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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西哲学史，会很容易发现：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中国哲学融天道观、认识论、伦理学于一炉，将道德的最高准则作为天地人的法绳，并把人的自身规范奉为目的。梁启超曾指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先秦政治思想史》)，这一断言不仅适用于先秦哲学，也适用于秦汉以后的各期哲学。汉儒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信奉“阴阳五行”，表面上是致力于宇宙论的建立，骨子里还是想为儒家的道德范畴与社会范畴寻觅根据，其“以天为法”是手段，立“王道之三纲”、“仁谊礼智信”之五常才是目的。魏晋玄学标榜老庄之“自然”，但眼睛却盯在儒家的“人事”上，其主题不在“自然”之如何，而在“理想的圣人之人格究竟应该怎样？”(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佛教在隋唐影响甚大，其根本义谛是“令心自作主宰”，核心还是人。到了宋明理学，综合了儒佛道三家学说，旨在探寻道德本体的根据和归宿；王阳明揭橥“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似乎达到了人本位说的极点。
相反，西方哲学立足于对自然的探索。亚里士多德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因惊异而产生对外部世界的“知”的欲求。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到十八世纪为止，西方哲学的主流都注目于外部世界。这一点，古希腊罗马哲学和近代欧洲哲学自不待言，即便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不例外。西方哲学中的“神”是外部世界合目的性的象征，代表着外部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绝对权威。经院哲学把人的问题隶属于神学问题和基督论问题，从神的恩赐与人的得救的角度去思考人的问题。正因为注目于外部世界，所以，在西方哲学家中间，对于伦理学应当不应当列入哲学，一直是有争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否认它是一门理论哲学，就是在现代，罗素仍坚持不应当把伦理学纳入哲学的范围。
总之，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表现出“重伦理”的倾向；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表现出“重认识”的倾向。这种“重人”和“重知”的基本分歧可以一直追本探源到孔子和苏格拉底。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乃至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颇相类似。这一点，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为冯友兰先生指明。只是，冯先生在列举了这两位先哲的若干相同点之后，没有接着去揭示他们的差异。事实上，差异的揭示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更为重要的。概括地说，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基本差异就是：孔子主“仁”，苏格拉底主“知”。
孔子处于周室衰微和礼乐诗书废缺的乱世。他哀叹中庸之德，“民鲜久矣”；并忿然于征伐战乱以下犯上。“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听上去简直是切齿的痛恨了。孔子俨然以“警世的木铎”自居，他在收徒讲学、做官从政或流亡他国的颠沛生涯中逐渐认识到，社会的治乱取决于人际关系的“有道”与“无道”，而周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典范，奉行这一典范，就是“有道”，背弃这一典范，就是“无道”。他以为，周礼的崩坏导致了时世的动乱，为此，他提出“仁”的主张，作为社会痼疾的治方，以图变“无道之世”为“有道之世”。
孔子的“仁”，首先是指人。以人道代替殷周以来的鬼道和天道，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我们知道，殷人尊崇自己的宗祖神——帝，“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他们认为吉凶祸福皆取决于帝，因此遇事总用占卜的方式向帝请示和祈求保佑，这实际上倡导的是鬼道。到了周代，“天”代替了原来的“帝”，这个“天”更多地指具有意志的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代替了惟受帝命的思想，天道代替了鬼道。到了孔子，他不提鬼怪神异，也很少发表有关天道与天性的言论，当弟子樊迟求问什么是“仁”时，他回答说：“爱人”。可以说，只是到了孔子，才真正把视野转向人。这一视野的转移使孔子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他主张，社会的治理不仅取决于达官显贵，也取决于民，因此，要“爱人”，而不要“亲亲”。他不仅要求统治者“养民如子”，也要求被统治者“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指出，不能局限在“亲亲”与“爱私”的血缘关系上去选任官吏和教育培养人才，应当“举贤才”和“有教无类”。其次，孔子的“仁”又是指人际关系的规范。孔子认为周礼的崩坏，根子在于诸侯大夫的“假人僭越”。为了使人人按周礼就范，最根本的就是使大家克制利欲，正名复礼。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在“仁”的思想指导下，儒家纲纪伦常象一张覆盖着全社会的大网，控制着社会上下各阶层，朝野无遗，连最高皇帝也不能幸免。
在地球的另一隅，古代希腊的苏格拉底也大有愤世嫉俗之感。关于苏格拉底的史料，主要有柏拉图的对话篇和色诺芬的回忆录。英国哲学史家泰勒(Taylor)和柏耐特(Burnet)曾详尽论证了在柏拉图早期对话篇中的苏格拉底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一研究成果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篇《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一只“马虻”，他在法庭上，要求雅典人不要将他处死，“因为你们如果杀了我，不易另找如我之与本邦结不解之缘的人，用粗鄙可笑的话说，象马虻粘在马身上，良种马因肥大而懒惰迟钝，需要马虻刺激；我想神把我绊在此邦，也是同此用意，让我到处追随你们，整天不停对你们个个唤醒、劝告、责备”。但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为社会弊病所开的治方突出了一个“知”。
我们知道，在远古时代的希腊也存在过统一的王权，但北方多里安人的入侵冲垮了维系着全希腊的最高王权，在希腊出现了诸邦分立的局面。随着海外殖民的开发，促使了希腊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货币经济。经济基础的变化形成了以民主政体为主的希腊城邦制度，其中雅典的民主制度更为开放，它经过梭仑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斯巴达的民主制度则比较集中，它确立了权力集中在少数公民的民主政治。从公元前五九四年梭仑改革到苏格拉底之死，中间有近二百年的间隔，雅典民主社会在这期间逐渐暴露出它的弱点。苏格拉底痛切地看到，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正毒化着雅典。雅典青年簇拥在智者的周围，希望能学到善言会辩的本领，成为一个蛊惑选民的政治家。而随着民风的败坏，公民大会被施弄骗术的政客所操纵，再也不可能选举出精明公道的政府，作为城邦的领导核心。苏格拉底认定，把权力分散在缺乏真理而只具有意见的多数公民手里是当时雅典社会的症结，因此，他提出以“知识”来纠治这一弊病。
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诉述了他对政客、诗人、手工艺人的访问，通过交谈去揭示他们“自以为智，其实寡智或不智”。在柏拉图的其他早期对话篇中，也屡见这类被称为苏格拉底“接生术”的交谈。他要使对方明白，他们所具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意见，而不是真理的知识。这种贬斥意见倡导知识的做法，其政治用意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改变以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城邦事务及政府人选的传统观念，建立以少数具有真理知识的政治家或哲学家决定政事及统治者人选的新观念。色诺芬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在苏格拉底看来，有资格成为王者和统治者的，“不是有王笏的人，不是偶然入选的人，不是占有财富的人，不是使用强权或骗术的人，而是有统治知识的人”。通过把权力集中在真正具有知识的人手里，才能保证城邦的繁荣强盛。苏格拉底还把知识作为改造城邦每一个公民的根本手段。他断言，美德即知识，“一切别的事物都系于灵魂，而灵魂本身的东西，如果它们要成为善，就都系于智慧”。
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知”代表两种类型的思想，它们的形成，除了上面已谈到的时代背景外，还有更深刻的一层原因，那就是，它们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上形成的。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早熟性，早熟的社会结构为后来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提供了先在的模式和范型，由于维系这一格局的农业经济有可能在封闭系统内周行循环，因此，这一模式和范型不仅被保存，而且被经典化起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一度冲击了农业经济，使它所维系的传统社会结构也随之出现了危机。对于这一危机，孔子不象老子那样消极无奈、“听任自然”，也不象墨子那样倾向工商，另觅新路。他批判继承了西周文化，突出其社会规范的模式，高扬其积极面，纠正其消极面，形成了他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当后来农业经济重又牢牢地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时，孔子的“仁”的思想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古希腊的社会经济形态正好与之相反。由于海外扩张和工商业的发达，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可能得以维系，更不可能为后来提供理想的范式。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促使当时的思想家，把眼光投向外部世界和未知世界，因此，苏格拉底的“知”的思想的形成，也就在所必然的了。
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知”各自对中西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了“王道”和“政得其民”的主张。应该承认，孔孟儒家的仁政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治理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调节和维持社会的安定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华民族的历史不衰，中国社会的稳定态势，以及中国文化的连绵演续，都与这一思想的作用分割不开。但这一思想的消极作用也不容低估。“仁”的思想注重伦理道德，轻视自然知识，严重地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工艺技术有许多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农业和建筑业方面，但在此基础上却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理论科学，究其原因，就在于从经验到理论、从技术到科学需要有人去加工提炼，而受“仁”的思想支配的儒林中人对此是轻蔑的，间或有之，也只是作一些事实的记载和描述，不愿进一步去探索其原理和原因。结果是，在古代希腊就出现了的理论科学和科学方法，在中国却迟迟没有出现，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正因为这样，科学技术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比重和作用就显得比较轻微，而扎根在这一文化土壤中的哲学也因此吸收不到充分的科学养料。在中国哲学里，认识论和逻辑学始终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由于“仁”的思想只注重人，而不注重对外部世界和未知世界的探索，造成了思想意识的极度僵化。孔子奉先王之道为至理，强调治国必须法古，“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这种尊古法古复古的社会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六经被奉为圭臬，各个时代的思想都被硬塞在六经的樊笼内。这种思想意识的教条和僵化，反过来又加深和保护了社会的闭塞和呆滞。
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继续强化“知”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把培养哲学王作为社会的头等任务。到了亚里士多德，更把求知的对象延扩到植物界、动物界和精神界等领域。如果说，孔子所开创的先秦儒家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正宗，那么，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雅典学派则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正宗，显然，正是赓续了雅典学派的重知精神，才形成了西方的科学传统和科学方法论。但是，片面推崇理性，过分偏重于对外部世界的求索，也给西方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尼采以他犀利的目光揭露了西方文化的这一弊病，他把苏格拉底看作是这一弊病的魁首。他认为苏格拉底推崇知识的三句话，“德行就是知识、一切罪恶皆起于无知、只有有德之士才快乐”，招致了希腊悲剧的死亡。尼采断言“上帝死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思想家对于外部世界的绝望心理。唯智主义和泛逻辑主义给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比如对个人的漠视、对必然性的强调、对自由选择的排斥，已越来越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从十九世纪下叶以来，愈来愈多的西方思想家把视线转向人类自身，诚如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在整个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象现在这样关心人自身的问题”。
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学者断言，现代世界的文化正出现两股倾向：东方文化的“西方化”和西方文化的“东方化”。这也许表明，滥觞于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知”的两大思潮正在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和相互兼容，这一进程势必会丰富全人类的文化，并使东方和西方的思想都得到富蕴生命力的滋养。
翁绍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