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文错、漏。于右任诗词自最早的《半哭半笑楼诗草》后，所收作品由少至多，曾有过多种印本，解放前最主要的有王陆一笺本《右任诗存笺》(一九三○年初版)；后来作品大致收全的有刘延涛编的台湾本《右任诗文集》(一九七三年第二版)；此外，还有《变风集》《右任先生诗文选粹》，等等。从《选注》本的《后记》看，这些本子编注者都是见到过的。遗憾的是编注者未能改正各本的鲁鱼之误，且又添了一些自误。甚至台湾本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删去的《捣练子》(338页)的词题“衡山(沈钧儒先生字——笔者注)兄爱石成性，所至选石携归陈列室中以为旅行纪念，求题斋额‘与石居’，因缀以词”，《选注》本也照删。试举舛误数例如下(凡字下加有黑点的是《选注》本中的错字，括号内是改正字——笔者)：
(一)燕去堂空甲第荒，最伤心事(是)大功坊。独(犹)传立马钟山日，开国威仪动万方(《过南京诗》)。此诗作于一九一三年，时辛亥革命的果实已为袁世凯所攫去，第二句的“大功坊”即言其是最令人触目伤心之地也，故“是”字不能错为“事”；第二句的“独传”就更不通了。
(二)转眼沧桑又一年，怜余死后益(后死亦)凄然。九泉莫(休)道人情薄，老友吞声送纸钱(《彰仪门外视同学茹怀西之柩》)。“后死”是生者对死者而言，作者还在写吊友诗，怎么就已经是“死后”了呢？“莫”字是仄声，各本均作“休”，亦不应错。
(三)佳节凄凉愁里过，杂花婀娜雨中鲜。栖栖老友头已(今头)白，手抚苍龙(遗松)一泫然(《五月五日游，三贝子花园吊宋渔父》)。按：第三句将“今头”错成“头已”使平仄不谐，第四句的句末作者原有自注云：“宋所植树”四字，编注者不仅将其删去，且将“遗松”错为“苍龙”了。
(四)破碎精忠柏，参天气不灵(零)。在人为武穆，于树配冬青。有节皆如石，无香亦自馨。还悲同殉国，移莫接英灵(《西湖岳坟》)。第二句的“灵”应为“零”，“灵”字不仅无法解释，且与末韵犯复。还有，此诗通篇写精忠柏，为什么题作《西湖岳坟》？一查，原题系《程白葭兄移精忠柏断节于西湖岳坟属为赋之》，又是编注者将前后的字都删去了。
(五)兵革又凶荒，三年鬓已苍。野犹横白骨，天复降玄霜。战士祈年稔，乡民祭国殇。秦人尔何故(罪)，杀戮作耕桑(《闻乡人语》)。尾联起句之末字王陆一笺本作“<SPS=1691>”，是“罪”的异体字；台湾本误为“辜”，平仄不谐但意不乖；《选注》本错为“故”，意思成了是质问陕西人民，就大错特错了。
(六)生时左右难成派，死后孙黄尚并称。废纸堆中见真性，危微之际至竞竞(兢兢)(《题黄克强遗札》)。按：“兢兢”者，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竞竞”怎么解释得通呢？
(七)在作者的重要作品《红场歌》一诗中，错漏更多。第十句的“诸烈”应为“同志”，第二十句的“愧”应为“悔”，第二十九句的“方无误”应为“先无误”， 第三十三句的“夫孰荷”下漏“此”字，第四十句之下漏掉“中山之事与君携手而并进兮”一整句，尤其令人惊愕的是将“时不久兮全设”一句中的“设”字误为“没”，使诗意完全反了。
(八)诗中的人名程搏九从目录到正文及注释中凡六处均错为程搏九。程搏九，可知其取字是出于《庄子·逍遥游》“鹏之徒于南冥也……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程即名运鹏，王陆一笺本中已注。
(九)此外，还有不少错字诸如“礼罢沙场(国殇)吊慧卿”(第79页)、“问声岳色天警(惊)句”(第74页)、“悯乱天赏(偿)雨一犁”(第91页)、“钓台明月白(自)闲闲”(第152页)、“麦苗风动忙(芒)争长”(第261页)、“辜负江山看剑芒(<SPS=1763>)”(第154页)、“嫩寒春晓试新装(妆)”(第159页)、“平沙月夜(夜月)走明驼”(第200页)、“结习不忘真腐儒(腐)”(第184页)、“历代皇帝(室)铜棺多”(第184页)、“沙皇巨钟世无两(仿)”(第184页)、“行人过往(往路)李陵诗”(第195页)、“今霄(宵)明月圆又圆”(第254页)……等等。
二、错改题、注。除前已述的删去《捣练子》的词题及妄改咏精忠柏的诗题之外，《选注》本删改作者原题、副题(或小序、题注)及作者自注之处也很多。例如：《兴平咏古》一题只选四首，尽可在原题下注明“(选四首)”，但编注者却将原诗各首的末注改作诗题，在〔笺〕中又将原题错为《兴平怀古》；将《与曾孟鸣谒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墓》改为《恭谒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墓》；将《初访得广武将军碑者为雷君召卿，余作歌赠李君春堂，因其最先持以赠余也。十一年春，春堂殉国，十三年春，召卿由澄县来函海上述始末，因为诗赠之》这一长题改为《赠雷召卿》，又将原题改为副题；将《题李西屏藏黄克强先生遗札》改为《题黄克强遗札》；将《王新民师长嘱题冯焕章先生训词手册》改为《题冯焕章训词手册》；将《与卓亭、景秋、建侯游西湖……》中的“景秋、建侯”删去改为“等”，等等。还有在题中删去极重要的字以致产生歧义的。如将散曲《追忆陕西靖国军及围城之役诸事凄然成咏十首》中的“之役”二字删掉，好象是靖国军曾经围城似的，而不知作者此处所言的“围城之役”是指当年(一九二六)与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后率国民革命联军解西安之围，围城者是直军，“之役”是解围之战。又如将散曲《闻日本乞降作付<中华乐府>十首》中删去“付”字，使《中华乐府》成了篇名；而不知它是抗战时作者在重庆所发起创办的一个刊物、“付”者、交付其发表，二者是大相径庭的。
删去或改动作者自注处就更多了。于右任作品中多有题注(小序)、夹注、篇末注(小跋)等，是便于读者了解诗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人的笺注所不能替代的。但《选注》本既一面自加〔笺〕〔注〕， 而又将诗中作者的许多原注或删或改了。《新庄杂诗》的题下原有作者自注曰：“余生新庄，不知在某氏园中。庄邻何氏园，园主何二，年七十余矣。”删掉后便使读者在读诗时费解。尤其如《斗口村扫墓杂诗》、《敦煌纪事诗八首》等诗的作者自注，前者是注明每首诗特定的写作对象，删去后便不详所写为谁，后者本身就是纪事诗，删去注文便不知所纪何事。还有的是特定名称的解释，如《河西道中》的“莫道葡萄最甘美，冰天雪里软儿香。”在“软儿”之下作者原有注曰：“软儿：梨名，冬日食之最甘。”将注删去，读者便不知“软儿”是指何物，或疑其系指葡萄干在冬天吃起来又软又香哩！又如《鸡鸣曲》，作者原有末注云：“首二句为民歌，末句为清人成句”，也被删去。又如《太白山纪游歌》中，将作者自注的一些重要人名如张博泉、邵力子、杨虎臣等都删去，但同一诗中保留的注(有的也被删改过)都未说明是作者原注，只在篇末一条才冠有“原注”二字，仿佛前面的那些注文都是编者所注，只有这一条才是“原注”了。编注者删作者自注甚多，有时却又错将他人的笺注当成作者的自注。如《孝陵》题下的“入长江第一首诗”、《舟入马关》题下的“此《民呼报》走日本时作也”等等。
三、诗体错乱。《潼关道中》与《二华道中》各二首七绝，《选注》本只在两首之间空一行而未标明“一”“二”，而其它凡属一题多首的又都标明首次且在同一首诗中也有每节之间又空一行的，不知编注者是将上述两题各当成一首还是二首？又如将《五月五日游三贝子花园吊宋渔父》的两首绝句错当成一首律诗，将《喜见居延汉简出版》三首近体七绝当一首古体诗。在古风《太白山纪游歌》中，又如新诗一样每节都空一行，但在“毅然选定入山口”及“异草宜人手掌参”与“乃是西北之精灵”、“岂有仙人去不还”等句之下应分节处都没有空行，而“夜深重读《雪木记》”之下不应分节处空了一行。尤令人瞠目的是《选注》本将作者那首著名的《望大陆》(又名《无题》)诗的第二、三节次序颠倒，并在〔笺〕中说“全诗是按于先生的手迹编排的”。考此诗最早是刘延涛从作者《日记》中录出来的，刘本人在所撰的《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就是将“国有殇”作结句，其后台湾本《诗文集》如此，《人民日报》发表时亦如此，从诗意及其结构、句式来看也应如此。从“手迹”的照片来看，很显然，这首诗作者原来只写了两节(即现在各本的第一、三节，《选注》本的第一、二节)，故在结句“国有殇”之后便已注明“(天明作此歌)”说明已经完篇；写罢，大约作者觉得内心的剧痛在诗中表达得还不够充分，便在第一节之后又加添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这一节，但只能书写在完篇之后的空白处而无法在已成的两节诗中楔入，手迹的照片上这一节之下也分明有一个“2”字在标明次序。
四、〔笺〕、〔注〕谬误。据编注者在《后记》中所说，这本书“笺的部份”是“说明年月，提供时代背景”云云。有的〔笺〕也确只有“作于××年前后”这样一句话，可见〔笺〕主要是系年了。本来，于右任的作品从王陆一到刘延涛的笺注本都基本上是按年代排的，《选注》本只不过是仍沿其旧(不同处是将民国改为公元)，可惜自生了许多谬误。最典型的如《社稷坛“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一诗，在同一〔笺〕中，第一句沿王、刘本称写作年代为一九一四年，接下来又按《辞海·五九国耻》条之说“一九一五年……北方各省也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日期五月七日为国耻纪念日”。既然是一九一五年才发生的事，怎么可能在一九一四年作者就写了诗呢？其他系年错误或将上下时限弄成无限或干脆不系年者有数十首之多，虽在“勘误表”中改正了几处，但仍遗漏了很多。
此外，还有许多笺注及标点错误，篇幅关系，不一一指出了。
(杨熠)
陕西人民出版社《于右任诗词选注》第34页《省亲出关》笺云：“作于一九○七年。”按：系一九○八年之误。又注：“髯翁”云：“作者长须美髯，自称髯翁。”按：一九○八年于先生三十岁，尚未留须。他是一九一二年三十四岁时才开始留须的，在一九○八年似不能称长须美髯。
第94页《与张伯英出游唐园》笺云：“张伯英……河南渑池人。”按：张系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人。
第126页《题曹印侯小照》笺云：“曹印侯，字寓侯，陕西临潼人。辛亥陕西首义，曾率当地团勇随张伯英在东路作战。后甘军围攻凤翔，曹率敢死队驰援。终因劳累成疾至西湖疗养，病死杭州。”按：曹印侯，名树勋。从笺看，其卒似因陕西辛亥首义征战劳累所致。实乃印侯之死，与二次革命有关。一九一三年曹养疴汉口，二次革命事起，黄兴、李烈钧等函邀曹共同举义，印侯拟回陕响应，因病未果。事泄，被捕入狱。后得释，因炎暑旧疾增剧，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病殁于杭州韬光寺。年方三十二岁。
第128页《题井勿幕小照》注①“剜心祭”云：“井勿幕在兴平被人暗害，其弟井岳秀曾捉住凶手”云云。按：其弟乃其兄之误。
第221页《归省杨府村房氏外家》笺云：“作于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间。”按：此诗约作于一九二九——一九三○年间。本诗第五首首句：“愁里残阳更乱蝉”系金代诗人元好问句，编注者不察，竟当作于氏作品。该首次句：“遗山南寺⑥感当年”是作者指元好问当年也曾在外家读书，与作者青少年境遇有相似处。而编注者在注⑥中将“遗山”误作“遗年”，并注释为：“遗年：暮年。”又注：“南寺：当为作者家乡附近庙宇名。”曲为解释，实属惊人！
第261页《与子逸、卓亭、伯纯同游李氏园，出浮屠关野望，于逸有作余亦继咏》笺云：“此诗作于一九三八年。是作者回三原省亲时写的一首野望诗。”又注“①李园：即三原东里花园。原为唐代李靖别墅。”按：此诗是记重庆郊游诗，李园自非三原东里花园。浮屠关，一名浮图关，在重庆城郊。抗战时，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设此，曾改名复兴关。
第305页《延涛叙我创办神州报诸事，酬之以诗》笺云：“延涛，即刘延涛。河南人，为于先生的入门弟子，现任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按：刘延涛，号慕黄。河南巩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台湾国民党监察委员，而非立法委员。刘为台湾著名书画家，曾编辑《草书月刊》、《中华乐府》等。著有《中国草书史》、《草书通论》等书。
第306页《喜见居延汉简出版》笺云：“于氏于一九五七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印之《居延汉简甲乙编》后写此诗。按：笺云实误，于氏所见者为一九五六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所出版之《居延汉简》，于诗乃对此而发，怎能将北京和台湾的出版物混为一谈？况且一九五七年也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名称，社科院是一九七七年方成立的。此诗写于一九五六年，系七绝二首，编注者不加诠次，笼而统之，竟成了一首。
第340页《齐天乐——勉青年军人》笺云：“作于一九四四年。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解放区军民开始对日寇局部反攻。”按：这首词是指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四秋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各地成立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于先生的词乃指此事而言，笺中所云与本词原意并无关系。
编注者在《后记》里说：“于先生是陕西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国民党元老，”惟其如此，出版他的诗词笺注本，就更应审慎从事，否则，将愧对九泉之下的于先生和广大读者的。
(鲁深)
求疵录
杨熠/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