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这已是绝大多数人公认的论断。特别是文学各门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叙事性作品,它必写人,必表现人物的性格,因而从理论上探讨如何把握人的性格,如何在作品中完成人物形象的性格塑造,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个与创作实践紧密相联的重要课题。
早听说刘再复同志正就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精心撰写自成体系的《性格组合论》,最近从《文学评论》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上,看到了他披露的该书重要章节《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真是“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感到兴会无穷。
再复首先提出来:“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独特构造的世界,都自成一个独特结构的有机系统,形成这个系统的各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组合方式。但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个前提,也许不能被一些人认可,但因为再复对系统论等当代最新科学进展有横的了解,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史更不消说有纵的考察,因此,他把对以往美学成果的继承和对当代最新观察角度的引进结合起来,便经纬协和地织出了他的整匹理论锦缎。你或许一下子消受不了他那新概念接踵而来、新观点迭出不已的酣畅论述,但是只要细读两遍,你至少得承认两点:他的论述是自圆其说的,是不怕用中外古今最杰出的文学作品去参照的。
再复认为,所谓性格的相反两极,包括从生物的进化角度看,有保留动物原始需求的动物性一极,有超越动物性特征的社会性一极,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从个人与人类社会总体的关系来看,有适于社会前进要求的肯定性的一极,又有不适应社会前进要求的否定性的一极;从人的伦理角度来看,有善的一极,也有恶的一极;从人的社会实践角度来看,有真的一极,也有假的一极;从人的审美角度来看,有美的一极,也有丑的一极。此外,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示悲与喜、刚与柔、粗与细、崇高与滑稽、必然与偶然等等的性格两极。再复肯定地指出:“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上述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但是性格的这二重内容都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各种性格原素构成的。这些性格原素又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即形成各种不同比重、不同形式的二重组合结构。……一个丰富的性格世界,则是许多组性格原素合成的复杂网络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组性格原素互相依存、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并形成自己的结构层次,使性格呈现出复杂而有序的状态。”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的核心。我觉得再复这种对性格的分析,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我们不是从单一的角度去把握人的性格,也不是仅用一个参数就给人的性格定性,我特别欣赏他所提出来的“网络结构”(在后面他又指出每一个人的性格世界都是一个“张力场”,这就把“网络结构”的含意更加深化了),的确,当我们进行简单的定点观察、直线式思维、平面式描摹时,我们是很难把握住事物的真谛的,倘若我们逐渐习惯于以网络结构来分析事物的存在方式,我们也许就能较为接近事物的真谛。当然,再复的这一观点似乎还可再表述得精确一些。比如,这里面用了“性格原素”这样一个概念,“原素”我总以为不如易作“元素”恰当。还有,“必然与偶然”也作为性格的两极,与前面列举的种种排在一起,颇感费解。何谓“必然的性格”和“偶然的性格”?此外,所谓性格的外向性和内向性,在提出总论点时,似也应加以顾及。
再复之所以提出“性格组合论”,也有其针对时弊的迫切之情,他尖锐地指出:“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在文学理论上未能充分重视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而是用政治学原理来要求文学作品,用政治的价值观念来代替艺术的审美价值观念,从而放弃性格丰富的价值尺度,造成人物形象性格的贫血症。”也许他在激愤之情支配下写下的这些话会使某些人感到偏颇,我却与他强烈地共鸣:“一个人,当他被排除一切缺点及弱点时,便成了神;而当他被排除一切‘善’的时候,便成了魔。所谓神性与魔性,乃是人的性格一极的畸形化——性格单一化的极端化。文学艺术一旦堕入这种极端化,就会变质,从人学蜕化成神学或魔学,从而丧失文学的本性。”其实就是写神魔的《西游记》,那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性格为什么使我们得到了极大的审美满足?唐僧为什么也还留有较鲜明的印象?而沙僧却显得苍白无力——尽管信也是主角之一,出场次数极多?究其原因,也无非是因为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性格展示得比较复杂丰富,唐僧也稍具立体感,而沙僧的性格却只有单一化的表现。《红楼梦》中也有相对塑造得不那么成功的形象,如赵姨娘——作者用在她身上的笔墨不算少,但那种把其性格推向一极加以表现的结果,只能使她的形象相对浅薄。
再复是研究鲁迅的,他在提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时,自然而然地继承了鲁迅先生有关的美学思想。他用鲁迅的两个提法“美恶并举”和“美丑泯绝”来概括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主要方式,并认为“前者表现为一个人的性格史上时而发生肯定性的性格行为,时而发生否定性的性格行为……这种组合形态比较容易理解”,“而后一种组合形态则是更带艺术性、更加高级形态的组合”,他花大力气论述了这一种组合。就我看到的这部分论述而言,我总觉得还不足以把文学史上所有成功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方式都概括进去。比如说,除了“美恶并举”和“美丑泯绝”而外,不也有“美恶难辨”和“美丑相彰”等等情况吗?《红楼梦》中的秦可卿这个人物的性格构成,就很难包容在“美恶并举”和“美丑泯绝”的组合公式中。当然,关于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还有更多的争议。
再复关于文学人物性格塑造的研究绝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因此他的思路是缜密的,论述也是周到的。他在暂时把性格假定为静态加以考察后,随即便郑重地指出:“实际上,性格是一种流动物,我们所说的二重性格也是流动中的结构。”这就从一般的宏观(常观)研究进入了微观和超宏观的研究,从对子系统的研究进入了对母系统和一系列子系统之间的制约关系的研究。他提醒作家:“在塑造性格时,应当充分注意性格在环境发生变异时的差异性及多角性,多侧面地展示性格的组合。”“文学中所塑造的成功性格,一般都有性格发展的历史”,因而应当写出人物性格的“二重流动性”。再复真可谓用心良苦。以我自己和一些我所熟悉的同行而言,我们下笔写人物时,往往是并不能作再复式的纯理性思考的。但我以为读读再复的这些论述,对搞创作毕竟还是有启迪作用的,它起码可以使我们对模特儿(人物原形)的感知更加敏锐、更加准确,从而使我们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更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意义,并呈现出“红活圆实”(鲁迅语)的血肉感。
再复所提出的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很容易被一些望文生义的人误解为他主张性格元素的机械相加,以及主张两极性格元素的“平分秋色”,为避免这些误解,更为把自己提出的美学观念严整化,他详细地论证了“性格一元化”的命题。他指出:“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一方面要求作家应当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性格的整体性,即在性格的二重组合中保持一种统治的定性,一种决定性格运动方向的主导因素。更细致地说,在空间角度上,性格运动一方面表现出异向性,但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定向性。在时间角度上,性格运动在不同时间阶段,发生前后性格的二重组合,显示出历史差异性,但是,在这种变动中又保存着某种稳定的东西,因此,性格运动又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性和一贯性。这……就是性格的一元化。我们所说的性格的二重组合,是一元化的二重组合。”他并明确地提出:“人的性格状态自动排列整齐的几率极小,而混乱排列的几率却很大。文学性格的创造,要把人物从无序性的性格自然状态组合成有序性的性格运动,而且要力争实现一种最优的组合状态,但这种最优的组合状态在实现过程中的几率只有一个,而不符合组合最优状态的几率却有无数个。因此,作家为了创造一个最优状态的组合,使性格运动既多样而统一,既复杂而深邃,既‘万殊’而‘一贯’,就必须花费很大的功夫,而具有高级美学意义的典型,正寓于这种‘不一’与‘一’的最好组合状态中,作家的伟大才能,也正是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表现。”我之所以似乎是过多地引用这些原话,除了意在把“性格二重组合论”中的要义介绍给大家外,也是因为每次读到这里时,我都要停下来作较长时间的思考,他那论述的总体精神我是同意的,但我觉得他把远比司芬克斯之谜更其深奥难测的性格解析和性格塑造,都一下子说得太精确太肯定,反有<SPS=1447>柱鼓瑟之嫌。文学性格的创造,真是“最优的组合状态在实现过程中的几率只有一个”吗?作家塑造人物性格的过程,能够概括成寻求这一唯一的几率的过程吗?比如唐璜这一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原型,在西班牙剧作家蒂尔索·德莫利纳、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剧本中,在英国诗人拜伦和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笔下,以及在奥地利音乐家莫札特谱曲的歌剧里,都构成了各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可见对唐璜这一人物的性格组合并不止一个成功的几率。
尝鼎一脔,到底只是初领其味,还远不能获得满足。对于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全书,我是引颈以待。我想,再复关于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的论述,对于活跃我们的文艺理论,促进创作的繁荣,以及增进理论界和创作人员之间的心理联系,都会具有不小的意义。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写于劲松中街
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