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发表后不久,即收到邵燕祥同志一封信。信中指出:“……唯文中说到三十年代末西方知识分子‘攻讦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一语,因为斯氏确实犯有这个错误,而国际舆论中,啧有烦言的未必都出于对苏的敌意,……似不宜笼统目为‘攻讦’,如将来成书时,斟酌易为一中性动词或更好些。”
燕祥同志此信,不但使我由衷地感激,并且引起我的一些深思。
无论如何,这绝不仅仅是个用词不当的问题,它涉及到对过去那段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认识。对于那段历史,燕样同志的态度是鲜明的,说明经过了漫长的一段痛苦教训,他的思路是清楚的,对重大问题是明察的,而我至今在历史面前,态度还是暖昧的。
倘若我仅仅是出于无知,那还情有可原。事实并非如此。八二年九月我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中就曾写到三十年代共运史上的那一段,在四十年代对我的思想产生的影响。在该文中,我追忆年轻时,苏联在我心目中曾经是“正义和许多美好理想的化身”。及至读到一些描述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的书之后,“天堂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实上,五十年代上半期,每听到冤案,就联想到苏联那场悲剧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自然热切地希望能避免。
我提这些,绝不是为了表示我有多么高明。正相反,这只能说明我用“攻讦”一词,是自相矛盾,言不由衷的。
句句都说真话,这我不敢保证;但至少总也应做到不说假话呀。为什么我大模大样地使用了那个包庇性的词儿,就象运动中某些“见证人”睁大眼睛扯谎呢?
这不能不迫使我对自己的灵魂深处进行一次扫描。我发现自己是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对于高层领导几年来广开言路,解除对创作的桎梏的宣言,我都是认真地相信并且热烈地拥护的。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我说什么写什么,总也忘不了梁效先生的存在。当然,梁效先生肯定已经不姓梁了,他的面容也由狰狞而和善起来。可我有时仍怕他的心肠未必那么容易变软。这个雷厉风行了那么久的影子,有时还在我灵魂深处晃来晃去。一望到它,我就哆嗦,就言不由衷起来。
燕祥同志这封信对我是个及时的、有力的提示。我需要从自己内部来一次解冻。我得象烧符咒驱邪鬼那样,把这个粘粘抓抓的黑影从心头请出去。不这样,我就别打算继续写作。
这封信还使我感到,在读书界、创作界需要提倡一种良好风气:同行之间切磋琢磨,互相关心。也正为了这点,我才这么小题大做。
书评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都是不景气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倘若写得十分好(或者非常非常适合气候),会有人夸奖一番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倘若离了谱儿,也必有人出来严加批判。然而占绝大多数的书或文章,是介乎这二者之间的,即既不出色到值得大声叫好,也并未惹出乱子。等待这样的书或文章的,往往只是冷漠。就是出了点小疵,也不会有人“多事”,指了出来。
我同燕祥同志只有点头之交,而我写的又是一篇至为平常的小文。然而他看到了毛病,就不惮其烦地写此信,友善地为我指了出来。我感到一般同行之间的温暖。
如今,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翻译界与创作界搞的都是文学,却恍如隔行;甚至无形中,还有个高低之分。至于创作界,写诗、写小说或杂文的,也仿佛各搞一门,互不相干。评点作品似乎已有专人(评论家)负责。很少看到这位小说家谈谈那位小说家的作品,象台湾的欧阳子那么去谈白先勇的《台北人》。什么时候我们除了各自埋头写作,也来关心一下周围的同行,我们的文艺界就会更加热火起来了。
这也是文艺界春天来临的一种征兆吧。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五日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