想之外的作用吧。至于这个出版社声誉鹊起蒸蒸日上的日子怎么那样短,匆匆便越岗下坡,溃败消亡,这中间自然有很值得探索的地方,认真的读者在掩卷之后,必将深长思之。
(《回忆亚东图书馆》,汪原放著,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0.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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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