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为中国同行所熟悉的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教授的又一部著作《增长、短缺与效率》与读者见面了。该书中译者之一崔之元送了一本给我，并嘱我写一点文字，“广而告之”。说实话，由于数学底子太差，我对这本书正文部分所描述的经济增长模型及有关的各种变量和方程几乎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倒是极为欣赏附录中那两篇不算太长的文章；我甚至以为，就其重要性而言，附录部分的价值丝毫不低于正文部分。
我曾经听过科尔内的报告，也同他本人举行过座谈，每一次都为他那敏捷的才思和谨严的逻辑所折服，虽然我并不是对他的所有观点都表示赞成。在这本书中，同样反映出他那特有的分析方式，即：清晰、严谨、透彻、非感情化地讨论问题。附录中有两篇文章，一是“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一是“收敛理论与历史现实”；虽然这两篇文章同样重要，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仅评述一下头一篇的内容，看一看科尔内是如何分析问题的。
众所周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改革中所面临的最重要同时又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经济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绞尽了脑汁。科尔内别具一格，把计划目标和计划手段纳入“行政”(bureaucracy)范畴，用比较行政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的方法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解剖从四个层面进行：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的概念是什么？(即当我们平时说“计划”或“市场”时是指什么？)市场有哪些优点，行政协调又有哪些必要？在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协调为什么特别具有扩张的冲动？最后，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怎样结合？
作者认为，所谓“行政协调”，是指：1)在进行协调的个人或组织与被协调的个人或组织之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2)个人或组织被敦促接受协调者的指示和禁令，这些指示和禁令是通过法律支持的行政强制手段下达的；3)交易不必定是货币化的，如果使用货币，那么处于下级的个人或组织在财务上依赖于上级。所谓“市场协调”，是指：1)在由个人或组织构成的买卖双方存在着横向关系，买卖双方从法律角度看是平等的；2)个人或组织受到获取货币形式的利润的企图的激励，纯粹的市场协调发生在买卖双方协商的自由价格基础上；3)交易是货币化的，市场协调是唯一的货币化的协调类型。
实际上，科尔内给出了区分不同协调类型的三个标准，即组织构造、动力源泉和交易方式。从性质上讲，它与现代西方比较经济学中最先进的“DIM”方法(“决策、信息、动力”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简洁、洗炼，让人一目了然。
其次，教授指出，经济学家之所以往往青睐于市场机制，关键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敏感的信息系统”。刺激反应是自动与信息相连的：不仅有正的刺激来奖励成功，也有负的刺激来惩罚错误的行为。谁不适应、谁不节约，那就迟早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买者对市场巨大的影响，迫使生产者和卖者被迫留意买者的需求。这是一个激烈竞争、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过程。
然而，市场也有它的重大缺陷，完全依靠它也是不行的，必须有某种行政的或计划的协调作为补充。科尔内提到了三个问题：1)市场对某些给社会带来害处的活动没有计入成本，而对另外一些给社会带来利益的活动也没有计入成本。这就是著名的外部性问题(externaleconomies)。因此，必须用行政调节来制止或由政府征收特别税来限制那种对社会不利的活动，相反，对那些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可由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2)市场分配收入的方式必然破坏收入的公平分配的道德原则，有的时候可能产生过分的不平等(高收入仅仅是由于好运气或固有的条件造成，低收入是由于偏低的条件或灾难所致)。所以，为了制订更公正的收入比例税，必须以补贴、福利费和其它形式的干预形式进行再分配，并且用行政机制作为实施这些手段的工具。3)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伴随这种历史过程出现的是对垄断进行限制的社会要求。为了控制垄断或使它们国有化，或由行政机关接管它们的职能，必然产生行政机构。
据我所知，科尔内在匈牙利属于主张最激进的经济改革的那一派经济学家(即用“市场协调”的方式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上面他之所以列举行政协调的必要，丝毫没有替传统观点辩护的意思，只是想说明计划和行政手段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是不可缺少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和限度，就象现实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就会形成官僚主义的和低效率的各种现象。
科尔内极为精细地分析了行政协调和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断扩张的原因。第一，行政协调具有自我完善倾向。他考察了从一九七○年到一九八一年每年的颁布的法律文件件数、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数目、预算机构的行政费用、“净收入”中上交集中部分、中央政府资助与省或县议会(政府)发展基金的比率、国营企业中由再分配中引起的利润转移的比例等等项目，得出的结论是：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当生产的增长减慢时，行政机构的费用的增长却保持上升趋势。第二，官僚主义向原先未控制的领域中扩张，“这种现象就象外科医生在人体器官的某个部位切除了恶性肿瘤，但癌细胞又向其它地方转移并开始扩散的现象一样。”科尔内举出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在经济改革之后，尽管表面上排除了对于生产的行政指令(匈在一九六八年废除了指令性计划)，但它实际上又不断地悄悄返回，而且它的作用更重要了——它已从对生产的直接控制转移到对企业收入的控制上。根据科尔内指导的一个研究小组的考察报告，国营企业的利润(在匈牙利)受到了二百二十八种所谓“调节因素”(即行政干预)的影响。许多国家机关都想得到实际干预利润分配形成的权力。第三，存在一种恶性的循环。“行政调节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过分的要求，因为要求者想借助这种方式提高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定量配给导致窖藏，即用户库存的膨胀。需求变得几乎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短缺成为持久的现象了。在持续短缺的状态下，配置的行政机制成为不可避免的。”这方面的例子有从国有公寓到原材料的分配以及对于外汇的调节等等。第四，利害关系造成了保护官僚主义的强大力量。科尔内教授精辟地论述说，尽管人人都反对官僚主义，但却存在着为保留每一个行政职位而努力的巨大力量。所有负责某个领域的机关都热衷于在自己统辖的范围内保留行政协调，因为它能给人提供权力和名望，很少有人会自愿地乐于放弃这些东西。连经济界的领导人亦是如此，他们大都赞成进一步分散化和加强市场协调，但他们却坚持这样一种改革方式，即作为一般规则的例外，他们要求只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保留行政职位。
可能是同构的缘故，我们实在太熟悉科尔内分析的这些现象了：行政机构的日益膨胀，普遍的短缺和行政配置，人人都反对特权而人人又都追逐特权……事实上，一种内生的冲动驱使行政协调远远超出了必要的范围和限度，并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公害”。
既然行政协调有这样的问题，市场协调也有它的缺陷，看来逻辑的推论只能是取二者之长、弃二者之短，要一个中介型的模式了。不仅普通人这么想，连许多经济学家也这么认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政府控制的市场”、“计划调节的市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概念和方案应运而生，在不少地方成为流行的要求。对此，科尔内评价道——笔者认为这是这本书或这篇文章最精彩的地方——“把它作为一般的口号要比真正实行它容易得多。市场和行政并不是象杜松子酒和强身剂那样能以任何比例相混合的东西。可能存在一种行政的市场限制，它仍允许市场在其中占一席之地。但行政限制超过临界限度就会扼杀市场的生命力，使市场的存在仅仅成为表面的。还存在这样一种行政和市场的结合，它把这两种类型单独存在时的优点丧失了，而结合了它们的缺点。”这使我记起了东欧另一位与科尔内齐名的经济学家、波兰的布鲁斯教授的一个类似的论断，他说：“从不同的模式中把不同要素加以折衷主义的混合，往往会比从一般效率虽较低但一贯适用的体制所能期待的结果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第19页)
科尔内的主张是：如果能够使市场与行政的作用分离，这比合并它们更为有利；如果“结合”是不可避免的，则应将两种机制谨慎地结合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50％对50％的比例未必是理想的；两种机制之一应占主导地位，而另一种应作为修正和补充形式。在他看来，尽管不能指望市场协调能够完善地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但利用市场协调(机制)还是利大于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并且值得在致力于缩减行政协调范围的同时，又尽力扩大市场协调范围的原因。”
这就是科尔内对计划(行政)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论点。我认为它是明了的和深刻的，对于我们调整改革的思路也是有启发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但许多人依然没有摆脱科尔内在书中所批评的那种天真的幻想，即在行政和计划的控制下利用市场，只希望得到市场的效率而不愿意正视市场可能造成的问题，甚至试图在实质上是旧的体制和方法(行政的和集中的管理)下解决经济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现在又有人在论证所谓“决策价格”，把它当作国家调控市场的灵丹妙药。其实，这一类的办法在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早已讨论和采纳过，例如奥·兰格在六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现时代，可以简单地解决在人为的市场机制中建立均衡物价体系的联立方程计算问题。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计算机和市场”。苏联在七十年代实际上是在实践兰格的设想，动员了大批数理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技术，为国家计委等行政管理当局建立“影子价格”提供依据。结果如何呢？苏联有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管理机构、最繁琐的经济计划体系和(或许是)效率最低下的经济。相反，在人称“亚洲几小龙”的国家和地区，没有什么复杂的行政协调机构和手段，主要依靠市场经济本身的作用，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足以使我们放弃种种形式的“计算机乌托邦”的幻想。我以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全面的市场化(或者用科尔内的话说是“占支配地位的市场协调机制”)应当是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市场协调占绝对主导地位，市场法则成为支配人们经济活动的最高准则。当然，这不排除政府的协调职能和必要的参预，但它必须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国家行为与市场作用相比无论如何不应占首要地位。现实中不存在完美无缺的模式，要么计划(行政)协调为主，要么市场协调为主，人们的选择只能是看哪一种利大于弊即能使社会经济比较快地发展。
(《增长、短缺与效率》，〔匈〕亚诺什·科尔内著，崔之元、钱铭今译，“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1.10元。)
王逸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