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现代化的经济技术知识，又有革新精神，勇于创造，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企业管理干部。”《决定》又提出，要求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完成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调整任务，并且订出规划，采取切实措施，造就出大批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党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因此，对领导科学的研究、探索，在当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夏禹龙等同志写的《领导科学基础》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和阐述领导学的专著，书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提供了许多必要的知识。这里拟谈谈我读后的几点感想，算是对这本好书的肤浅评论吧。
领导是一个体制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就都具有社会的性质，都是以一定的社会团体为其组织形式的。任何组织，不管其内部结构如何，都有一定的活动目标、活动方式、活动机制和活动后果。这种团体行为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社会过程，必须有一种制订目标、进行组织和行为控制的实体力量，否则，团体行为就不能形成聚合性，就不可能进行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我们把这种担负制定团体活动目标、对团体活动进行组织和行为控制的职能，就叫做领导。因为人的社会活动是多方面的，多样化的，多层次的，所以，社会团体及其领导职能的具体内容也是多样化、多层次的。同时，由于人的活动的具体历史性，不同历史时代领导职能有着不同的性质、水平、范围、内容，不能混为一谈。但是，领导行为作为人的社会活动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任何类型、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有其普遍的规律性。以前，人们虽然在多门科学中都注意到了领导行为这种人类活动的社会现象，但没有把对这种现象的认识上升到全面普遍性和科学性的高度来予以探讨。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动性日益增强，因而研究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活动中的领导行为的问题就日显突出。领导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创建，客观上来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领导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历史过程中团体活动的领导行为。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领导学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各项基本原理为其理论基础，但它更具体地研究领导者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中的领导行为问题。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代替对领导学的具体研究。领导学虽然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战略学、未来学、控制论等都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且后一类学科在不同的程度上、不同的范围内或从不同的侧面也研究领导行为问题，但它们都没有把领导行为作为普遍化的独立问题加以研究，所以它们也都不能代替领导学。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上来看，领导学同它们平起平坐，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在《领导科学基础》一书中，作者以简洁而系统的阐述，论述了现代领导体制、现代化管理的基本原理、领导者的职责和工作方法、领导者决策的科学化、领导艺术、领导集团的智力结构等问题。这些问题，确实都是领导学应予研究的重要内容，无疑也都是当前领导工作中需要懂得的十分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理论解决，对领导工作科学化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把这些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提出来，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巨大启示。拿领导体制问题来说，长时期以来，大家似乎认为，直接决定领导者、领导机关水平高低、工作优劣的主导因素，是领导者、单位首长个人的才、德、智。所谓“官僚主义”或者“有开拓精神”，往往都是对领导者个人的评价。把领导看作一个个人或几个个人，这是流行的观念，因而把领导行为的水平、效率和功过，全算在某个或某些个人的账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有趣的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某个相当练达高明的领导人，调到一个新单位后，却一筹莫展，变得猥琐、庸俗，工作平平；某个十分平常的领导人调到一个新单位后，却表现得身手不凡，成就了许多事业。这是什么原因使然呢？这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社会关系制约着个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好的领导机关，可以造就高明的领导者，一个坏的领导机关也可以毁掉高明的领导者。领导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个结构的行为，一个体制的行为。因此，领导是一个体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领导机关中，最高领导者个人可能是十分勤奋、机敏、品德高尚的，但他的那个部门或机关却是工作效率极差，官僚主义横行，文牍主义、自由散漫等都十分严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某种社会结构、团体结构一旦形成，它就和处于其中的个人发生相互作用，如果不是人们积极地联合起来去改变结构，那末，结构则永远制约着个人，个人能动性的发挥就总要受到结构的限制。领导行为中的领导者个人与领导体制的关系正是如此。因此，领导体制的质量如何？水平如何？对时代的适应性如何？是决定领导行为的根本条件，它远比领导者个人的素质意义重大得多。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在重视对领导者个人加强各种基本素质培养的同时，更为重视领导体制的作用，研究我们的领导体制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之间的科学联系，并依据这个规律改革领导体制。这一任务的提出和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同时，改革领导体制问题，也就成为领导学所必须首先加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似乎应更广泛些，包括：历史上不同的领导体制都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形成的？较为先进的领导体制对较为落后的领导体制的代替是如何发生的？有什么规律性？历史上不同时代曾进行过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经验和教训都是些什么？社会主义条件下同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相符合的领导体制应是怎样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中，所形成的关于领导体制的历史经验都有哪些？应该怎样科学地继承它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健全、完善和改革领导体制的客观依据是什么？这种工作应该如何进行？等等。如果我们能对这些问题有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们的领导学关于领导体制问题的阐述的科学性就会更为坚实和更有说服力。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领导科学基础》一书的作者把阐述领导体制摆在领导学研究的首位，确实显示了科学研究中的远见卓识。
领导学的理论体系
要建立领导学，还应研究如何建立领导学的符合科学逻辑的理论体系的问题。《领导科学基础》一书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不少启发。书中所论述的诸方面问题，都是领导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还应该更深入一步考虑体系的完整性和逻辑性。领导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既然以研究领导行为为对象，那末，它的理论体系就应该从领导行为这一概念中有逻辑地生发出来。领导行为作为一般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它如何产生于并从属于人类的总体性的社会历史活动，这似乎应该是领导学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它的历史起点。只有研究和阐明了这个问题，领导学的实践性和历史性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中得到基本的说明。因此，这些就构成领导学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内容。我们既然已从人类社会活动说明了领导活动，那末，领导行为的社会实质是什么呢？这种活动区别于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比较全面地解决了领导活动和人类社会活动的相互关系问题，所以，研究领导活动的社会实质和特点就成为领导学的第二部分逻辑内容。正是由于领导行为的特点与本质的要求，决定了领导实体形成自己的内部结构，形成领导体制，于是，阐明领导实体的结构和领导体制，成为领导学理论体系的第三部分内容。在全面地、双向地考察了领导行为同人类社会活动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应该进入对领导行为的实际过程的研究。这一研究也就是揭示领导行为的社会机制。一般来说，领导行为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前后关联的阶段：一、现状研究、未来预测和目标确立；二、科学决策；三、对确定范围内社会活动的控制和管理；四、后果审查和领导行为评价。当然，任何领导活动作为社会实践活动，它是把以上四个阶段作为一个周期的多次循环反复过程，正是在这种连续进行的循环式的上升运动中，积极的领导行为作为社会活动的前进性运动的内容，成为人类改造世界、改造社会、促成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对这一过程即领导行为的社会机制的研究，应该构成领导学理论体系的第四部分内容。如果说以上四部分都是属于对领导学进行的宏观方面的研究的话，那么，研究构成领导实体的人员个体即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则属于领导学研究的微观方面的内容。这种微观研究，首先，应该揭示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与领导实体以及领导实体中各部分、各层次上的个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阐明领导者作为领导实体成员所应具备的共性特征，并研究这种共性特征的形成问题；再次，阐明领导者的个性培养，研究领导者个性与其作为领导实体成员所应具备的共性的协调问题。这种微观研究就构成领导学理论体系的第五部分内容。综前所述，我认为领导学的理论体系应该由上述五个部分组成。这一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领导科学基础》一书本身的启发，但可能还不够完备，仅供著者及对此有研究兴趣的同志参考。
领导体制的改革
《领导科学基础》一书的价值，我认为不在于它是否提出了一个完备的领导学理论体系，而在于它抓住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领导工作所需要迫切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把这些问题提到科学化的高度，进行了颇具时代特色的阐述，而一扫陈腐说教之陋习，使人觉得清新、痛快。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体会最深的，就是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形势，在对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进行必要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的时候，至少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领导体制的社会主义民主化。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的领导工作传统，就是民主作风。领导者、领导机关，都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勤务员，领导者、领导机关除了作为人民的共同意志的执行者之外，决没有什么私人的或小团体的利益和目标。正因为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的领导者、领导机关、领导部门才呈现出民主、团结的精神面貌，也正因为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领导者、领导机关才富有活力、气魄和智慧。但是，多年以来，在一些部门，一些单位，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的腐蚀和影响，一些处于领导岗位的同志、一些领导机关，程度不同地滋长了家长制、一言堂、个人意志、独断专行、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领导能力，对社会主义事业不但起不到积极的领导作用，反而起着阻碍甚至瓦解的作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我们日益朝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健康的领导体制，使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沉渣泛起，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化的领导体制建设造成了恶劣的后果。这种种现象是共产党人的革命原则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在目前，加强领导体制的民主化建设，就是要深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领导集团内部，领导者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形成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杜绝那种崇拜个人、以某个个人的日常言论和个人好恶为领导准则的领导现象，而切实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领导；在不同的领导部门和领导层次之间，杜绝那种互设壁垒、互相扯皮、互不服气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歪风，而建立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健康的上下级关系和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
二、领导体制的务实化。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经过扎扎实实的经济建设才能实现，因而，领导这一事业，就需要有能够务经济建设之实的领导实体。过去，由于多年来“左”的路线的影响，许多领导班子、不少的领导者养成了善于抓阶级斗争(其实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善于部署政治运动(其实是人为地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善于喊口号、摆阵势、搞形式主义的习惯，而对于实实在在的业务，则知之甚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领导体制中尚虚不尚实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尤其近年来狠抓了在各级领导班子、领导部门中配备专业人才和对在职领导干部进行专业培训这两项工作，使领导体制的务实化改革正在健康发展。但是，在领导班子中配备专业干部或对在职领导进行专业培训时，不但应该重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和知识，还应重视社会科学和社会工程技术以及管理方面的人才和知识，才能使领导体制的务实化得到全面的发展。
三、领导体制的活力化。消极的领导体制和积极的领导体制的不同，就在于一种是僵化的，另一种是有活力的。所谓僵化的领导体制，就是领导实体中的各个层次、各个部门，都消极被动地、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去从事领导工作。在这种体制中，最高领导是领导体系中唯一有能动性的因素，它下属的各领导部门、领导层次都只能对它的指令唯唯诺诺，完全照办、照搬。而所谓有活力的领导体制，就是不但最高领导层有活力，而且领导体制中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领导者都有活力，都是积极的、主动的领导者，他们不但有职，而且有权、有责，他们的任务不是机械地、千篇一律地服从，而是在协调的上下级关系和纵向部门联系中有创造性地、有独立性地进行领导。领导体制的这种全面活力化，使领导体制成为一个类生命的有机体，因而它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自我完善能力和“成长”能力。在外界条件和内部因素局部或整体变化的情况下，它有较强的自动应激性。目前我们在体制改革中强调职、权、责三者统一，强调扩大各部门、各层次领导工作的自主权，正是我们从向国外学来的僵化模式中解放出来、建立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领导体制的重大科学改革。
从个人经验决策转变为集体科学决策
由于现代化建设事业规模的宏大、工作的复杂、科学技术要求的高水平，所以，传统的领导者个人决策的领导工作方式已经过时，而实行集体性的科学决策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领导者作为个人，他的直接经验总是受到一定的时空局限的，他的知识范围和程度也是受到人类个体智力发展的局限的。如果说在以个体为单位的小生产的条件下，决策采取单个或少数领导者依靠自己个人的经验和知识来进行的方式还是适应的话，那么，它在处理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以及具有高水平文化、科学背景的广阔时空范围内的社会事件、社会活动时，已经远远不能胜任。在现代社会事件和社会活动面前进行正确决策，已经不可能纯然依靠领导者个人的智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领导体系中特定的智力集团，这样的智力集团就叫做智囊团。同时，与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和生活相适应，社会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由不同科学家、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参加，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组成的咨询团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库。它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开展某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为一定的领导机构提供决策方案。智囊团和思想库的出现，使现代领导工作的决策成为一项社会化的科学活动，它可以保证领导决策的科学性，保证指令和政策以及方案和对策的正确性，使预定的社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在我国现时条件下，越来越多的领导者和领导机关正在从领导者个人进行直接决策的领导方式中摆脱出来，日益重视建立智囊团和社会思想库。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许多领导者都深切地认识到，如果不这样做，仍然坚持个人经验决策，那么，个人经验的局部性、个人好恶的片面性、个人知识水平的局限性、个人情感和意志的主观性，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某些部门、某些地区和单位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实行科学决策的关键就是在真正地尊重知识分子和各类科学技术专家的基础上抓好智囊团的组织工作，并为社会上建立以各种咨询公司为形式的思想库提供必要的有利条件。如果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企业、单位都能重视智囊团的组织和思想库的建设，并在实际决策工作中充分地使用它们，发挥它们的积极性，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水平，就将出现一个时代性的突破，就能避免社会、事业、工作中不必要的人为的振荡和损失，使现代化建设得到平稳的、扎实的、高效的迅速发展。
领导观念的现代化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领导者和领导机关关于领导行为的观念必须现代化。换言之，就是对领导行为的特点和本质的理解的科学化。这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大问题。在《领导科学基础》一书的启发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观念现代化应该受到重视。
其一，把认为领导工作就是包揽一切、总抓一切的观念转变为把领导工作看做仅仅是制定战略、进行组织、确立规范的工作的观念。实现这一观念转变的关键，在于领导者、领导机关肯于放权。这里所说的放权不是说放掉战略指挥权，而是指肯于把本来就应属于下一层次的领导权和事务权下放，真正相信下一层次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领导能力。放权出现的实际问题是：高层次的领导者和领导机关手里过去集中的资金、物资、人事权及多种便利条件等都要相对地减少，而从下面来的制约性则可能相对地增加。对于那些有私念和私欲的领导者和领导机关来说，这当然是致命的损失，因而可能遇到阻力。但是，克服这种阻力，正是端正党风、促进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提高领导者和领导机关的革命化素质、提高领导工作效率的必要条件，从而也是把领导工作转变到抓大事的科学观念上来的必要条件。同时应该看到，一些领导者、领导机关不愿放权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只会做具体的事务工作，而不懂或不善于作战略性的工作、部署人才的工作和制定规范的工作。因此，一放掉事务权，他们就觉得无事可做。改变这种状况，有意识地培训领导者和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学习战略学、人才学和管理学，是实行领导观念现代化的重要措施。
其二，把过去亲身行、亲眼看、亲手记以积累实际经验的调查研究的观念转变为建立现代化的信息情报系统、实行迅速实效的全局数量统计和分析的调查研究观念。要求实现这一观念转变，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亲自进行调查研究。领导者经常亲临工作第一线，接触实际、接触群众，这对于领导现代化建设仍然是十分必要而重要的。但是，单单满足于这种调查研究，对于领导工作来说，则是不充分的。领导工作要求统辖全局，要求迅速抓住社会活动本质，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这种要求同领导者本人的感性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经验水平是有很大距离的。只有科学的全局数量统计、科学的信息情报系统，才能为领导者和领导机关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把握全局”，提供正确的依据。因此，现代化的调查研究观念要求领导机关在自己的领导部门和领导范围之内建立科学的信息情报系统，开展全局性的数量统计和分析。除此之外，要实现对现代社会活动的有效领导还要求领导实体加强对自己所领导的工作范围和对象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对其未来发展趋向进行科学预测；要求加强对与自己领导工作有关的外单位、外地区、外行业、外部门、外国的调查研究。这样，就使得调查研究成为多侧面的、多角度的、多课题的和多维性的(多元性的)。要实现领导观念的这种转变，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和领导机关重视对现代统计学、信息论、情报学和未来学的学习研究，重视对广阔的“外界”时间和空间进行观察和理解。
其三，把受“左”的错误严重影响的思想政治工作观念转变为千方百计地充分调动千百万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观念。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几十年的优良传统，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多年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政治工作在相当多的部门和单位变成了搞政治运动的工作、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作、专门寻人的毛病和记“黑账”的工作，变成了整人的工作、搞大批判的工作，因而，严重地败坏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使领导工作中的这一项重要任务被人们视为难事、苦差。这种情况的流毒和影响使得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在许多部门至今得不到发挥，不少部门、单位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向，实际上削弱了党和政府的领导，甚至由于继续搞“左”的一套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给现代化建设帮了倒忙，甚至对其产生了严重干扰和阻碍的作用。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在于从领导上排除“左”的干扰，端正思想政治工作方向，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观念的根本转变。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是坚定、鼓励和激发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信念、热情、毅力和斗志。如果思想政治工作……不讲改造世界，不动员群众去实践这个改造，那么，它就是只讲空话了。”(转引自《领导科学基础》第154页)只有实现了思想政治工作观念的这个重大转变，我们的领导工作才能合民意、得人心，我们所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北京劲松书斋
(《领导科学基础》，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著，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1.10元)
李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