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讨论会是香港大学为纪念创校七十五周年而召开的。
站在位于半山的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这里备有专为接待来自世界各国访问学者的单人客舍)，放眼望去，可以看到一边是平静如镜的碧蓝海面，在阳光下粼粼发光；另一边则是山间路口一片翠绿的树丛中点缀着一簇簇鲜红夺目的圣诞花。热情而好客的赵令扬教授——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他是这次会议的出色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一面忙着招呼赴会的来宾，一面满脸含笑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这是香港最好的季节！”此时此景此情，使人未及开会而欣悦之感已生。
关于明清史的研究虽是国际史学界的热们题目，但是就其广度和深度及史料的整理运用来说，主要的成就还在中国。因此大会的报告，就是大陆和台湾学者通报彼此研究的概况。大陆学者报告的题目是：《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四年明史研究述评》、《上海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工作简介》、《<清代通史>及<清代人物传稿>之编纂》；台湾学者报告的题目是：《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与开放》《<明实录分类索引>的编制》。这些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晚间聚餐时，我找了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冯明珠女士，向她询问了以御批奏折为主共计达十五万件的清代档案的详细情况。我也告诉她，据我所知大陆所藏故宫清代档案估计有四十万件，尚待整理。“你们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有联系吗？”我问。“没有。”她回答。“他们的出版物，你们看得到吗？”我又问。她摇摇头。“你们要是彼此通气，交换出版物，就好了。”我表示希望说。她点头微笑表示同意。后来，在第二次见面时，她把她的报告全文送了一份给我。接着我又去找了正在负责编制《明实录》传记索引的徐泓教授(他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讨教编制《明实录》索引的方法。我告诉他，我所在任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很重视索引工作，为此特别成立了一个索引编辑室，目标是在本社的出版物上逐步都能附上必要的索引。我还向他建议，他的《明实录》索引除了以笔划顺序排列外，最好有四角号码检索。徐泓教授后来也把他带来的《明太祖实录中明人传记索引》的样本赠送给我。
第二天分两组宣读论文。从论文的题目与内容来看，几乎包含了明清两代相当大部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学术、中外关系以及重要人物评价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论文只读摘要，每人限时二十五分钟。宣读以后听众可以提问。这种提问往往极有份量，极为尖锐，令人听后忘倦。当然，一切提问的方式都是彬彬有礼的。
我的论文题目是《宋濂：开国文臣的光荣与悲剧》。承主人的美意，将我的发言安排在分组讨论的第一天上午。我的发言刚一结束，一位台湾同行(可能是东海大学的张维安教授，可能记误)就提出了对明太祖的评价问题，这是针对我在发言中所说“明初开国文臣的遭际之隆及其最后的悲剧结局，宋濂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而宋濂一生事业，是同明太祖分不开的。”又一位台湾同行(故宫博物院的庄吉发研究员)提出我的发言对宋濂主修《元史》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应该同时提及柯绍态《新元史》的成就。留下给我答问的时间，实在太紧促，我简单地答复了第一个问题，时间没有了，第二个问题便只能在休息时找到那位提问的庄吉发先生，向他补充说明我的看法。我们交谈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骆惠敏教授也参加进来，承他过奖，他说他同意我这篇论文的论点。
同密执根州立大学苏均炜教授的一次争论，却使他与我成了很好的朋友。那是在他宣读了他的论文《严嵩与夏言》之后，我提出一个问题，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有是非的标准。严嵩是“奸臣”，这是历史的定论，不应为他翻案，就象不能为秦桧翻案那样。苏均炜教授当场答复说，他通过大量史料，证实严嵩是务实派，而夏言是空谈家，当时争论最烈的“复套”政策，夏言不过以豪言壮语取悦一时，而严嵩的主张是正确的。会后，我们又聚在一起交换对评价历史人物的看法。从这里我领会到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种动向：勇于冲破已有的结论，重新估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和历史事件的真相。苏均炜教授说：他已写成一本研究严嵩的专著《大学士严嵩新论》，出版后将寄给我，希望我提出批评。他还同我一起拍了张照片，作为这次会面的留念。
汤志钧教授的论文《清代今文经学的兴替》，也引起了一番争论。这篇论文的结论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作为封建文化的经学，也渐成强弩之末，势不久长，终于在五四运动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彰健院士(他是著名的明清史和经学专家)对此表示反对，他站起来说(一般都是坐着发言)：“我认为经学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我是儒家的正统派，我认为经学的中断只是暂时的现象。……”他列举了不少的理由，说明他的论点。许多人争着举手要求发言，这个问题看来大家兴趣很大，都希望有机会发表自己意见。可惜时间无法允许，主人赵令扬教授见欲罢不能，出来解围，答应另找时间专门讨论(事实上未能做到)。会后大家去餐厅时，我恰好同黄老先生走在一起，我向他表示敬意，他是前辈学者，他主持校订出版《明实录》的成就是学术界称道的。我陈述了我的想法，他表示首肯。但是我也直率地提出了对他的观点的不同看法，我认为研究经学的历史这一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但是经学本身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可能再复兴了，这也是历史的事实，人力是无法挽回的。黄老先生当然不会放弃他的观点，但也不以我的看法为忤。
十五日上午举行了闭幕式，宣告会议圆满结束。会上，各路学者纷纷发言，我同台湾大学法学院的缪全吉教授正好隔着桌子对面而坐，我笑着用手在桌面中间划了一下，说：“这就是台湾海峡，我们隔海相望，有朝一日能互通往来。”他也用手划了一个圆圈，回答说：“我真希望发生一次地震，把岛屿倒转过来，同大陆连成一片。”几天来，我同缪全吉教授谈过几次话，主要讨论学术问题(他研究“道台”这一级在政治中的作用)，也谈到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他一再表明他坚信“三民主义统一全中国”，我也表明“一国两制”是统一的最好方案。但是政治信念的分歧，并没有妨碍我们在异中求同，表达了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我们互道珍重，握手作别。
钱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