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如何正确估价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本文所能企及的。本文只想指出何文对现代主义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对现代主义思潮,我们当然不是无原则地接受,但起码应该客观地评价。既要看到现代主义思潮颓废的一面,是西方社会总体危机的反映,也要看到它的反传统的一面,即现代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动,尽管这种反动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出路的。因此,何文仅指出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工业科技文明的自我危机意识是不够的。危机意识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意识,它往往与变革意识相伴产生。在现代主义思潮中,伴随着危机感、荒诞感和感伤情绪的,也有一种强烈的要求解脱的变革意识,一种对传统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否定,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
何文说:“作为整体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是一个体现危机意识和价值崩解意识的运动。就这一点而论,难道是当代中国人所应当追求和模仿的吗?”
应当指出,这种“追求和模仿”,不是某些作家纯主观的对西方文化的借鉴,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我国某种现实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状态与西方的社会意识有某种程度的同构关系。它一方面源于文化上的断层,是一种无归宿、无寄托的文化背景上的茫然和空虚,尤其在十年历史被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使人们心理上有一种受愚弄感之后,这种空虚和荒谬意识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变革的要求,渴望重新确立民族的存在和个体的价值,寻求文化上的归宿。因此,这已经不仅仅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简单地影响我国文学创作的问题,而在于我国的一种同样的危机感和变革意识与现代主义的一定程度上的契合。这种危机感诚如何文所说:“我们民族在今天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并不亚于一百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因此,告诫人们警惕西方思潮中颓废没落的情绪对我国社会心理的侵入是必要的,但这种“追求和模仿”,作为一种客观思潮,却基于现实的社会心理土壤。
其次,我们认为,何文敏锐地把写荒谬感的作品看成一种文学倾向,并上升到社会和文化现象这一层次来评价,这是很有见地的。但认为这仅仅是“由英雄主义回归于虚无”,就未免简单化了。
这种荒谬感,固然是“映现了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断裂”,但客观上同时也是一种否定的深化。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又到“改革文学”,这是发展的主线。而这种所谓写“荒谬感和多余者”的文学,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基于“反思文学”而产生的又一旁枝。这后一条线索实际上是对十年浩劫否定的再度深化。最初是“伤痕”时期的诅咒和幻灭,进而是“反思”阶段的更深层的历史的、哲学的思索。面随着与“文革”距离的拉大,人们的心理走向超越,就会更为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社会发现以往所崇拜和迷信的观念和自己这种宗教徒般的虔诚自身,都有一种喜剧的荒诞感,于是便走向荒谬与嘲讽意识—一对历史的嘲讽,对现实的嘲讽,对自身的嘲讽,从而构成最彻底的否定形式——喜剧的否定。这是恶梦醒后对梦的荒诞的带有谐谑色彩的反思,又有恶梦的阴影不能立刻消散而产生的在现实中的投影。由此可见,荒谬感产生的背景和体现的社会心理是复杂的,不仅仅是“文化的断裂导致的虚无”可以完全概括的。
北京大学 吴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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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