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联的近年写作的另一习惯，是尽写些提纲性的东西。从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文章，到《美的历程》，到这本书，都是极为粗略的宏观框架。特别是后两书，上下数千年，十多万字就打发掉。而且，既无考证，又非专题；既无孤本秘笈，僻书僻典，又非旁征博引，材料丰多。我想，这很可能要使某种专家不摇头便叹气的。不过这一点，我倒是自甘如此，有意为之。我记得每次走进图书馆的书库时，几乎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望洋兴叹，惘然若失。再博览，书总是读不尽的；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书，我何必再来添一本？活着就是为了皓首穷经来写书么？我应该写甚么样的书呢？……
这种非常幼稚的感受和问题，对我却似乎是种严重的挑战。“百无一用是书生”，自误入文史领域之后，我是深感自己无用才来写书的。但是，中国有那么多的东西可写，有那么多的重要问题和典籍需要研究，有那么多的荒地急待开垦，我到底搞甚么写甚么呢？我时常惶惑着。五十年代我曾想穷二十年之力研究和写一本《从嘉靖到乾隆》的明清意识形态史；我也曾想结合上古史研究《三礼》；我也想编阮籍的年谱并搞些考证；我当然更想再深入探索一下中国近代的戊戌辛亥时期；或一生守着康德；此外，美学方面还有好些很有意思的题目。就拿这本书来说，这本书讲了许多儒家，其实我的兴趣也许更在老庄玄禅；这本书都是提纲，其实我更想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宋明理学的发展行程作些细致的分析。我常常想，只要在上述题目中选定一个，在我原有基础上，搞它十年八载，大概是可以搞出一两本“真正”的专著来的。如今垂垂老矣，却始终没有那样作。
有一次与两位年青记者谈话时，我偶然说到，自己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这被记者们发表了，其实，人各有志，不必一样。我非常爱读那些功底深厚具有长久价值的专题著作，我也羡慕别人考证出几条材料，成为“绝对真理”；或集校某部典籍，永远为人引用……；据说这才是所谓“真学问”。大概这样便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但我却很难具有这种“不朽”打算，那个书库张着大口的嘲讽似乎总在我眼前荡漾着。这倒使我终于自暴自弃也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写这种大而无当的、我称之为“野狐禅”的空疏之作。我在另处介绍过，“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见林比见树更重要”(《书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我只希望我这种尽管粗略却打算“见林”的书，能对具有创造情怀的年青一代有所启发或助益。在学术文化和非学术文化领域内，我仍坚持五年前说过的，希望属于下一代(拙文《读书与写文章》《书林》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他们将破旧立新，大展宏图，全面创造。我若能“为王先驱”，替他们效力服务，即于愿足矣，又何必他求？特别是当我的这种写作得到了许多青年同志和一些中老年学者的热情支持、鼓励和关怀后，我似乎更加快乐了。
这本书所想讲的便与我所接触的年青大学生中的两种不同意见有关。一种意见要求彻底打碎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以改造民族；另一种希望在打碎中有所保存和继承。前者认为后者在客观上将阻碍现代化的进程；后者认为还应该看到后现代化，要注意高度现代化了的欧美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困扰。我没有参与这一争论。我仍然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的信徒，深信当前中国的社会前进首先还是需要基础的变动，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改变相应的各种经济政治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要努力配合这一变化；同时也应该高瞻远瞩，为整个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探索某些东西。从前一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确是太老大了，肩背上到处都是沉重的历史尘垢，以致步履艰难，进步和改革极为不易，“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记得是鲁迅讲的)。在思想观念上，我们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五四时代还落后，消除农民革命带来的后遗症的确还需要冲决网罗式的勇敢和自觉。所以本书反对那准宗教性的伦理主义，揭示儒、道、墨等思想中的封建小生产的东西，并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作为本书前导。从后一方面说，比较起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等古文明来，中国文明毕竟又长久地生存延续下来，并形成了世罕其匹、如此巨大的时空实体。历史传统所累成的文化形式又仍然含有值得珍贵的心理积淀和相对独立性质；并且百年来以及今日许多仁人志士的奋斗精神与这文化传统也并非毫无干系。所以本书又仍然较高估计了作为理性凝聚和积淀的伦理、审美遗产。这实际也涉及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我有时总想起卢梭与启蒙主义的矛盾、浪漫派与理性主义的矛盾，康德与黑格尔的矛盾，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矛盾，油画《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中雄图大略的彼得大帝与忠诚的无畏勇士们的矛盾，也想起今天实证主义与马尔库塞的矛盾……。历史本就在这种悲剧性矛盾中行进。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啊。
本书目标之一，就是想把这类问题(不只这一个)从中国思想史角度提出来，供年青同志们参考、注意和研究。
目的达到了没有呢？不知道。所涉及那许多问题讲清楚没有呢？不知道。大概没有。怎么办呢？以后再说。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著译者言
李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