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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夏初到巴黎时，正值欧美日等国首脑要在此召开最高级会议，使游人如织的花都增添不少政治气氛。我到郊外的凡尔赛宫参观时，因为已宣布它将是最高级会议举行之处，和同行的法国友人谈得较多的也是凡尔赛作为国际政治活动中心，在欧洲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的色彩斑斓的往事。我们谈到百余年来和法国瓜葛最多的邻邦德国，它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段大起大落的悲喜剧，竟是在凡尔赛宫的同一个大厅里演出；我们也谈到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炮声，如何为年轻的合众国在凡尔赛宫争取到国际援助；当然我们谈得更多的是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法国近代史上，在凡尔赛宫演出的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戏剧：从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在起义人民监视下离开凡尔赛，到巴黎公社时期反革命势力在凡尔赛的集结……但我也没忘记告诉法国朋友：凡尔赛和中国也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因缘：一九一九年在凡尔赛签订的和约，曾是触发西方友人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伟大五四运动的导火线。这些历史回忆不仅大有助兴之功，而且为眼前所见的辉煌建筑与豪华装修罩上了一层庄重的色彩。
可是，如果谈到凡尔赛宫本身的历史，那还不得不想到路易十六的曾祖路易十四，因为正是他，以“平地起高楼”之势，盖起了这座王宫，并以同样的态势把法国一举提高到欧洲历史舞台的主角地位。现代的观光游客，无不为凡尔赛宫和它的花园的美丽惊羡不已，似乎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和相映成趣的园林花苑，都与天然地势形成巧合。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原来这里只是一片“其貌不扬”的荒野，既无山又无水，绝难想象它会有今日的景致。然而路易十四硬是发了宏愿，要把这片无名荒郊变成人间仙境，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大兴土木，在数十年间创造了这个名震全欧的凡尔赛宫，无怪乎有些研究者认为，路易十四所以选中他父亲的这个郊猎小屋作为自己大展宏图的地点，就是因为它一无所有，正可以借此显示他本人和举朝上下的智才与能力。果然不出所料，在凡尔赛宫兴修、扩建的一六六九——一六八五年间，法国的国势军威也象凡尔赛的楼房一样平地崛起，扩展无边。在此之前，法国人建造巴黎城内的罗浮宫时，还得毕恭毕敬地请意大利专家来提意见，可是凡尔赛宫完成之后，欧洲各国宫廷就唯它马首是瞻，从建筑装修到服饰摆设都以凡尔赛和巴黎为楷模了。尽管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化更为光彩夺目，法国人自己却总是带着饮水思源的心情回顾这个“起飞”的路易十四时代。
凡尔赛宫的主要厅堂都位于第二层楼，中央主体殿堂坐东朝西，南北形成厢翼，和我国宫廷建筑的布局完全不同。更有趣的是，当我从北厢楼上的几个“联连厅”穿行而至中央的最大厅堂——“明镜大厅”时，在明镜大厅中央镜门之后，本以为按例应进入王宫最核心的宝座大殿，结果却发现这个核心的核心竟是路易十四的卧室。这样的布局不仅和我国历代重视外朝内廷之别完全异趣，在欧洲历史上也无先例；它确实出于路易十四和他的廷臣的精心安排——把国王的卧室作为整个王宫的中心，突出路易十四“本人”的作用。这间卧室西接明镜大厅，东向中央庭院，院前就是三条辐射状通向巴黎的大道。我国有风水星相之类的迷信，欧洲当时也差不多。据说路易十四自比太阳，这个东西朝向和卧室中心的安排就有意和日出于东没于西的运行配合。因此宫廷中最重要的礼仪不是各类正式会议，而是国王每天的“起床”，在那个庄严的时刻，王公重臣环卫于路易十四的卧室四周，象原始人怀着崇敬之心礼拜旭日东升那样恭候国王起身；然后国王西出大厅，处理朝政，“如日中天”；到傍晚夕阳西下，美景迷人的时候，国王活动的中心也移到更西边的花园里，于是路易十四在宫内的行迹，也象太阳那样由东而西。今天看来，这个太阳王的个人崇拜，和原始人的拜日教一样愚昧可笑，但它却形象地道出了那个君主专制的时代特点。不仅路易十四和他的朝廷视之为天经地义，十八、十九世纪的历史家也仍然津津乐道。甚至对专制统治恨之入骨的伏尔泰，对路易十四却多致赞扬，个中原委，我在凡尔赛的参观中是有进一步体会了。
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这部历史名著中，开宗明义就指出这个时代可能是“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他说：
“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的文化技艺、智能、风尚，正如我国的政体一样，都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变革，这变革应该成为我们祖国真正光荣的永恒标志。这种有益的影响甚至还不局限于法国的范围之内。它扩展到英国，激起这个才智横溢、大胆无畏的国家当时正需要的竞争热情。它把高雅的趣味传入德国；把科学传入俄国。它甚至使萎靡不振的意大利重新活跃起来。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中译本第7页)
当然，具有启蒙思想的伏尔泰，对于路易十四和他的时代的称颂并非无条件的。他重视的是文明礼貌与技艺智能，而他肯定路易十四也正由于他的统治对此有所促进，甚至是大的促进。这个看法，作过“凡尔赛一游”的人，大概都会或多或少地同意。实际上，伏翁所谓的文明技艺无非是西方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些表征，历史进程的实质是：路易十四之类的君主专制，虽然看起来很矛盾，却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早就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从这种君主国中发展而来。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对近代的含意当然还很难了解清楚，但他面向未来的这片苦心却是易于觉察的。因此在这书的第一行，他就首先声明说：“本书拟叙述的，不仅是路易十四的一生，作者提出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作者企图进行尝试，不为后代叙述某个个人的行动功业，而向他们描绘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的人们的精神面貌。”(中译本第1页)
在我出国之前，《路易十四时代》的中译只有吴兴华先生选译的几章，刊登于《法国史通讯》，我回国时却见到吴模信等同志的全译本已经问世。记得初读此册书时，还是在齐思和老师提示下，找了英译本来看的；欧游归来，我们已出版了完整的中译本，怎不令人高兴。在参观凡尔赛宫之时，我就想到伏翁这部史学名著实是一个极好的指导——请不要和目下的“导游”混为一谈，那样对伏翁就太不尊敬了。虽然这书并无专论凡尔赛建筑、园林之处，但却非常杰出地显示了以路易十四，也可说以凡尔赛为轴心的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实际上也不只是通常所谓的“精神”，也包括一些“物质”)，确有“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的作用。
路易十四于一六四三年继位为王时，年方五岁，大权实归首相马扎然执掌，到一六六一年二十三岁时，他才独揽一切，此后直到一七一五在位七十二年，亲政亦达五十五年，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路易十四死时，伏尔泰正处弱冠之年，对老王晚年的局势有亲身感受。他写《路易十四时代》约着手于一七三二年，经二十年颠沛流离、放逐囚禁，备遭政治迫害后，才于一七五一年脱稿出书。长期的反专制斗争和广泛的文学、哲学活动，使伏尔泰的历史著述具有开阔的眼界，远非一般宫廷史家所能比拟(虽然伏翁也曾一度任王家史官之职)。然而，出于爱国之心和人文开明的热衷，他这本书对路易十四着笔仍不嫌多，武功文治皆有详述。如他谈到路易十四在内伊梅根和约缔结之后的威风说：
“法国国王的威势在这场战争中达到顶峰。他即位以来所向无敌，被围之城无不攻克，各方面都胜过联合起来的敌人。他连续六年使欧洲胆战心惊，丧魂失魄，最后成为欧洲事务的裁决者、平定者和绥抚者。他是当时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的国王，是其他国家的楷模，他应该把这看成是他最大的优点。不久以后，巴黎市政府庄严授予他伟人称号(一六八○年)，并颁布命令，规定这是今后用于所有公共纪念碑上的唯一称号。然而，在社会上，路易十四这个名字比伟人这个称号更加流行。一个建立过丰功伟绩的人的名字比所有形容词都更加令人肃然起敬。”(中译本第169—170页)
至于文化的昌明，则有他在总结这个时代的“智慧的发展”时留下的那段名言：“这一时代今后很难超过，如果它在某些方面被超过，它仍然是它将产生的那些更加幸运的时代的榜样。”(中译本第491页)
路易十四是否真的如此英明伟大，一代文化的昌盛是否能归功于君主个人的提倡与“庇护”，这个问题只要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人，都知道应该怎样看待。伏尔泰是有其唯心史观的局限性的，这是启蒙思想家的通病；值得我们注意的却是，伏翁那“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一片苦心。他反复强调一个时代是否值得注意，就要看这时期人类精神取得了多大进步。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期间，他曾对一位友人说：
“有些历史仅仅叙述一个国王的遭遇，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存在，其他一切仅仅由于他才得以存在。我讨厌这样的历史；一句话，我写历史更多地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他在位的年代记，相反，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一七四○年致哈维勋爵信)
在我参观凡尔赛宫时，使我想起伏翁这部史学名著的建筑物，就是那间著名的“明镜大厅”。若单从艺术角度看，它在建筑风格上并无创新之处：只是一间廊式横厅，虽然长达七十二米，两边却是一例的十七扇落地大窗：一边是真的玻璃窗，往外可以眺望美不胜收的整个花园，另一边却是镜片嵌满的假窗，因此每一扇窗就象其大无比的镜子，把对面明窗景色反映如实。门窗以及券形屋顶的结构虽无新意，这个镜面映窗的安排却很特别，再加上金碧辉煌的装修和满布券顶的壁画，那景象确实令人难忘。可是细想起来，这窗与镜的辉映，不也是为了突出阳光的普照吗？那么它也是和太阳王的崇拜有关了。路易十四加强君主专制，离不开软硬兼施，若说硬的一面是压制，软的一面则包括吸引，而明镜大厅、凡尔赛、以及整个宫廷就是这个吸力的一大中心，它的辉煌富丽是有其相当的政治作用的。正如《路易十四时代》书中所说：“这一切使路易十四的宫廷具有一种庄严伟大的气氛，使欧洲其他宫廷大为逊色，黯然无光。路易十四想使与他个人相连系的光荣扩散到他周围的一切，也就是说，所有的显要人物都受到尊敬，但从他的大弟亲王殿下起，谁也不能拥有实权”(中译本第358页)，在明镜大厅的豪华礼仪和殷勤款待中，许多爱闹独立性的贵族俯首帖耳，以沐浴于太阳王的光泽为荣。“人们在那里受到的侍候和国王受到的侍候同样精心周到。这些细小的事物只有当它们被宏伟的功业支撑时，才具有价值。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都显露出光荣显赫和慷慨大度”(第359页)。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慷慨大度也就是挥霍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血汗，更何况路易十四又是罕见的好大喜功，所以伏尔泰还是记下了历史的谴责：“国民希望路易十四对罗浮宫和对首都的喜爱超过他对凡尔赛的喜爱。克雷基公爵称凡尔赛宫为毫无优点可言的宠物。子孙后代怀着感激的心情赞赏前人为公众完成的伟大事物。但是，当人们看到路易十四为他的乡村别墅所进行的如此富丽堂皇，而又如此不完善的工程时，除了赞赏，还会加以批评。”(第417页)
如果推而广之，对凡尔赛的这种赞赏与批评，还可用在路易十四一生事业的总评上。因为这个“为国家做的好事超过他的二十个先辈的总和”的国王，也“有缺点，也犯过大错”，特别是晚景凄惨，“国家财政紊乱不堪，无法弥补，这使他大失人心。”(中译本第435、396及400页)当老王去世时，伏翁正当青年，记忆犹新；可是老百姓是怎样看待国王的“驾崩”呢？“那时我看到通往圣德尼的路上搭起了小帐篷。人们喝酒、唱歌、欢笑。巴黎市民们的感情一直传到下层民众。大众欢乐的主要原因是对耶稣会教士(亦即路易十四的宠臣)勒泰利埃不满。我听到有好几个观众在说应该用照亮葬礼仪式的火炬去把耶稣会的房子烧光。”(中译本第403页注)有意义的是，伏翁在此提到路易十四死时人民欢乐的情况，是为了衬托路易十四母亲曾告诫他的一句警语：你要象你祖父，死时大家都哭，不要象你父亲，死时大家都笑。看来儿子尽管英明，却仍旧蹈了父亲的覆辙，难以全其晚节。可见伏翁虽对路易十四表面上不乏溢美之词，这段曲笔却意味深长。它似乎透露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认为君主专制终必覆亡的信念：路易十四尚且如此，他的后辈末流自不必说了。
《路易十四时代》初版于一七五一年以匿名问世时，伏翁已五十七岁，但他以先进思想家和大文豪而从事的誉满全欧的各种活动，还在以后二十多年中大有发展，直到一七七八年以八十四岁高龄逝世时止。从六十一岁起，他便选定瑞士这块福地择吉而居，陆续在日内瓦附近法瑞边界犬牙交错的地带购置四处别业，以狡兔三窟之计对付反动当局的迫害。他自豪地说：“我左脚踏在拉峰上，右脚踏在阿尔卑斯山巅，阵地的前面是日内瓦湖。一座美丽的宫堡在法国边境，一所隐居的精舍在日内瓦，一个舒适的住宅在洛桑：从这一窟到那一窟，我终可幸免君王及其军队的搜索了吧！”(转引自《傅译传记五种》，第674页)事有凑巧，我在欧洲逗留期间，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以日内瓦为中心而四出奔走，完全从另一种意义上体会到了这块福地的优越性。原来，在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多年、现已告老退休的谢强先生，慷慨地把他在日内瓦郊外的住宅为我提供了“四处出击”的根据地，我几次西出法国，北上西德，南下意大利，东赴维也纳，都先在谢老这儿略事休整，然后负笈出征，因此在日内瓦湖畔来回往返的次数也最多。谢老的住宅在湖南岸的维兹涅斯，正好隔岸遥望伏翁购置的法尔奈别墅所在的山头——当然，具体地点是看不到的，因为法尔奈在山那边法瑞边界交接处，可是遥望之下，回想起伏翁上述那段脚踏四方的话，这位善于和反动当局作斗争的老人的形象显得更为亲近了；那无比美丽的日内瓦湖畔的山光水色，也更添不少诗意。
有一次，我乘火车沿北岸从日内瓦东奔蒙特勒，同坐一个房间的是一位在洛桑经营大酒店的德国商人。他很健谈，而且对这一带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说来妙趣横生。当我们车出洛桑，在盛产葡萄名酒的普黎、鲁屈、古黎三镇间的山麓驰行时，铁路时而绕上山腰，俯视湖面光彩闪烁，车内也映照透亮，令人惊异，他就指着从湖面反射上来的阳光说：这一带所以产名酒，就因为这里的葡萄园都分布在紧靠湖滨的山坡上，既得太阳的直射，又获湖面的反光，再加上背风向水，土质适宜，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加在一起，因此葡萄质量之优非他处所能及。他特别强调湖面反光这个特殊条件，是欧洲其他地区绝对没有的，甚至在日内瓦湖南岸也找不到，因此三镇的名酒别有一番风味。我于品酒完全是外行，尝了名酒虽然叫好，却说不出好在哪里。但这位旅店经理所谈的逆射反光的趣闻，却使我印象颇深。我似乎看到在这特殊的地形上，山坡的葡萄饱享下映上照之利，等于得到了双倍的阳光，因而长得特别的圆润透熟。是否一切皆如这位经理所言，我不得而知，但我喜欢这个事例包含的“兼收并蓄”的哲理。而且，经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日内瓦湖畔的秋色更加迷人了……
言归正传，回到“游踪读史”的主题，我想伏翁的史学成就，也正好用上“兼收并蓄”、“全面博通”这几个字。正如他所说，《路易十四时代》的宗旨在于描绘时代全貌：从政治军事以至文化技艺、科学宗教，因而这部书被公正地认为是第一部文化史之作。在西方史学传统上，希罗多德开博通的先河，风物人情皆属其问询范围，著史无所不包；修昔底德则专注于军事政治，艺文只字不提。就一般情况论，修氏一派是西方以后千余年史学的正宗，他们那种专谈军政的狭隘程度，比我们的二十四史有过之无不及。到了伏尔泰，西方史学眼光才有一大变化。伏翁博学多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也积极参加了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工作)；但更为可贵的是，他从重视文化教育的角度，把人文进步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方面，提倡文化史观。他认为，“发生过的事并非全都值得一写”，史家的任务应是“只致力于叙述值得各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中译本第10页)他并且以这种眼光纵观西方古今大势，指出两千年中只有四个时代“值得重视”，而其标准则是“这四个兴盛昌隆的时代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崇高伟大的划时代而成为后世典范的时代”(中译本第1页，它们即伯里克利到亚历山大的希腊时代，奥古斯都的罗马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有了这些思想，伏翁在西方史学界掀起的新潮流就不是简单地“回到希罗多德”，而是更为高瞻远瞩，广采博收了。甚至在体裁上，他那种以军政大事为纲(这些事件仍占《路易十四时代》一半篇幅)，依次介绍商业、财政、科学、文艺、宗教的方法，也成了近代一般通史和断代史著述的榜样。李澍泖先生说《路易十四时代》这书是“阐述人类文明的最初尝试”(中译本序言第7页)，实不为过。
伏翁开倡的这个文化史学传统，于今已成为西方史学主流之一，两个世纪、特别是近五十年以来，门派纷杂，变化殊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关键仍可说是在于一个“博”字。在伏翁的故国，近年来引人瞩目的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派，就是以博取胜，眼光极其广阔，方法也极其多样，充分吸取其他学科的成果，地理学、社会学、计量经济学，以至系统化理论、电子计算机等，皆被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考察，也绝不囿于西方一隅，而把注意遍及于世界的万千民族，甚或象文化人类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那样，从历史发展的纵坐标和文化结构的横坐标之间的对立而彻底抛弃了西方中心论的各种模式，当然也就大大突破了伏翁所谓的四大时代的局限。这种后浪推前浪的发展，是否已成熟到开创一个新传统的程度，目前尚难定论。不过，想起了日内瓦湖畔的葡萄，我们至少应当欣赏他们那种勇于兼收并蓄的努力与艰辛，而且可以相信在上下天光的多倍滋养之中，结成的果实肯定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吧。
游踪读史偶得
朱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