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这番新解，有两点值得深扣：一是孔子评赏诗歌所采用之方式，一是孔子借助诗歌所开示之境界。就孔子评诗所采用之方式而言，此章“两端并举”实为贯穿全部孔子诗论的基本方法。如“文质彬彬”(雍也)“尽善尽美”(八佾)“告往知来”(学而)皆为“两端并举”法的各种运用。孔子诗学名论“兴观群怨”说，稍加寻绎，亦可发现“两端并举”的思维特征：“可以兴”与“可以观”，即情感兴发与冷静认知的并举；“可以群”与“可以怨”，即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并举。隐然有着诗歌艺术原理上的和谐对称和先民审美心态上的微妙平衡。钱先生拈出这两端并举之法，使我们对原先熟知的孔于诗论刮目相看。
现代科学方法论越来越证同爱因斯但这句话：“方法即对夯本身。”孔子诗论之所以精湛，首先由于它是相当贴近《诗经》本身的。《诗经》中自然意象之丰富生动，与人问题材之广泛深刻，对社会政治的强烈兴趣与对个人情爱的执着关注，以及观察之精细与抒情之微至，在世界早期文学中，颇呈卓异特色。这种看似矛盾实为互补的二元井存，正是孔子诗论两端并举法的根据。
进言之，“哀乐并举”有其文艺学的精湛意义。我们看包括《诗经》在内许多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情感世界非常丰富，各种复杂的情感都调融在一起，象高明的厨师的烹调作品，甜酸苦辣五味俱全，又说不出具体有哪种滋咪。第一流的艺术往往使人亦喜亦衷、万感横集。使人感受到超脱了悲喜哀乐但又浸透了悲喜哀乐的大和谐境界。如《春江花尺夜》，如孟冶然寥寥几行的《春晓》，你就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情感。英国美学家瑞恰慈(Richardes)个认为，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ris)，因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有趣的是，瑞氏《美攀原理》的开头和结尾都引用了中国儒家一句话：“不偏之谓中”(朱熹)，坦率表明他以儒家文艺学力立论之根据。反过来我们对于孔子另一名论：“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似有重加诠释的必要：思：发语词。邪：偏也。《礼记·乐记》：“流辟邪散”，即偏散无中心。《礼记·乐记》：“中正无邪”，即性情之中和无偏。无邪者，无偏之谓也。诗乐原为一体。懦家乐教认为：“乐言是其和也”，“乐者天地之大和也。”同样，学习诗三百，也就是要学会调融自己内心种种情感，达到这个“和”。孔子之意，如斯而已。
于是我们由孔子评诗之方法，进而体味孔子所开示之境界。远远超过瑞恰慈氏的，是孔予以及整个儒家类似文化人类学的那种终极关注。《论语·子路》记孔子语：”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正是从子路的琴声星，听出他太偏于好勇斗狠的性格，远未达到“调和不偏的心性修养境界。一般的哀哀乐乐，仅属性情之偏，“超乎哀与乐之上者”，即属心性之全体大用(宋明诸儒论之甚详)，通过“兴于诗”而达到“成于乐”的孔子艺术教育学，其实是让学生由返己体认一已之哀乐而重新调理其性情，安排其人格，提升其心性，然后达到一种超乎一般哀乐，一般情欲的大和谐大清明境界，也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人格境界。这种人格表面上看似不伤不歪、无哀无乐，实际上是化七色为一白，转偏至为圆融，既贯通了害怒哀乐，而又提升了七情六欲，达到了既超越了感性又化合了感性的一种至情至性。《论语》中有一处描绘孔子的气象：“子之获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大树干条直上与嫩枝轻盈妙婉，这可使我们窥见一点孔子的人格风神，既严肃又轻放，既刚直又舒展，既深沉厚重有大丈夫气概，又不失和畅轻安的温情脉脉，这正是一种极高的人生修养。与《诗》并列的经典，《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清楚表明：儒家以音乐为陶冶人格的手段。一边演奏各种音乐，他的学生在音乐的世界里，让心灵经历各种情感意念的陶冶、熏染，然后升华到包含了各种情感的“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人格境界。这就是儒家诗乐文化所陶冶出来的“和”的境界。中国儒家艺术哲学所铸造的人性，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从全人类角度看，值得我们自豪、珍惜！
读书小札
胡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