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术研究过程，其实就是研究者运用研究工具作用于研究对象并创造出研究成果的过程。毫无疑问，这里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史料与史论。因此很明显，严先生强调整理和熟悉史料，自然也有着确定无疑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关于“工具”这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
严先生这本书专门辟出两章，严肃细致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两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著作中的某些提法、某些观点或某些论述，总是在反复不断地修订、补充和发展；二是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中的某些论点确有失误之处。关于前者，人们一般无甚异议，但就后者来说，明哲保身的旧观念及同时由于学力的限制，人们大多是视而不见甚或曲加隐讳，以致经典作家关于中国的某些明显失误的论断，仍然为我们的论著所引述。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如果不加订正，我们这一“工具”也就难以起到它应该起到的巨大作用。
不妨试引一例。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提出一个影响颇大也极为重要的命题：“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但马克思同时又认为：“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制度。”对此，严先生征诸史实以指出，如果说“与外界隔绝”指的是一种闭关自守，那么这种说法就不够准确。而就所谓“出于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实行了“野蛮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闭关自守政策这一论断来说，严先生明确指出：“这个观点和历史实际全不相符，显然是受到当时诬蔑中国的大量报导和议论所感染。我们不能接受。”(第172页)因此，“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一个失误。”(第192页)
须知，严先生此一坦诚质朴之论，绝不意味着对经典作家的丝毫不恭。恰好相反，本书反复以马克思研究法国经济史为例，强调经济史研究对人们提高观察和研究现实问题的洞察力的至关重要性，强调“学习马克思”、“学习马克思的这些著作”的至关重要性。然而，科学毕竟是科学，为贤者讳或为尊者讳的传统，在神圣的科学殿堂并没有它的地位。因此我认为，严先生大胆指出马克思的这一失误，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不应给予冷遇、更不应受到无理的发难。
《科学研究方法十讲》这本书还有许多极有价值的论点。例如，关于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非拉国家或民族侵略、掠夺，一般说来确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但严先生指出：“我们所要着重研究的正是他们(指西方资产者)偶然遇到的那些未被征服国家或地方之所以未被征服的历史必然性。”(第105页)再如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严先生认为其中两次由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大倒退，极为值得重视。一是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从一个主权完整的独立国家变成一个主权受到破坏的半殖民地；二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从一个高度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变成一个地方割据的混乱天下。(第144页)这些论点，实在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也突出地说明了在严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所蕴含的强烈历史使命感。
金人元好问有两句有名的绝唱：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马克思在1858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使用过一个合成词：“理论良心”。总括前述不难看出，本书着意传授之方法恰与元氏诗义背道而行之，慷慨无保留地将一枚治学金针赠予众多后学者。而本书关于马克思失误的直言，闪烁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也极为珍视的“理论良心”之理性之光。一枚治学金针，一颗赤诚之心，不正是一代前辈学者之心史！
(《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严中平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第一版，1.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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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