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后期，批判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时，闻天同志被目为“武文合壁，相得益彰”的“副帅”，受冲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攻击的靶子就是这篇讲了三个小时的《发言》。此时此刻，闻天同志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长篇的发言呢？
庐山会议的前期是所谓“神仙会”，原来只准备开十几天，产生一个会议的《纪要》就结束的。会议的基本精神是毛主席对当时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象遵循少奇同志的两句话：“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各抒己见，有的讲成绩多些或者大话还多些，有的着重讲了缺点或面临的困难。总之，无甚拘束，开始确有点象“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大概在七月十五日左右，《纪要》草稿和彭总的信印发之后，形势就向紧张方面变化了。这时，有些同志认为刮“共产风”等问题已作过检查，正在改正，就不大再愿意多谈、多听缺点，怕因此“泄气”，今后难以维持继续大跃进的局面。有些同志则感觉还有一种“压力”，即难以将缺点讲透，认为不把事实和后果摆清楚，找出其根源，认真总结好经验教训，就不利于今后的工作。多数人的观点比较持中，都急着下山抓工作。大概在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决定钢翻一番之后，闻天同志就密切注意大跃进发展的形势了。外交部机关炼钢，由于没有原料，他就下令停止。一九五九年三月在两广参观时，他作了很多调查研究，注意到劳动力和运输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也还遇到浮夸以及粮食和副食短缺的情况。在庐山会议前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一再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和错误。他同彭总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他们住处靠近)有过接触，许多观点相似，“意气相投”。他还找计委和财贸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也找地方的负责同志如周小舟等交谈。他对大跃进有一套看法，确是忧心忡忡的。彭总的信印发之后，有一天在田家英的住处，我们一伙谈得来的人聚到一起(有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吴冷西等和我)，正谈论信的内容时，闻天同志进来了，同我们一起议论起来。记得我还开过一句玩笑，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所幸者，这个如追究其名称出典就不得了的玩笑，在批斗高潮时未揭发、坦白出来)。乔木同志马上接着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这个细节可以说明我们之间谈话的倾向。这是在庐山会议时，我同闻天同志主要的一次接触，因为我们没有编在一个小组。
我没有在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九四八年二月，我从热河调到哈尔滨，在东北局工作。五月间，闻天同志离开合江到东北局任常委兼组织部长。我曾列名于他所领导的巡视团为巡视员，但一直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只是在列席东北局的会议时常听他的发言。这个期间，闻天同志着意研究经济问题，曾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过多次细致的调查，常率领巡视组深入基层，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受东北局委托，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接着又为东北局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化、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线。应当指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能作出如此全面系统分析的文件，《提纲》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它的许多思想被吸收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到一九四九年七月这个期间，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等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其中允许少数新富农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等意见，曾受到过非难，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这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一九五四年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时，他在大使馆接见过刘澜波和我，那天见到李德伦来使馆，知道他当时在学点音乐。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他在苏联时颇有“闲情”的感觉。在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同我们几个人的一次谈话中，谈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先将洛甫、王稼祥争取过来的故事，还说到派洛甫到苏联当大使，来不及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之事。这就使我证实了当年的这种感觉：闻天同志还是想在国内做事的，而且仍然对经济有执着的兴趣。一九五六年反急躁冒进后，他就在驻外使馆谈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忘记了国家还很落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因此，闻天同志，在庐山作长篇发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大跃进提出全面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实际情况，有经济理论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何况他是过来人，过去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按照他后来检讨时说的，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他又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有责任向党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这个长篇《发言》是七月二十一日在华东小组会作的(组长是柯庆施)，距离毛主席七月二十三日作反“右”报告，只有两天。这时对《纪要》特别是对彭总的信，非难已经很多，如说这封信的矛头是“针对主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左倾路线错误了”，“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 种种说法都在传开，形势已经比较紧张。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刻，闻天同志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冒险犯难，极言直谏，完全支持已经遭到非难的《纪要》和彭总的信，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总的信作了“全面的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小组会的发言，《简报》中一般只刊要点。七月二十三日之后，这个“副帅”的《发言》记录稿就全文印发下来。批判时有人统计：全文八千多字，而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用了三十九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十三个“比例失调”，十二个“生产紧张”，一百零八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
《纪要》讲了大跃进三个方面的缺点，即比例失调，“共产风”， 和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但没有展开论述。《发言》说是对《纪要》所谈缺点补充一些意见，实际是对大跃进作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对暴露出来的严重缺点，引起的严重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作了系统的论述；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作了理论的探讨；最后归结到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
当时讨论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意见，即前述多谈缺点，就会泄气，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发言》针锋相对地说，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我们那时犯盲动主义，毛主席就经常讲，所以对缺点要采取郑重的态度，不要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马列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就是真理不够，增产数字报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
《发言》指出，关于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如钢铁指标太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全民炼钢”不单赔了五十个亿，最大问题还在九千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当时议论甚多，河南认为食堂有八大好处，全省没一个垮的。大多数人还是要保食堂，以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标志。报纸上曾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按劳取酬。《发言》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明确提出：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就要强调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权，这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这样的富对个人好，对国家更好，它是应该的，光荣的。由于不爱劳动，好吃懒做而生活穷苦，是活该，是可耻的。《发言》还精辟地谈到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宣传问题：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可以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做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发言》同意《纪要》说的，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这也是他这篇发言的主旨所在。关于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讲到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以致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坏事。从主观主义进而谈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今天总结经验，尤应该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综合平衡的问题，当时也是很有争论的，有的人以“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法则，为大跃进出现的严重失调辩护，甚至认为就是要冲破平衡，不平衡是好事。《纪要》中“综合平衡”一节是我参加起草的，内中有四句话：“统筹安排，供需协调，瞻前顾后，合理布局。”记得因字数所限，没有展开讲透。《发言》明确地说，经济建设就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我们利用相对平衡制定经济计划，要使之大体是个平衡的计划。遇到某一方面被突破，便要做到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还建议在《纪要》草稿中加一条“经济核算”。任何产品，都要讲成本；要算帐，这跟“算帐派”是两回事。用毛主席的话，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就是要精打细算。不算帐，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偏向，说是要算“政治帐”。其实，“政治帐”同“经济帐”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必须根据节约原则，严格控制资金使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块钱。毛主席提出要大家学政治经济学。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其特殊性，但是有关的普遍规律仍然起作用，问题在于两者相结合。政治经济学，不仅高级干部要学，广大干部也要学。
大跃进时期，不按科学精神办的事太多，报纸上放肆地报道，随便吹牛，放卫星，超外国，引起很大的混乱，国外影响也不好。庐山会议前夕，在外交部的务虚会上，闻天同志就讲过不要吹，说有些东西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究竟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证明。因此，《发言》强调，必须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许多东西我们缺乏常识。不能随便把原有的东西推翻，更不能随便吹牛。生产技术措施没有科学根据，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蛮干是要死人的。对于已有的科学成果要重视。“一切经过试验”，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不迟。但实验室里成功了的，还不等于在生产中也已成功。赶超世界水平之类的话，要谨慎，的确比人家高明再讲也不迟，而且以自己不讲、让人家替我们讲为有利。他觉得当时我国的国际威信已经受到影响。
《发言》针对性极强，如此明快而尖锐，几乎毫无顾忌。最后谈到根本关键还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时，尤其如此。庐山会议之前两个月，四月上海会议的小组会上，闻天同志曾谈过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发言》中这一段话今天读来也是有现实意义的：“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发言》还特别欣赏《纪要》草稿中这一段话：“必须在全党干部中间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一时可能有参差不齐，只要大家在实际行动中遵守纪律，那么这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应该通过真正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发言》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这样做，对团结干部有利，对工作有利。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的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这段话讲得多么好啊！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每一个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永远记住这段话的精神。当年闻天同志赤胆忠心、不顾个人安危的这种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总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针对有些人对信中某些措词的挑剔，《发言》为之辩解。特别是关于最敏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法，为最受攻击之处，就是赞成彭总的信的精神的人，也都不敢表示同意这个说法。唯有闻天同志一个人是这样说的：“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七月二十三日之后，硝烟滚滚，风云突变。在七月二十四日的小组会上，闻天同志还是坦然的，发言仍旧从容不迫，讲出心里的话：“我没有经验，是从旁看的。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会开得很有味道。现在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乱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作风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
就在他的《发言》被当作靶子印发的当天，我们还有过一次偶然的接触，他问我发言稿看了没有？我说看了，那些缺点都是存在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便于再谈什么了。
七月二十三日之后的一两天，闻天同志同彭总碰面时，他们还相互谈到：讲缺点竟如此危险。我们总结经验，人家扣帽子。在后来的“检讨”中，闻天同志交代，他与彭总议论的要害，是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如何避免一言堂问题。如果只好听好消息，就必然助长下面报喜不报忧，因而容易受蒙蔽，容易头脑发热，也容易骄傲。他们还从南宁会议后个人威信的发展，谈到树立集体威信的重要，以及应防止损害集体领导原则的事情发生。
批斗升级之后，“不仅对事，还要对人”。闻天同志希望不扣帽子，不乱扣帽子，然而，千钧重帽扣下了：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闻天同志被认为“旧病复发”。
八月上旬，原来六个小组并成三个小组，分头批判彭、黄、张、周等人。这些批判“从严”之处，就不必多说了。
在后来的“检讨”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闻天同志总结了以下六条，为“两条路线——总路线和反总路线的斗争”，他说自己从这六个方面反了总路线：
一)强调发展生产力，即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这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这是“三分政治，七分经济”，而政治也只是为了经济。
二)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三)强调利用物质刺激，即利用工资等级、奖金制等，来刺激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产积极性。
四)强调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强调一切生产计划都应服从于经济规律，而不是使经济规律服从于生产计划；强调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以及强调经济核算、利润指标等等。
五)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六)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 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总结以上所说，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是要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改为引导到稳步可靠的路线上来。结果是不要搞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
当年闻天同志写这些“检讨”时，相信他心中是坦然的，当然也是痛苦的，因为硬要在纸上把自信是正确的东西写成是错误的东西。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谬误终归谬误，真理终归真理。不是吗，我们的国家现在不是远比闻天同志二十六年前的设想更健康地在生活和发展吗！
从上面详细介绍的闻天同志的《发言》和“检讨”来看，闻天同志如不是早在遵义会议开始，特别是延安整风期间就将“旧病”治愈，他怎么可能在庐山作这样一篇精辟的切中时弊的发言呢。我听见杨尚昆同志谈过，在江西的后期，闻天同志同博古、李德就有争论的，就已经将他挤到政府部门，离开了中央的核心。现在从公布的文献上已得到证实。这也说明，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转变，不单是毛主席争取的结果，而是早有自己的觉悟做基础的。遵义会议之后，他对毛主席是信服的；在后来历次重大政治关节时，他同毛主席都是一致的。据说，曾因此遭受过讥讽。当时，闻天同志还处在中央负总责的位置，他这样义正词严地回答：“真理在谁手上，就跟谁走。”据不少同志回忆，毛主席当时曾对闻天同志作过这样称誉的戏言：“你是一个开明之君”。但他决不是只求形式地“紧跟”，更不是一味盲从的人。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接受毛主席的教导，他深感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中国社会作周密调查的必要，主动要求到基层去。一九四二年一月，他率领调查团到陕北的神木、府谷、米脂、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对农村、城镇的生产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查，长达四百零二天。他亲自主持调查会，长时间地访问农民、基层干部和各阶层人物；查阅、收集大量有关经济和社会的文字材料，家谱、碑记都不放过；亲自或指导其他同志共写出十九篇调查报告。这说明闻天同志一旦大彻大悟过来，何等诚恳地向群众学习，并且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坚持求真知的科学态度。后来他在延安主持编辑的《参考资料》，对国民党统治区和国际形势作具体分析，文章质量是很高的，许多论文是他亲自撰写的(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些马兰草纸印刷的珍本)。东北地区土改运动中，同其他解放区一样，一度发生过“左”的偏向。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局为此召开过一个月的总结会议，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闻天同志主持的合江地区的土改，基本上没有受这股“左”倾思潮的影响；关于团结中农，区别地、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等，他都为省委写了文件，作了一系列合乎实际的规定，防止了可能发生的偏向。所以，闻天同志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所犯过的“左”的错误，早以自己的言行证明彻底清除了，他不仅没有再“旧病复发”，而且在党犯新的“左”倾错误时，能够坚决顶住，明确地、全面地从实际到理论，指出这种错误，分析其原因，提出克服的办法。可是，历史多么不幸，这顶沉重的“旧病复发”的帽子，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戴在头上。然而他并没有就此中断对真理的探索，在庐山蒙冤之后直到十年动乱期间，他还撰写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稿。从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始终坚持真理，不畏横逆，挺身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且从理论上总结了“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有过许多真知灼见，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何其相似。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呵！这种精神，多么催人奋进，永放光辉。
戊戌政变的第二年，一八九九年，被“放归”的黄遵宪，写过一首发感慨的诗：“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表明了一代先驱的自信心。黄遵宪深信，他所赞同的那些维新变法的主张，虽然一时在高压之下受到了摧残，但是时间终究会证明它是正确的，二十年之后一定会证明它是正确的。黄遵宪的期望没有落空。二十年后是一九一九年，这一年发生了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已经大大超越了戊戌时代那些维新志士的要求了。
闻天同志在庐山的《发言》，当时我是从心底里赞同的，觉得他比彭总的信讲得更清楚，而且作了理论的阐述。在当时的气氛下作这样一篇发言，不仅要有至大至刚的正气，而且要有理论上的自信。他当然是深信自己意见的正确性的。闻天同志在一生的最后时刻，以衰病之身，管制之严，仍奋笔痛斥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谬论，写出那些研究政治和经济，以及党内民主生活的战斗檄文，当然也必定是坚定的自信心驱使他写的。现在，历史的曲折终结了。闻天同志的这个《发言》和《选集》中其他文章特别是晚年所写文章的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了。这也是在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之后，才被承认其正确性的。现在，两个三中全会的文件比闻天同志当年所想的更是大大前进了。我们的国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正在经历第二次革命，正在欣欣向荣地向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胜利前进。闻天同志在天之灵当会感到欣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正确意见要过二十年才被接受的事，相信当不致再出现了吧。努力做到这一点，是我们后死者、后来人的崇高职责。
(《回忆张闻天》编辑组供稿，本书将于八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