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寸金莲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跌。
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
三十年代初期，天津曾出版一本附有图片的书《采菲录》。书名取自《诗经》“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书名中暗隐的“下体”指的是脚。这是一本讲妇女缠足的书。似是文献集，有图，有照片，有诗，有文；实是歌颂小脚的腐朽著作。出版时大登广告，出版后无声无息。这正是在“九一八”和“七七”之间。
八十年代中期，天津作家冯骥才发表了小说《三寸金莲》，引起纷纷议论。一九八七年九月，冯在《文艺报》发表了《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洋洋洒洒，说明主旨，并声明他的《怪世奇谈》的第三部将是《阴阳八卦》，配上前两部，《神鞭》(辫子)和《金莲》(小脚)，而且还要写下去，不限于三部曲。
辫子(男)、小脚(女)、太监、八股、麻将、鸦片，这些东西是直到前一世纪末年还存在的，当时许多人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说奇怪是现在口气。本世纪初期，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些才遭到知识界的猛烈攻击，变香为臭，变常为怪。八股文、男辫子和太监随清王朝的覆灭而终结。女小脚随妇女读书、做工并从事社会活动以及男子的审美观念变化而迅速消逝。麻将和鸦片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才销声匿迹，但麻将还有残余。
太监，罗马帝国有。男子留辫子不是为好看而是政治社会地位的标志。欧洲和印度都有过，不过小得多。欧洲人还曾戴假发，表示尊严。印度男子的小辫子至今也未绝迹。它指示着家庭出身和宗教地位的“高贵”，不论这个人是穷是富是官是民。鸦片是连强迫我们买的英国人自己也“吃”的，有著名文人“自白”的书为证。只有八股、小脚、麻将是中国特产，作为文化现象都值得研究，以了解历史传统。
冯骥才挑出辫子和小脚说是“怪世奇谈”，显然是从“常世常谈”立论的。在“怪世”，这些“奇谈”都是“常谈”，可说是“见怪不怪”的。在清朝，象前面引的那首骂小脚的诗倒是引起“骇异”的“奇谈”。可是事实上，不但“旗人”不裹脚，南方下水田的妇女也不裹，许多少数民族同样不裹。应当说这是汉族人即所谓“炎黄子孙”的文化特征之一，不能算在全中国各族人民头上；而且主要只在明清两代的几百年，也不能贯串整个历史。
冯骥才的这篇小说，不需要他自己说明，一望而知写的不是古事，正和他用章回体说书一样，是“古为今用”，而又不是影射，用不着费事去“索隐”。他是把辫子和小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进行探索本原的工作。他的小说是论文。引起议论的大概也不是小说而是题材，也就是论文题目。这题目，我赞成有人研究，但自己一听到、见到这四个字就忍不住一阵猛烈的恶心。这也许正是他把论文写成小说所要求的效果。但是他未必想到，这是在小脚灭亡之后由“怪世”入“常世”才有的情形。当时亲眼见惯了的并不会象乍见特高跟鞋、牛仔紧身裤、超短裙、“比基尼”时那样吃惊。身上佩戴什么徽章也无非是个标志，和项上挂十字架以及戴耳环一样，大家都这样，就不成为“奇谈”，也无谓“怪世”了。这就是说，一种东西一旦被接受为一种文化符号，它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了。大家心照不宣，“忘其所以”，要找寻渊源也不那么容易了。
北有天津冯骥才，南有苏州陆文夫，还有许多我孤陋寡闻未曾一一拜读的小说和论文的作者，听说多少都在作“文化寻根”，想发现民族文化心态(冯说这就是从前所谓国民性)，也因此有“向内转”、“向外转”(？)种种说法。我见闻狭陋，对于当代我国文学，严肃的，通俗的，仅见一鳞半爪，几乎一无所知，只能道听途说，毫无发言权。但是门外汉提一点问题只怕还可以。提问题总是出于某种看法，所以也难免会带出一点意见。我对于当代中外文学理论的煌煌大著也极少寓目，所以意见也只是感想一类，不便多所征引并运用术语和公式，只算谈话。有些过去已经谈过，下面想稍微整理出三个问题：
一是文化“挖根”问题。二是文化符号问题。三是小说和论文问题，但不拟讨论文体学。
“寻根”一词仿佛是从外国小说《根》来的。那本是追溯美洲黑人来源，一路找寻。若照这种意义，我们的根无需找寻，就在自己住的这片大地上。若说寻的是“心态”，那本来藏在自己心里，何须外求？但是“文化寻根”并不是找寻一个人的根，所以“内省”不行，“外观”不够，明明就在眼前却不能一眼就看出来。我想这不是找寻的问题，而是深挖的问题。我们要把明知在那儿的根挖出来。所以我们的寻根实际是挖根。有的挖风土人情，有的挖隐蔽忌讳，有的挖丑挖恶挖暴挖蠢挖怪，有的挖这，有的挖那，其实大家心中都是挖的那一块地。挖来挖去，深的不多，远的不少。从目前挖到十年前，从十年前的十年、百年挖到清朝、明朝，甚至重挖周口店的“北京人”。这类小说和历史画卷小说以及心灵幻境小说不一样，和解决当前问题的小说也不是一回事。不过这类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不一定都承认这是在挖根。
在不到十年里，单就小说而论，文学创作大大踏进了一步。尽管泥沙俱下，却也是波浪滔滔。这虽是作家出国观光以及开放引进的结果，也究竟是本身发展的要求。若本身不动，何来观光与引进？可是转来转去还转不出我们自己身边，还没有转出那十年。我们这里不会有台湾的三毛写撒哈拉大沙漠，也出不了香港的金庸写《天龙八部》。台湾的琼瑶只能使人想起六十年以前的《小说世界》，而我们这里只有当时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尽管这两种杂志都是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的，但《小说月报》在改换主编以后就大变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作家及读者可以“寻根”，但不会象我们这样“挖根”。外国小说家另有“挖根”法。
我要问的是：根是什么？在哪里？从哪里挖？往哪里挖？
免不得引一种说法，那便是一个外国词：集体无意识。照我所知，这个“无”并不是“没有”而是确实存在的，也是“有”。说成“非”意识也不行。“潜”、“下”又各有另外意义。这是心理，却不是不可捉摸的精神，是有客观表现和物质依据的。它是态度，能指导行动，却又不等于价值观。若说是习惯势力，这又是说现象，不成为根。从前鲁迅不止一次提到过“示众”和看杀头。这里面有什么价值观吗？有美感吗？有快感吗？“看热闹”、“赶热闹”有什么“感”呢？外国有祭神大典和狂欢节，那是不是“围观”和“示众”呢？不论喊的是什么，打的是谁，总之是要一个“痛快”，“热闹”。这是怎么回事？电视屏幕上一再出现戴枷的犯人，好看吗？说得出道理来吗？挖根是不是要挖在这些下面藏着的东西？
由此引到第二个问题：文化符号，也就是从哪里挖根的问题。
我们喜欢讲什么学、什么论、什么派，又喜欢系统、结构，喜欢答案、判断而不喜欢提问题。这大概至少是从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的传统分类定性习惯，是应考试、进研究院、得头衔所必需的。我们能不能脱离大学教室和讲义来评论创作呢？能不能提符号而不必去管符号“学”，提“集体无意识”而不必去戴“精神分析”的帽子呢？作为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专家，讲“学”和体系是必要的。作为一般人，就不一定习惯于那些翻译的外国术语和公式了。我们可以借用或只抓要点而自己发挥，不必亦步亦趋吧？因此，对文化符号可以进行我们自己的探索和理解，外国人的只作为参考。理论不是机器。文学的创作和理论也不必引进全套设备和生产线。那是大学和研究所的事。作家和评论者都无法跳出自己的文化的“集体无意识”。那是只能自己一点一点挖出来的未知数。借助外力可以，单靠外人不行，也不能“合资”拼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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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数却又是摆在眼前的可知数，正如同代数中的X。究竟是A还是B？先出现的是个X。“围观”和“示众”等等只是X，也就是符号。
怎么从X找出AB等等？也就是怎么挖出根？那就先得分析和认识符号。这就一言难尽了。这也不是正在发展中的外国的各种各样符号学说以及中国古代的类似想法所能一下子回答的。
即以陆文夫的《美食家》而论。改为电视剧后和小说的效果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这里就有符号问题。电视的视听符号和小说的印刷文字符号不同，这只是一项。两者所选择和构成的形象及事件符号又有不同。单就小说论，有人读了注意的是苏州，问作者是不是苏州人，有人注意的是吃，有人注意的是社会变化及政治因素，有人评论故事和人，有人追问作者用意，有人问作品效果，有人用政策标准衡量，有人就艺术手法考察。注意点不同，读者“心态”又不同，问的问题和得的答案也不同。这就是“挖根”的方向不同。不管作者挖的是什么方向，在读者心中挖的往往是作者。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于是冯骥才就出来答复。可是他的答复仍是符号，又会引出读者由此向他再追问下去，关心下一篇怎么写，仿佛记者访问。作家挖的是文化根，而读者挖的是作家的根。这是常有的情形。
由此可见，符号的作用或功能不是简单的。X不一定正等于A或B，其中有个变量。“小脚”这个符号指示的是什么？从此向哪里挖？挖出来什么？作家和读者想的不会是一样。符号和意义不会是简单的能指和所指。小说是由语言符号构成，但普通语言学回答不了小说中的文学问题。小说都可以分析出结构。号称打破旧形式的所谓“新小说”也在内。但是结构还不足以说明小说。整体认识可以作一种说明。但是小说的种种符号(语言、人物、情节之类)全带有模糊性，不仅抗拒分析，同样不允许整体明确。小说符号其实也正是文化符号。我们很难又很容易作简单的判断。难，在于确切全面。易，在于定性，好或坏，喜欢不喜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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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说作为作者“心态”(思想感情意志)的符号去挖根，或则将小说作为脱离作者的文化符号去挖根，这些都是读者和评论者的事。作者的事还在另一方面。不管他怎么去挖根，问题是他挖到了什么，怎么表达出来？
这便引出第三个问题：小说和论文的问题。
仍以《金莲》小说为例。照我看，从一种观点说，从认为小说是写人的观点说，《金莲》是一篇论文。不管其中用了多少口语和人物及事件，加了多少图表，还是小说体的论文。同一作者的说自己“为什么写”的文章倒可以算是一篇小说。《金莲》小说中写了集体的人，追究“集体无意识”的意识，却缺少活人，人物是“代表”。《为什么写》文章中明显突出了一个作者，一个人；而这“一个”又可以是多数，却不是“代表”。总之，可以看作一篇第一人称的小说。这是个胸怀大志的小说家。他的大志出发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是集体的，大家的。
现在不谈《为什么写》文章，谈小说。从结构论，这是论文结构。点题，展开，铺排，转折，作结。这还是严密的八股文结构。头一句是：
“今儿，天津卫犯邪。”
这是“破题”，一句话笼括全局。用八股文作法评点《水浒》的金圣叹会立即加批：“先点出‘邪’字，是一篇主旨。”这个“邪”字是天津口语吧？未必是传统“正、邪”的“邪”。
这一句用逻辑课本的语言说，是个命题，是判断。一句中成分若分析开来，时间、地点、性质都有了。作为哲学命题，这是判明本质及属性，由时地区别出对象的轮廓。语言学分析：“儿”、“卫”、“犯邪”带有方言性质。在天津人或则到过天津的人的耳中，这几个不发音的文字符号可以化成天津口音的一句话。说这话的是谁？作者。这是他的议论，一个命题，八股的“破题”。
照八股作法，“破题”以下是“小讲”，要“起、承、转、合”铺排一番。然后正文开始，一股一股对偶下去，十六回，共八大股。最末，上一代裹脚，下一代放脚，“牛俊英……小鸡儿”，结束。牛俊英是女的，“小鸡儿”指示男的。总结是：女的事情关键在男的。这算明白作了结论。论文告一段落。
八股文讲究铺排，无话找话，话中套话。一连串的同类词句，仿佛赋体，而又是议论。作论文，除逻辑关系外还讲究证明，要有引证。往往引证别人的话比自己的还多，这才有学术气氛。《金莲》小说正是这样。大量铺排的词有时好像分类词典。读起来气势浩瀚，仿佛念《幼学琼林》或《两都赋》、《子虚赋》。小说和文章都有这气派，也许这就是作者的风格吧？
若不分小说和论文，只看文学的社会活动流程，那就是：作者—→作品－→读者。
然后是：评论者—→评论文—→作者。
于是作者自己动笔又写出了论文。回答问题，或则说一声“无可奉告”，要说的话都在作品里了。
这又回到文化符号问题。作者由外界的“实”(符号)到内心酝酿成为“虚”的“理”(符号关系)，然后发酵喷发出来又成为“实”(符号)。读者由这后一个“实”推出其中之“虚”“理”，更进一步悟出前一个“实”。但这个“实”不会和作者原有的一样，有时是南辕北辙。原因是：文学的“实”是符号。流程是：实→虚→实→虚→实……这便是文学语言符号的妙用。否则文学成为数学公式或则语法习题及答案了。
论文和小说的异同是文体问题，是另一种符号问题，和文学及文化的符号问题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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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男人剃发留辫是个政治符号。开国时为此杀了不少汉人。亡国时剪辫子又是政治符号。在满族人，那本是民族符号，有一定的规格。四面剃去，以头顶为中心留出辫子。人死了，后脑勺不剃了，为的是“留后”。《努尔哈赤》电视剧中人不剃后脑勺，熟习本族规矩的满人看到银幕上全是活动的死人，直叹气，看不下去。好在懂得这类符号的人不多。古装电视剧没有几部免得了大批错误符号，还可照样流行。这些实际演的是现代。
“缠放缠放缠放缠。”
《金莲》的这一句回目标明了全文符号的线索。作者又在文章中表明了他探索包含在文化符号中的“集体无意识”，要挖出这个“根”，使它从“无”变有。这也表现出了当前许多小说家的心意吧？不论各人挖出的结果怎样，总之，我对他们衷心佩服。我感到这样挖才能继承鲁迅和茅盾。他们人虽故而事业未绝。不免引古书掉一句文：“先生之志则大矣！”
下一句应当是什么？原文不能用又无书可引，我也不知道。对那一大堆“围观”、“示众”等等文化符号，说不清楚指示什么。这里只好引七十年前欧洲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句话作结：
“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
(《三寸金莲》，冯骥才著，载于《收获》一九八六年第三期)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