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平：今年九月中旬，我国一些重点高校的著名经济学教授们在成都举行了一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讨会。会议结束时，蒋学模教授作了一次发言，中心内容是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迎接一场经济理论的大论战。原因或许是这些年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革突破了许多传统的“理论禁区”。这反映了理论界对改革进程的评判存在严重分歧。我以为不应该只是从规范的角度，用社会主义的古典的严格定义来裁判生活。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的窘境，必然要求我们对传统模式以及它赖以运行的理论基础作一次追本溯源的反思。
伍晓鹰：两种经济制度的和平竞赛是赫鲁晓夫首创的，此功不应埋没。但经济发展的实际表明，至少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实行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输了这场竞赛。中国恐怕是输得比较惨的一个，理由众所周知。所以，我们才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果敢的改革。
张维平：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但进步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正象发展经济学中常用的比喻——九头蛇怪hydra一样，你砍去一个蛇头，又长出九个。
伍晓鹰：所以说改革既要冒险，又要借鉴。说到借鉴，我们总是较多注意经济体制相同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这诚然必要，但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我以为应该特别重视市场机制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战后西德的经济改革与复兴就是一例。当时的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后任总理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博士的总结性著作《来自竞争的繁荣》，对战后西德由计划统制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那场经济改革，作了令人信服的描述，联系当前中国的改革实践来读它，我相信不仅趣味无穷，而且启示良多。
张维平：艾哈德被称为二十世纪的亚当·斯密，这表明了他的经济思想的倾向性。作为经济学教授，他师承著名的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它们的口号是“社会市场经济”，具体说，就是限制而不放弃国家干预。如何干预则必须特别审慎，关键是保护和激发自由市场经济的积极社会功能，这个社会功能就是竞争机制。艾哈德说：“生产者的自由竞争，消费者的自由选购，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等原则，比任何形式的国家指导或国家管制，更能保证经济与社会进步。”这段话是他的经济思想的核心。
伍晓鹰：艾哈德又是经济学教授中最幸运的人，他有机会走出理论的象牙之塔，在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文化、经济与政治因二次大战的失败而全线崩溃的时候，受命于危难之际，不屈不挠地推进他深思多年的改革方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把他的国家变成了战后欧洲的超级经济强国。他与总统阿登纳分工合作。阿登纳是“在外地主”，专管国际事务与联邦德国的对外关系，旨在使战败的德国重返欧洲与世界舞台；艾哈德则是“内当家”，一手包办经济事务，两人珠联璧合，被世人称为联邦德国复兴之父。艾哈德的荣誉与声望是任何一个经济学教授可望而不可及的。
张维平：可他获取荣誉的道路却是充满风险的。在经济改革的最初阶段，几乎每走一步都可能弄得身败名裂。从议会讲坛上反对党的抗议，到知识界的普遍抵制，从游行队伍中“绞死艾哈德”的愤怒呼喊，到国会要求减少他薪水的动议，攻击纷至沓来，但艾哈德全然不为所动。他要在被纳粹统制经济全面支配下生活了十二年之久的同胞中间推行竞争机制，他本人便富有极强的竞争精神与不避风险的高贵品格。
伍晓鹰：关键是竞争机制，艾哈德否定“德国奇迹”的说法，在他看来，只要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环境，使人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业精神和能力，任何民族都可以步入繁荣之途。作为联邦德国战后复兴时期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他把自己的政策称为“社会经济政策”，与此相对应，目标是排除一切妨碍和限制竞争的因素，诸如物价管制，卡特尔市场垄断，行会壁垒，特殊利益集团，管制零售业的法案等等。这些政策是围绕市场展开的，故又名为“市场经济政策”。艾哈德的意图是利用一切可能的经济政策工具，建设一个以冒险精神为基础的竞争制度。
张维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最初建立时，就断然排除竞争原则，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失误，只要对苏联近七十年和我国三十七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稍作反思，就不难认清楚这一点。赫鲁晓夫提倡两种经济制度竞赛，计划经济制度在近几十年中赛出一个败局，原因也不难发现。因为在竞赛的西方中，市场经济以竞争原则为动力，而计划体制却人为地避免竞争从而冻结了内部活力。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废除竞争原则，无异于把孩子与洗澡水一同倒进了污沟。一位法国记者说，东西方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种“短缺”。在西方，伴随着产品丰裕的是常有职业短缺即失业现象，东方则在夸耀“充分就业”时总掩盖不住大众消费品的严重短缺，于是有两种“排队”现象，西方是在职业介绍所登记就业，它形成就业竞争。东方则在消费品市场到处是怵目惊心的“长龙”，人们把大量闲暇乃至工作时间用于排队，甚至出现“排队综合症”这类社会病态，只要哪儿有“长龙”，且不问出售的货物自己是否适用，先把队排上再说。
伍晓鹰：不仅如此，争夺消费品的斗争还通过特权、裙带或人际关系在幕后展开。配给与票证制度之所以成为计划体制下一个历久不衰的政策工具，一方面是为了使生活必需品的分配相对平均，另一方面也是力图避免把太多的人力徒耗在穷极无聊的排队活动中。但正象俗语说的，你把魔鬼从大门驱逐出去，它又从窗口<SPS=1668>了进来。竞争被排除出生产领域后，它又在人际关系中出现了，只是变态了。“排队综合症”和由此而来的种种社会病态用经济学术语说，属于人力资源的浪费性配置。
张维平：艾哈德对此是深有洞察的，在他执政之前，在纳粹统治的黑暗岁月，他曾潜心地做过市场研究十余年，在消费经济学方面也深有造诣。他认为一个持久而平衡发展的经济制度，首先要依靠有着蓬勃消费欲望的人民来赋予它进步和扩张的动力。但这种动力应该创造出能使生产率加速增长的竞争机制。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联邦德国实行货币改革，用新马克代替膨胀得完全失去信用的旧马克，几乎同时，艾哈德宣布取消配给和物价管制，让黑市活动公开化与合法化。用《最富有的第四帝国》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哈特里奇的话说，这是对千百万普通德国公民的一次“神经系统”的冲击。
伍晓鹰：这一举动来势之猛，不但使普通公民感觉突然，就连当时德国占领区的英美军政官员也发生恐慌，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市场混乱，乃至引发暴乱。美国军人责问艾哈德：为什么在到处缺粮的时候，你竟敢放松配给制？是否有意要搞得天下大乱？艾哈德回答得轻松自在：不是放松，而是根本取消配给制，今后唯一的配给证是马克，谁想要马克，谁就去好好干活。他明确表示，在货币改革的过程中，要把有关生产、贸易，特别是对于消费者的各种管制尽行废除。这个步骤在当时确实是大胆的。劫后余生的德国生产力需要恢复，数百万无家可归的难民需要安置，原先的住宅与许多城市在战火里变成了废墟和瓦砾堆，英国人说，仅清除柏林市的场地就需要三十年，更何况还有食品匮乏，物价飞涨和严重的失业。面对这样一种混乱局面，不但普通老百姓和政治家，就是最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都本能地寄希望于国家权力，试图借助严密的政府控制与计划来治乱求安和拯救德国。而这正是艾哈德不能接受的。
张维平：所以说，联邦德国当年的改革也象我国今天改革的舆论情势一样，遭遇了一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战。当然，我这样比喻是相对和有条件的，因为制度与历史背景毕竟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某些类比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而且我认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讨论，有规范与实证两层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规范的计划经济，是资本主义发达商品经济的逻辑对立，是一些原则性的预见，它应该与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这一计划经济实证相区别。后者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影响太深，消极后果太多，而且这些消极面与当年艾哈德对希特勒统制经济的批判在若干方面确实是惊人地相似的。小平同志最近在会见外宾时多次强调我们不能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原有计划体制的深刻批判。
伍晓鹰：确实，艾哈德的过人聪慧，在于他一开始就明确了重建德国必须清除纳粹的计划经济的余毒。生活用品的配给制，对工资与物价进行控制的全部计划行政机关原本是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戈林创立的，目的是实现第三帝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总计划。战后，英美占领区当局不敢打烂原有的经济控制系统，他们害怕一旦取消配给制与物价管制，就会再度导致天下大乱。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更是强调这一点，他们认为特别需要监督最主要的消费品，并预言取消物价管制会发生特大灾祸，只有通过有系统的经济计划与指导，才能恢复健全的经济生活。
张维平：当时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讲坛上用了一个比喻：德国经济是一个衰弱的病人，艾哈德撤销管制，放开市场与竞争，就象把病人抛进冷水让他游泳，是灭亡之道。他们强烈要求撤换经济部长艾哈德。但艾哈德毫不退让，他确信要使经济问题求得根本解决，必须坚定地推进自由市场机制。他不顾大难将临的警告，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这个日子现在已被经济史学家称为德国经济奇迹日——由他领导的经济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紧急法，然后他本人亲自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他已经把数以百计的管制经济与物价的法令全部扔进了废纸篓。以此作为分水岭，德国复兴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就由竞选纲领和理论冲突转移到了实践的舞台，生活充当了真理的裁判。艾哈德赢了，在《来自竞争的繁荣》里，他用“市场经济战胜计划经济”的整整一章实录了这场论战的前后经过，他说：“当时争辩的记录，今天读起来，就象读几页惊险小说”，美国记者哈特里奇则称之为“教授的大冒险”。
伍晓鹰：但改革的成就则举世瞩目，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国民收入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在五年里实质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指数在五年里增加一倍多，市场经济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是惊人的。
张维平：你说的是五到六年的时间跨度内的经济增长实绩，实际上艾哈德在书中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货币改革与经济改革最初一年的生产增长就极为可观。人们常说艾哈德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德国命运，这并不夸张。当然，改革伊始，险象环生，最大的危机有两个，一是庞大的失业人口，二是粮食与消费品价格开始上涨。西方世界从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特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以来，几乎大部分政治家与经济学家都把“充分就业”当作政府调节的目标，艾哈德则反其道而行，政府不管就业，而是全力对付通货膨胀以巩固货币改革的成就，同时通过稳定币值使竞争得以有效地展开。
伍晓鹰：这一点与我国经济改革起步时的情形也不同，我国“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及其而后的几年，也是一种刚刚走出天灾人祸的经济复苏时期。“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千百万知识青年、机关干部和纠正冤假错案后的返城人员，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当时首先追求安置就业的目标，这固然在社会安定方面可收一时之效，但却为经济的长远发展设下了障碍，它导致我国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长期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而不得恢复，原因很明显，我们过分心急，把本该留在社会上的待业人员分散到企业中去了，形成隐蔽失业。这不但加重了企业的劳动成本负担，而且由于没有就业压力和人浮于事，劳动者在窝工偷懒方面相互攀比传染，使经济效益每况愈下。
张维平：事实很清楚，在就业上排除竞争，或者说，不把确实必要的失业人口留在社会上，以便对懒惰成性的一部分人施加心理威慑，经济机制的高效运转是不可能的。艾哈德的成功，是他深明此义。他最初推行改革时，失业工人约四十五万，一年以后，失业人数上升到一百五十万。在货币改革后的一年又十个月里，虽然失业率从百分之三上升到百分之十二多，但工业产量却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三。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家们勇敢地裁减冗员，留下生产效率最高的工人。在鲁尔区的煤钢公司，改革前后相比，工人旷工率立刻从百分之二十减少到百分之五。经济的快速恢复促进了投资，从而扩大了就业门路。仅一年以后，即一九五一年底，就业人数开始净增，到一九五六年，失业人数减少九十万，就业人数增加五百万，就是说，原有的劳动人口根本不敷应用，联邦德国还从邻国包括民主德国移民中吸取了数百万人就业。
伍晓鹰：劳动力短缺和就业机会增多的情况近年来在我国若干城市也发生了，这些地方大都是市场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当然，这是在人为阻断我国剩余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背景上出现的，所以不容过分乐观。
张维平：确实不容乐观！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已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必然的战略选择，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政府干预措施不应该再被盲目运用了。必须使就业从属于市场竞争原则，这样做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因工资和消费基金失控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我国在一九八四年底所出现的工资与奖金增长过速以及去年物价上升幅度较大这两件事，固然与企业因财产关系不明确而追求短期利益有关，但这显然并不是全部原因。当公共汽车司机出现怠工情绪，许多人猛然醒悟，如果有一个更为流动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情形会好得多，人为地追求“充分就业”的恶果是很明显的。
伍晓鹰：在联邦德国经济改革的最初阶段，艾哈德清楚地意识到，一支暂时失业的工人队伍对于控制生活费用，抵制物价上涨，提高人均产出和促进资本积累都有好处。在政府干预措施中他注重控制货币与信贷发放，这一点确实是成功的关键。德国人民在两次大战中都饱受恶性通货膨胀之苦，艾哈德对此有切肤之痛，他懂得，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发放纸票的办法，不费一兵一卒，就从百姓手里搜刮掉所有的财产，但这也是取败之道。希特勒之所以能建立起独裁统治，就是因为他的前任政府无节制地滥发货币。艾哈德认为，联邦德国的改革要避免走上这条绝路，使人民对自己口袋里的货币满怀信心，并愿意付出劳动去挣它，就必须坚持这样一个法则：绝不允许工资的增加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
张维平：这个法则是普遍适用的，在和平时期，工资性通货膨胀是多发货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是平常所说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它必然导致物价上涨。艾哈德说，工资与物价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条真理虽然简单，但却不受公众欢迎。因为人人都希望涨工资而不涨物价。为此，他差不多跑遍了全国，向所有的人，包括最不善于动脑子的人作解释。多么了不起的精力和社会责任感！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原本需要有足够数量的艾哈德去游说二亿城市人口，去向他们解释这个真理。但很遗憾……
伍晓鹰：可不，但愿我们这个民族今后少一些遗憾。例如去年的价格调整，虽然成效不可低估，但令人遗憾的方面也不少。在此，艾哈德的改革经验尽管无法照搬，但却是可以借鉴的。他是通过一次性行动取消价格管制，而让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在初始时，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上升是较快的，再加上大量失业，艾哈德的政治地位很快受到威胁。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也即改革推行的第四个月，鲁尔区爆发了为时一天的总罢工，矛头所向是艾哈德经济政策，甚至连总理阿登纳也怀疑艾哈德是在下赌注而可能败绩，但艾哈德不为公众压力屈服。
张维平：他是成竹在胸，因为他本人追求的正是物价稳定的目标。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与普遍的物价上涨相联系，他断然否定。他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能迫使我放弃货币、信贷和财政政策方面的责任”，这就是刚才说的紧紧控制货币与信贷发行，并缩减政府支出。但艾哈德并不是消极的市场物价监督员，他同时追求经济繁荣，而繁荣来自竞争，竞争的第一个前提是放开物价，所以他是把稳定物价与放开物价结合起来，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大幅度降低关税引进进口，使国内竞争面临国际对手的挑战而更其强化，并配以大量廉价原料的供应，仅一年时间，即到一九五○年年中，物价就开始下跌。在其后的十年里，生活费指数只上升百分之十六，基本做到了物价稳定，而同期英国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五，法国上升了百分之五十多，这种情况使得艾哈德的声望与日俱增。
伍晓鹰：放开物价与物价稳定的经济学原理，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似乎还不够普及。最近一次自行车调价。名牌车提价的幅度并不小，但“凤凰”、“永久”等车还是供不应求，票证依然没有取消。原因何在？非名牌车的价格不敢下调恐怕是一个原因。很显然，如果价格是双向运动的，优质车提价，劣质车降价，那么，许多原本想购置优质车的人，出于价格的考虑，觉得化更少的钱买一部较次的车也很上算，这不但会缓解供求矛盾，而且有助于稳定价格总水平。
张维平：劣质车的价格之所以降不下来，是因为试图保护其生产厂家，使之不至于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这是一种对竞争的恐惧症，倒霉的是消费者。
伍晓鹰：艾哈德把这种现象称作“纯粹的利己主义”，他在批评行业壁垒时说，人总是要求保护，要求在行业的四周筑起篱笆，要求用人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地位的，但这是不道德的。这样做只会助长企业不求进取的心理。艾哈德还认为，如果政府的社会政策只是使每个人绝对不冒人生风险，那就不可能希望他的才能、智力、企业雄心以及其他人类品德得到充分发展。
张维平：他这是指的公民的“安全”需求而说的。他认为个人要有更多的安全，这无可非议。但这与个人的自尊感，奋斗精神，以及随时准备自由而负责地应付生活的风险的独立性相表里的。他说，一个独立的人能利用经济进步所提供的一切机会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反对国家的强制保险。社会的责任只在于救助老人和那些并非因为自身过错而需帮助的人。他和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一样，不相信“福利国家”的神话，他在五十年代就指出：根据现有经验，在一个所谓福利国家里往往万事齐备，独缺“福利”，这个事实已经被七十年代末“福利国家”的困境所证实。
伍晓鹰：艾哈德在强调竞争与物质繁荣时，有一点是特别令人钦佩的，他没有把竞争绝对化为某种至高无上的目的。我认为这点应予特别强调，他说：“我把经济看得特别重要，但我并不想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认为在经济中可以找到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成药。决不是这样，正如一个人需要通过物质生活才能发展成精神世界，人民也是一样。经济也许是最原始的一个方面，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张维平：艾哈德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以顽强的毅力与斗志为战后德国的物质繁荣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同胞为匮乏而困扰，所以致力于经济增长。但他明确表示，更希望看到德国人民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精神生活方面去，他预言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后，人类将向自己提问：究竟什么更有价值，多工作一些，还是多一些自由而丰富的闲暇生活？我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过：闲暇时间的获得，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开始。
伍晓鹰：关键是迅速发展生产力，中华民族已经意识到，贫困是一切苦难中必须首先根除的苦难，这也是艾哈德给我们的启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国情不同，作为改革家的勇气、胆略和智慧的象征，艾哈德也仍然可以成为我们开拓创新的鼓舞力量。
张维平：一九八三年二月，哈耶克在波恩纪念艾哈德的集会上说：“战后联邦德国在重要岗位上安排了一位绝无仅有的天才，真是好运有加，在与我相识的经济学家中，不乏在理论上极富真知灼见者，但没有一个象路德维希·艾哈德那样能凭直觉精确断定是非，他为在德国重建一个自由的社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并理应为全世界特别是德国人民追忆和思念。”我想，这个评价完全是恰如其分的。
(《来自竞争的繁荣》，路德维希·艾哈德著，祝世康、穆蒙骥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1.05元)
张维平/伍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