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原名《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系统理论与方法论导论》，主编H·费多连科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科学院中央数理经济研究所所长。
恐怕大家都熟知，由苏联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阐释了一个又一个社会形态的优劣及其演进的必然性，但却没有把分析诸如每一个经济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如何作用，当作自己的任务。而实践对这种规范化研究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在苏联经济学界有人开始专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并不断取得进步。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就是上述研究的重要成果。
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最优计划理论。
一九三九年，年轻的数学家康托罗维奇在研究解决著名的“胶合板托拉斯问题”的基础上，发明了线性规划方法，从而创立了一个在解决经济问题上颇有建树的数学分支。四十年代，在很少有合作者的情况下，康托罗维奇继续研究利用数学方法解决经济中资源配置的问题，并于一九四三年写成了《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这一重要著作。康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苏联数理经济学的产生。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数理经济学研究开始活跃起来。站在这场运动前列的，除康托罗维奇之外，还有老一代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杰出的经济学家诺沃日洛夫以及一批长于数学的经济学家和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数学家。研究者们很快发现，康托罗维奇发明的线性规划(他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思想，不仅适用于解决个别生产项目中的资源分配问题，而且适用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解决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一般问题：线性规划的思想是通过较小的消耗取得较大的成果，这同计划工作者在资源(劳动、资金、自然资源和技术条件)有限情况下争取最大产出的方针是一致的。六十年代以后，研究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一大批年轻的经济学家投身于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并终于诞生了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系统最大研究机构的中央数理经济研究所。
不过，仅有数学是不够的。到五十年代定型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热衷于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却很少关注资源有效利用这一经济学的一般问题。传统的经济理论同崭新的分析方法殊少共同基础，必须重新构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此后，对最优计划的研究逐渐转向从理论上构造社会主义经济有效运行和资源最佳配置的一般理论体系，并把线性规划等方法作为工具加以运用。最优计划理论的一般理论内容逐渐丰富，其逻辑体系渐趋完整，终于在七十年代发展为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除前面提到的康托罗维奇院士、涅姆钦诺夫院士、诺沃日洛夫教授之外，还有著名的费多连科院士(本书主编)、阿甘别吉扬院士、沙塔林通讯院士以及彼得拉科夫教授等等。
现在，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的主要讲坛是费多连科院士主持的苏联科学院中央数理经济研究所及其所刊《经济学与数学方法》杂志和曾由阿甘别吉扬院士主持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与工业生产组织研究所及其所刊《经济与工业生产组织》杂志(即《艾卡》)。
尽管这派经济学家装备有最现代化的数学和计算工具，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得到了苏联正统派的认可。例如，前不久离职的苏联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格鲁什科夫便把最优运行理论斥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而其政策主张亦无非是“市场机制总观念的组成部分”。
有趣的是，西方经济学家和评论也不冷不热。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最优运行理论只是西方经济学在苏联非常循规蹈矩的沿用而已，而其政策主张看来在“计算机乌托邦”和“市场社会主义”之间摇摆。
还是先让我们看看这一理论的内容吧。
二
本书是由H·费多连科院士主编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它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该理论的学说渊源、基本理论原理、分析方法以及政策建议。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沿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折框架，描述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范畴、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这种内容和结构本无可厚非。然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以政治经济学取代一切经济科学、用生产关系的分析取代全部经济分析的倾向，这就大谬不然了。在一种既定的社会形态内部，经济分析的任务是探索经济有效运行的规律，因为生产关系的巩固正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的。
按照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的观点，要实现经济的最优运行，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础上，就经济发展目标的形成、制约目标实现的条件、实现资源择优分配的手段等，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的分析。
目标：社会效用最大化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标。对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说，这种阐述是重要的，也是充分的。然而，在具体地构造经济运行方案，分配社会资源的时候，仅有这种表述就不够了。社会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满足到底何以度量？产品的丰裕是否就意味着需要满足的增长？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表明，产出物质产品的增多并不一定能在同等程度上带来社会需要满足的增长。那么如何考察社会需要的满足呢？现代福利经济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种进展的现代成果表现为形形色色的福利补偿原则、社会福利函数和福利模型。但是，福利经济学对需要满足的分析都碰到了个体主观效用难于比较这一不可逾越的障碍。
经济最优运行理论认为，要现实地组织社会生产，分配社会资源，必须把基本经济规律所表述的生产目的具体化。具体化的过程就是构造国民经济最优标准的过程。可以用产出量最大、消费量最大、耗费最小等指标，从不同方面反映这一标准。然而，产出量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量之所以能表明福利大小，就是因为这些产品和服务都具有某种有用性，都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即具有效用。不同产品的用途不同，但在都能满足人们的需要、都具有效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因而，抽象掉产品与服务之间的“个体差异”，从基本经济规律角度考察产品一般满足人们需要的概念就是“社会效用”。最优运行理论中使用的“社会效用”范畴，不同于主观的个人效用，它不是某个(或某些)消费者的主观感觉，而是整个社会大多数人对于某种生产活动的社会成果的客观估价。这种估价是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从取得成果的消耗的角度，估价哪些活动的成果具有更大的社会收益，哪些活动还可以由更为有效的方案取代。衡量效用大小的尺度即看这种活动的消耗是否是最小的，如果每项活动的消耗都是最小的，那么整个社会的资源就实现了最佳配置，经济达到了一种最佳状态。此时，一定数量的资源所带来的社会效用达到最大，消费者亦可获得最大满足。显然，实现社会效用最大的目标涉及到资源问题。
资源：有限性与替代性 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承认资源的有限性与替代性。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资源稀缺性概念排斥在自己的基本理论体系之外，而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实践让我们相信，没有资源有限性的概念就根本取消了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经济学本身亦无存在的必要了。
资源的有限性，意味着生产发展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知识，相对于社会需要来说，总是有限的，或者说，总是不会多到足以满足人们所有需要的程度。于是，必须在各项需要之间进行选择，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最急迫、最重要的用项上。所幸，一种产品的生产，既可以用此种资源的组合，也可以用彼种资源的组合，资源的可替代性使得在各种用途之间的选择成为可能。不过，资源用于这些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就必须放弃另一些用项，就要在选择的和放弃的用项之间进行比较，看选择此种用途而放弃的另外一种用途的代价有多大。这种代价在经济最优运行理论中称做“逆向耗费”。
与资源有限性和替代性相伴而生的，就是经济发展的多方案性。实际上，按照最优运行理论的观点，正是经济发展多方案性的存在才使经济计划——在各种方案之间进行自觉选择——成为必要和可能。不过，虽然选择是自觉的，但并不是主观随意的，或者说不能完全依据于所谓“计划制定者的偏好”。在中央不可能预知每一项经济决策的“逆向耗费”的情况下，由中央集中决策就难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只有在具备一种最优价格的情况下，由每一个投资者自己选择资源投向，才有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实现资源择优分配的条件是正确的价格体系。
最优估价：择优分配的手段 最优运行理论把有限资源的最大社会效用作为经济运行的目标。在确立目标之后，马上面临目标的实现问题。在该理论看来，资源择优分配的前提是对逆向耗费的计算，而不论是计划机构在宏观领域自觉配置资源还是各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自主地实现具体项目的选择，都需要有一种正确的价格来导向。这种价格体系就是产品的“最优估价”系统。这样，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实现，就涉及到价格形成问题，最优运行理论认为，要形成这样一种估价体系，必须对现行价格形成原则进行根本改造。传统的价格形成公式成本加利润是不适用的。当按照劳动耗费(成本)形成一种产品的价格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作为其资源的那些物品的价格在其中，而这些物品的价格本身也是一个有待确定的量。所谓必要劳动耗费，应是在资源最优配置时的耗费，即最小耗费。资源未达到最优配置时的耗费，还可以由更小的耗费所取代，因而并不是社会所必须的，依据这种耗费形成的价格难于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社会要想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效用，只能借助于在择优分配过程中形成的价格来实现。在本书作者们看来，这样一种价格形成原则明显优于现行的耗费价格。以资源稀缺和效用作为价格形成的基础，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自然秉赋能否具有价格的问题，譬如土地、水源等等。在具体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在中央的“总量计划”形成经济基本比例，指明资源配置大致方向的基础上，利用市场价格反映出的某一部门对资源的需要程度(这同社会效用的大小成正比)，实现具体的资源配置。
等级管理：对组织结构的完善经济最优运行理论从现代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出发，认为，经济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服从于一定的社会目标；同时，经济系统本身又是一个包含许多子系统的复杂系统。这些子系统分为不同等级，具有一定的隶属关系，形成经济的等级制度和等级管理。
在经济等级系统中，存在着两类经济联系，即某一经济层次不同主体之间的横向联系和不同层次之间的纵向联系。在历史上，社会主义经济的等级管理形成以后，用自上而下的纵向命令，完全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之间以平等的当事人身份发生的联系。经济改革使人们对传统体制产生了怀疑，随之，也对等级管理产生了怀疑。
现代经济理论愈益重视利益差别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为避免个体利益之间以及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冲突的激化，需要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从具体经济活动中分离出来，专事利益的协调。同时，唯一的管理机构难于胜任全部工作，自然要求建立新的机构。对管理机构之间的工作进行协调的必要性，又要求有居于其上的更高级的管理机构。经济管理的等级结构由此而生。这种等级当然不是越多越好——管理层次过多，会使信息传输延滞，联系累赘；但也不是越少越好——管理层次太少会使每一层次的管理负担过重，难于有效地进行决策。所以，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等级管理，而在于需要什么样的等级管理。
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要同其前序、后序的企业发生频繁的联系，需要及时了解有关产品和资源的各种信息，以使交易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生产者及其同消费者之间以平等交换的形式发生的联系恰恰能满足上述要求，它们以平等当事人的身份发生的联系中可以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这比由上级管理机构安排的联系灵活得多。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实践表明，它对生产的调节是事后的、局部的，要付出巨大代价。在横向联系中，市场机制有可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转的细节问题，即微观经济问题，较好地协调买卖双方的利益。但是，市场需求的发展方向，即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和相应的投资分配的变化，这些在市场中的反映是缓慢的、不规则的，每个具体生产者对此都是“盲目的”。而中央计划机构却可以对此有较准确的把握，通过中期和长期经济计划加以控制，而这种控制又是以等级结构中的纵向联系为基础的。只有存在纵向联系，才有经济信息的汇总、收集和计划指导。这决定了国民经济等级管理的必要性，也昭示了完善等级组织结构的方向。
在资源有限性和替代性的前提下，通过等级式的计划指导和最优价格体系的充分作用，实现资源的择优分配，进而达到社会效用的最大。这便是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的基本原理。
从上面对经济最优运行理论原理的介绍，可以感到，它的概念体系多少类似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实际上，该理论的不少概念都可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对应体。诸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逆向耗费”，不难发现就是“机会成本”概念，“最优价格”对应于“影子价格”，“殿后耗费”等同于“边际耗费”，“价格充分可变条件下的经济最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帕累托最优”。至于“效用”、“稀缺”、“替代”一类，更是如此。
不过，在我们看来，最优运行理论并不是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的翻版，也远非“市场机制总观念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问题，它的出发点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
至于在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共同分析方向的资源分配问题上，它也早已走过了单纯借用西方经济学成果的阶段。例如，它不是仅仅研究纯粹市场条件下的经济的帕累托最优性质，而是着重研究价格有限可变条件下经济的均衡问题，并提出了“P最优”的概念；它不是拘泥于基数效用序数效用的讨论，而是在“间隔效用”的范畴下，试图解决效用不可比较的难题。它没有在社会选择的阿罗反论面前却步，而是致力于通过放松前提条件等种种途径找到摆脱反论的方法，等等。由此说来，这一理论对西方经济学早已不是“规矩地沿用”了。
三
从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至今，算起来也只有一、二十年。学科年轻，难脱稚气。由于它曾经对本身在经济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估计过高，因而在承认它是一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人当中，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
在这一理论的发展初期，它的某些代表人物声称其目标是建立一门“结构性政治经济学”，以取代已经过时的传统的“描述性政治经济学”。于是，反对者蜂起，对最优运行理论的“取代”之举大加抨击。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则竭力否认最优运行理论的一般理论性质，把它仅仅说成是一门技术性的工具学科，贬低它的意义。
现在，当最优运行理论接近“成年”的时候，它对自己有了一种基本客观的估价。本书作者一再强调，它无意、也无法取代政治经济学对整个经济科学体系的指导作用，而只是在后者的理论指导下，将它所阐发的一般原理加以具体化、充实和发展，从整个国民经济而不是某一局部角度，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一般理论，同时指导各门具体的经济学科。
按照本书作者的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科学体系象一个金字塔，其顶端是作为各门科学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底部是若干具体的部门经济学和职能经济学(如财政学等)，中间就是以最优运行理论为代表的一般经济学。
对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上述见解当然只是一家之言，见仁见智，自可争议。
进而言之，不管这种体系完备与否，它倒是多少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究竟应朝什么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在我国，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代替全部经济学是荒唐的，仅就政治经济学本身而言，它的体系也有重新构造之必要，因为原有体系过分忽视经济运行的内容，而且它的某些规律甚至于常理不符，更不用说严密的经济分析逻辑了。鉴此，经济学家们纷纷起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体系，出现了许多改造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案，但大都是在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加上关于经济运行的某些内容，以加强实用性。这些经过修正的经济学体系被冠之以“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之类的名称，在某些地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已经让位于新的运行理论。
不消说，这些探索和努力都是有益的。不过，在重新构造社会主义经济科学体系的时候，除了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内压缩若干内容，补充若干关于经济运行的内容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思路呢？政治经济学内探讨了诸如“基本经济法律”、“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对这些规律，都可以从不同层次上加以讨论，譬如对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就可以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直讨论到价格理论。虽然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论述让人感觉这些规律象空中楼阁，但是在新的政治经济学中是否就应把所有抽象层次的内容都罗列进去呢？我们以为不然。象本书作者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般理论意义上而不是从具体运行层次分析问题，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隔绝于实践，而只是它作用于实践的特殊方式。在我们看来，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改造，未必需要使之变成一个“混合物”。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它的任务就是阐述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原则(只要不弄出些天上才有的规律)，而由一门或几门另外的学科将这些原则和规律具体化，在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机制的本质特征基础之上，从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分析实现这些特征的占有、经营方式，分析实现规律与原则的机制，探索资源有效配置、经济最优运行的途径、方法。就好象政治经济学研究动物进化的规律、人类与其它低等动物的差异，而由经济运行理论研究“血液循环”(甚至“微循环”)系统一样。
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从本书所阐发的理论中得出的一点超乎本书之外的启示。
(《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苏〕H·费多连科主编，王跃生、韩实译，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韩实同志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著译者言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