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自然科学，同以往历史时期的一个显著区别，是耶稣会传教士传入了某些西方科学技术。西方当时正处于科学革命的时代，自然科学正“大踏步地前进”(恩格斯语)，超越了曾经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不妨说这是西方科学革命向中华民族提出的第一次挑战。传教士带来的望远镜、世界地图、奇技异巧以及数理化书籍等，便凝聚着这一挑战的信息。王夫之对此并非毫无感受，但他却未能正确地回答这一挑战。
西方科学是随同天主教这一“精神鸦片”而传入中国的。王夫之对传教士包裹西方科学技术的宗教神学持批判的态度。他说：“狄之自署曰‘天所置单于’，黩天不疑，既已妄矣。而又有进焉，如近世洋夷利玛窦之称‘天主’，敢于亵鬼倍亲而不恤也，虽以技巧文之，归于狄而已矣。”(《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八章)他站在“君子以人事天，小人以鬼治人”(同上，《系辞下传》第四章)的立场，认为崇拜“天主”的天主教，也是一种愚昧无知、亲近鬼神的迷信。王夫之不受利玛窦“以技巧文之”的迷惑，揭露天主教的愚昧落后，这自然是正确的；可是他的批判也显露了民族自大主义的思想糟粕，这导致他对利玛窦的西方“技巧”也加以鄙视。他评论利玛窦的地圆说时讲：“玛窦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为一丸，何其陋也。”(《思问录·外篇》)
不过，应当承认，王夫之并非完全拒绝西方科学的顽固者。相反，他赞赏西方科学注重实际验证的“质测之学”和数学方法的周密严谨，说：“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搔首问》)，“西夷以巧密见长”(《思问录·外篇》)。在这里，王夫之的眼光是锐利的，一下子就抓住了西方科学的两大要素：实验方法和建立在形式逻辑上的数学方法。但是，他仅仅看到了西方科学的具体，而否认其中有值得吸取的哲学——思维方式。他说：“盖西夷之，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之可守”(同上)。王夫之没有看到也没有去研究西方科学中所体现思维方式有优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地方，这是他在对待西方科学上的主要失误。
科学的发展不仅仅同生产和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而且与民族思维方式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574页)西方哲学有着研究形式逻辑的传统，由这样的哲学训练而造成的思维方式对近代科学的崛起有很大的影响。而中国古代哲学的弱点恰恰就在于缺乏这样的传统，自《墨经》以后，形式逻辑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王夫之的失误并非不可避免。因为他所忽视的东西，略早于他的科学家徐光启已注意到了。徐光启第一次用中文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把其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比作绣鸳鸯的“金针”，以介绍这种思维方式为己任，认为只有掌握了这种思想推理的形式，科学才能有大的发展。他不认为西方科学“无通理之可守”，而是认为其中有着“由数达理”的认识方法。当然，对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加以哲学概括的任务，不可能由科学家徐光启来完成，而应由哲学家王夫之来担当。但王夫之没有把徐光启捧起的“金针”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野，因而没有能克服中国古代哲学缺乏形式逻辑的弱点。从哲学和科学间的关系来着，这一弱点对中国近代科学的落伍有着很大影响。因此，当西方科学以兵舰洋炮的尖锐形式再次提出挑战，发展近代科学成了中华民族御侮救亡的重要一环时，中国近代的哲学家如严复、章太炎等意识到了发展近代科学，必须吸取西方民族擅长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克服中国古代哲学也是整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弱点。他们认真研究和介绍西方形式逻辑，“名学”引起了中国人的注目。他们可以说是在补救王夫之的失误。
导致王夫之失误的重要原因，是他跳不出“华夷之别，在于文野”的封建传统文化的藩篱。一个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但这种夸耀也可以成为这个民族的巨大包袱，阻碍它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王夫之不幸背上了这一包袱。他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为汉民族的几千年历史文明而自豪，这是应予首肯的，但与此同时，他无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缺陷，把其他民族统统视作文化落后的“夷狄”。从这样的狭隘眼光出发，难怪他把西方科学看作大都是抄袭中国的，“无通理之可守”。《共产党宣言》说：自世界进入近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用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文学”(Litera-ture)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书面著作。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王夫之不可能从西方科学中吸收哲学“通理”，因而他的哲学尽管有很大成就，但仍限制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里，没有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为近代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合流为统一的世界哲学打开通道。
在我国又一次面临西方新技术革命挑战的今天，回顾王夫之在对待西管至今仍然有人把西方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拒之门外，但是，时代毕竟在进步，已有更多的人投入到研究应付这一挑战的对策中去，就是一个明证。面临挑战，我们不应只注意经济对策、技术对策等，而忽略了“思想对策”。所谓思想对策的中心点，就是不能只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忽略这些科学技术中蕴藏着的某些符合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技术是思维方式的物化。不从学习思维方式上着眼，是很难在这场严峻的挑战中打胜仗的。哲学是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因此，需要在中国的和西方的哲学史研究中，揭示各自的思维方式的长处和短处，从而改变我们民族思维方式中的缺点，借鉴西方民族思维方式中的优点，提高我们民族的思维水平，站到科学的最高峰去。我想这也是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者在新技术革命挑战中应做的工作。
读书小札
陈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