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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大得吓人。我自然只是“拉大旗作虎皮”。要讲的其实不过是关于一本书的某一两点心得罢了。
这本书就是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一九六二)。
《金色笔记》并非轻松读物。如果说读书如行路，恐怕只有认真关注莱辛所提出的问题的人们才会耐心地一丝不苟地走完《金色笔记》的全程。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相当复杂的作品，具有多层结构和多重主题——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省到五十年代中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幻灭；从当今世界的纠纷冲突到所谓的“性战争”；从挖掘集体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到关于人类未来的预言，可以说包罗万象。其中的“玄机”，非但我不能一一讲清，就是作者也未必想明白了。
对于我，就如另一位著名英国作家安·伯吉斯所说：“莱亲小说的长处在于它所包容的愤怒和希望。”小说的复杂结构有如一个迷宫。然而，一旦我们深入其中，便发现这是一个相当熟识而亲切的世界。书页中的女主人公和书页外的作者似乎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跌跌绊绊地摸索人生的热肠人，而不是在天边冷漠地修指甲的什么神明。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小说里，难得读到一本书这样直接地撞击读者的心。
也许因为我是个女读者。
也许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也在失望的泥沼中跋涉过。
“自由女性”的困境
“《金色笔记》是多丽丝·莱辛最重要的著作，它在整整一代妇女的思想和情感上打下了烙记”——该书平装版本封面上引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这样宣扬道。出版商自然是意在推销，但那番评议却并非虚言。
小说的中心人物安娜和她的女友莫莉都被置于“自由女性”的标题之下。她们是离了婚的单亲家长，独立支持，抚养儿女；各自都有工作(安娜是作家、莫莉为演员)，在经济上不倚仗他人，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孜孜求索，不肯盲从。作为独立不羁的新型女性形象，她们在小说初问世的六十年代激动了一代西方妇女。然而，二十几度春秋过后，如今的年轻的——以及不那么年轻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们回过头来看安娜，不禁对她的保守和软弱痛感不满：安娜们对男人仍有很深的依附眷恋之心；她们被世代相传的蔑视妇女的思想所毒害，不时流露某种自我厌恶；尤为重要的是，她们还代表着从政治斗争退却的消极倾向，等等。此类种种议论，不免有点象目前在中国被讥为“政治图解”、“上纲上线”的“功利主义”批评方法。不过，古往今来，这也总是人们对文学品头论足的一部分，而且常常与富于能动性、战斗性的年轻的社会思潮相联系。今后大约也依然会存在下去。只是这些热心的女权主义者们似乎漏读了小说的讽刺性。以至作者后来觉得有必要自己出面声明：“自由女性”实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标题”。
安娜曾向一位对她羡慕不已的已婚妇女说：“我并不自由”。“不自由”有多重的原由和多重的含义。在安娜谈话的上下文中，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她也象那位妻子一样依赖于男人——至少心理上如此。她也渴望稳定专一的爱情，却又疑心重重，时时准备候补被欺骗、被遗弃的妻子的角色。当与她共同生活几年的男友麦克尔离她而去时，安娜勉强维持了“自由女性”的开明态度，但实质上却象老式的“受害”的妻子那样，一肚子的凄惶。后来她在半疯癫的失控状态下结识了索尔，举止便更似吃醋的女人。每逢索尔外出，她常常要歇斯底里地发作一番。
忌妒心和不安全感是依附心理的必然伴生物。而潜伏在依恋之下的，则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危机感。把男女间的情爱与恐惧扯到一起似乎有点玄。其实多数爱情故事都拖有一条忧惧的阴影(想想林黛玉们！)。若不是怕女儿老大嫁不到如意郎君，日后衣食无靠，《傲慢与偏见》里的班纳特老太太何至于那般手忙脚乱地为自家丫头们张罗婚事呢？当然，经过许多代妇女的担忧、挣扎和奋斗，如今安娜已不需要一个男人来安排她明日的吃、穿、住。她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婚姻市场上找丈夫的艰难，也不是贤妻良母们的娜拉式的觉醒，而是娜拉们出走之后的迷惘。安娜的恐惧和忧虑无疑更博大、更深刻。这位在南部非洲长大、富于正义感的女作家出于对种族主义的愤慨和对五十年代初英美冷战政策的抗议，曾积极投身于左翼政治活动并一度加入英国共产党。随之而来的是疑惑与失望——对苏联失望、对本国共产党不满，以及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问题困惑不安。象许多在“红色”三十年代成年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安娜在创巨痛深的幻灭感中长久地踯躅仿徨着。双重的疏离感折磨着她。她一方面对现状下的英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实践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又不能心安理得地回到早已被她自己批判否决的旧资本主义体制中去吃一份中产阶级的黄油面包。她所眷恋的传统人道主义似乎于世道无补；她从事的具体文牍工作并不展示多少令人鼓舞的意义；甚至她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和信心也几乎丧失殆尽。整个世界似乎被盲目的恶意和暴力所统治。她在笔记中记下了一起又一起的战事、屠杀和暴行。内在与外在的“混乱”使安娜终日惶惶。正是这种精神上的“破产”状况使得男人在她这般的“自由女性”的生活中显得举足轻重。
《金色毛记》涉及的几桩男女恋爱都有如是长时间的角斗(相形之下，安娜和莫莉间就有属于同一“营垒”的信任感，相处亲切自然)。其中安娜和索尔的关系被明确地比拟成了“狱吏”与“囚徒”。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些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表现了所谓“性战争”。莱辛本人对这种见解颇不以为然。事实上，不论两性间的对立关系是否有某利永恒的客观的生理基础(小说中一个人物断言说有)，在莱辛笔下，两性冲突首先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且与更广泛的时代矛盾交错关联。安娜虽已争得了某种经济独立和行事的自由，却仍然未能逃脱被视为“有价商品”的命运。一些妻儿俱全的“体面”男性把安娜一类单身妇女当作解闷的饭后点心，逢得太太们出门便打电话来相邀。也有的男人把情人视为“成功”的三大要素(发达的事业、美满的家庭和漂亮的女友)之一。无怪安娜们痛感屈辱和愤怒。即使象索尔这样深切感受现代西方社会的冲突和弊端的反叛的游离者，也不能真正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果说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忧惧在安娜们身上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不时地渴望退缩回到旧式的受保护的“弱女子”位置；那么在索尔们身上却表现为神经质地逃避传统的“男子汉”的角色。他们之间相互需要而又相互敌视的关系既表现了父权制度留下的病态的心理烙痕，也渗透着现代人的危机感。
甚至以“自由”一词来标榜妇女的追求也体现了现存的文化结构对于人的制约。象与之相关的“人权”“平等”之类的概念，“自由”也是当初资产阶级借以谋求变革封建秩序的旗帜之一，不但有具体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也有着心照不宣的性别歧视的含义。“人权”从字面上说是“男人的权利”。“自由”自然也是男性资产者们的自由。怪不得安娜说，“自由”就意味着“象男人那样地生活”。然而，那些追求发财、追求“成功”的男人又何尝“自由”！连如天马行空般独往独来的索尔都不免是社会的奴隶。索尔一开口，常常象放机关枪一样射出成串的“我”字来：“我是”，“我要”，“我不”，“我将”，“我想”……在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大爆发的片刻中安娜在他身上认出了自己，以及四周围的芸芸众生。她意识这主宰一切的“我”字可以是怎样的精神牢笼。当安 娜这样的勇敢的女性初步争取到了象男人一样的工作、参政、交友的权利，她们便看到了这“自由”的边界。
莱辛不把安娜们写成冲决罗网，一往无前的英雄，却写她们左右掣肘，往复逡巡。这并非她的怯懦，却是她的深刻。她试图指出“自由女性”这个目标的局限性。谋求妇女的真正的解放，不能只靠伸张曾遭受不合理压制的个人欲望或争取某些男人享有的权利，而需更新整个的世界和全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后一任务的艰巨和渺茫，使得安娜们在追求希望的路途上遭遇绝望，试图开拓未来却又蹒跚于“过去”的重负之下。
四分五裂的“故事”
《金色笔记》一书的结构安排曾引起颇多注意。该小说不分章，以名为“自由女性”的传统第三人称中篇故事为支撑的框架，讲述安娜和莫莉的生活和事业。“自由女性”被分为五节，每两节间夹着一大段所谓的“笔记集”，其内容分别从安娜的四个笔记本(即黑色、红色、黄色、蓝色四本)中依次取来。在最后一节“自由女性”之前又插入独立的一节，即“金色笔记”。黑色笔记本中记述了安娜在非洲的某些经历，她的第一部小说《违禁的爱情》即为这段生活的产物。红本记录着与政治活动相关的事。黄本中是一部未成形的小说的草稿，描写一位名叫爱拉的女人的爱情纠葛。蓝本是安娜的日记。
这种结构安排与莱辛的早期小说形成触目的对照。她的多部曲长篇《暴力的儿女们》袭“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传统，以写实手法记叙了一名青年妇女的经历，流露着俄国小说的那种忧世热肠，也不免自然主义的冗长描写。因而《金色笔记》一书精心安排的万花筒式的“混乱”引起不少批评家的注目，认为该书是莱辛偏离现实主义的标志，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
这至少说中了一半。因为《金色笔记》的确是对文学和小说的一种再思索。它有意强调理性化语言与客观存在的差距和矛盾。一般说来，语言总是力求趋近一种秩序，一种解释(经现代科学和工业再“铸造”的语言则更重分析推理)；而实存的生活在本质上就是亦此亦彼、亦因亦果的说不清的混沌整体。安娜之所以同时用四个本子，是想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私人生活与政治事务等区分开来，以便在思想混乱中维持某种秩序。然而，笔记的实际内容却成了对安娜的原始意图的嘲弄。有关政治的内容没能被“关”在红色笔记本内；而应为纯粹的私人日志的蓝本有时竟成了报刊新闻剪贴簿。
幻想与“真实”的界限和关系也变得难以确定。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力图使读者相信自己的叙述是“真”的，《金色笔记》则在不断地提醒人们语言世界与实存生活之间错综复杂、令人眩惑的关系。黄色笔记本中的爱拉是个虚构人物。但当我们把许多支离破碎的片段凑在一起，便可看出虚构是何等地近似于纪实！怪不得安娜本人在另一处说：爱拉就是安娜。另一方面，力求写实的语言却又注定要背离“真实”。安娜总在为她那本畅销的处女作《违禁的爱》羞惭。因为它把有关种族隔阂与种族压迫的残酷而又平淡的生活现实转化成了一部老式的感伤、浪漫小说。安娜力图对自己诚实。然而她惊恐地发现本应最“真实”的私人日志(蓝色笔记本)其实也一样虚假。在蓝色和金色笔记本中，安娜的新男友却是个名为索尔的美国人。但在最后一节“自由女性”中我们却发现他根本不叫索尔，也远不是那么疯癫。以第三人称叙述的“自由女性”具有令人愿意听信的权威语调。不过，小说的其他部分又透露说“自由女性”是安娜另一部虚构作品的题目。《金色笔记》一书常常这样收容着许多有时互相印证、有时互相抵触的重叠交错的叙述，却几乎没有什么内容被绝对地肯定或否定。许多整段整段的记述事后又被安娜一笔划去。有时她在日记中详录着一天的活动和心理波动，包括来月经、上厕所之类的细节。但她每每又为这样的文字而深感不安。她质问自己，难道把吃喝拉撒睡一一记录在案就算是“真实”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如果象她后来所做的，将这一切划去，换上“寻常一天”，万事“如旧”之类，就更接近“真实”了么？究竟什么是她生命的真实？语言是否能够把握它？显然，安娜找到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
人们所熟悉的旧的情节定式和以时序为基础的叙事方法也不再能表达现代的人生。在《金色笔记》中，故事碎裂了，化作了许多的残片：有被“肢解”了的“自由女性”的故事，以及散在四个笔记本中的许多片断的思绪，片断的幻境，片段的人生。主人公也分崩离析。安娜被众多片断的记述分割了。而每一个片断中出现的安娜面目不尽相同。作为主人公，她不再能把握自己的思想和命运。她的“天路历程”没有起点和终点。各种纷杂的细节都获得了平等地位，传统的轻重之分、因果之分似已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人物的任何一种概括、归纳都注定是一种“歪曲”。比如，我在前文中谈到安娜的爱情纠葛而未述及她和莫莉在教育子女时所遇的种种难题；我侧重指出了她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却略过了她自觉精神失调、向心理医生求治等内容。任何概括都包含一种价值判断、一种取舍方式。而该小说的结构安排则暗示一种混乱的“平等”，并不肯承认哪一方面是更主导、更本质的。
四分五裂、千头万绪的故事讲叙着四分五裂、千头万绪的人生。莱辛曾说过：自从在广岛扔下了原子弹，世界就四分五裂了；她以及别的人都被内部的原子弹炸碎了。这里“原子弹”自然是现代社会种种危机的化身。
小说一向是关于主人公的故事。弗洛伊德说，小说总是围绕着一位中心人物，作者千方百计唤起我们对他的同情并把他置于特殊的天意的庇护之下，而一切白日梦和小说的主人公，说到底都是“自我”(Ego)这位国王陛下。弗洛伊德这番话，颇为醒目地提醒着我们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与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的内在关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从二十年代的“意识流”到五六十年代法国的“新小说”，旧的小说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而艺术家们在形式和手法上的花样翻新的尝试，无不与观察人和生活的某种新的眼光相关。在这点上，《金色笔记》与《尤利西斯》并无差别。只是莱辛更自觉地强调在形式探索背后的思想危机。也就是说，她力图揭示，小说的危机，也如女人的危机，实质上还是“人”的危机。
关于“人”的理想的危机，恐怕是现代西方社会中最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六十年代以来十分走红的一些法国后结构主义者颇发表了些反人本主义的言论。这说明这场危机仍在持续、深入，如安娜们的彷徨苦恼，尚望不见一个豁然明朗的终结。
“金色笔记”内外
然而《金色笔记》并不是一团不透光亮的绝望的阴云。小说最终的组合方式就标志着一种尝试，一种对新的语言安排和生存方式的追求。何况它还包含一个炽热的“核心”——即“金色笔记”部分。在小“金色笔记”里，有如在大《金色笔记》中，一切被打成了碎片，经历了变形，然而又全都被收容。安娜发现自己堕入了索尔的疯狂。过去、现在与将来，社会责任与个人冲动，心理分析与女权思想，政治讨论与“性战争”，语言的幻境与实存的世界，各式各样的经验和思想都坍缩到一起，所有大大小小的主题都重现并融合。
书中一位心理分析医生曾试图使安娜透视毁灭与创造的共生关系。安娜的精神崩溃就是一种毁灭并再生的经历。这一段行文并非对神智失常者的真实描写，却是对于新生的一种构想，一次象征性的地狱之行，一次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探险”。
安娜和索尔在疯狂中无节制地爱着、恨着、吵着、闹着。当他们终于从精神失常的深渊中升浮上来时，他们已多少地追回了对于理想——即对那“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蓝图”的信念。安娜又一次讲述了“推石人”的寓言。这个小故事初次出现时几乎完全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神话的翻版：推石者们不停地推石上山。每当他们取得一点进展，石头就跌落下来，使他们的努力化作徒劳。不过，每经人复述一次，故事就发生某种变形。最后在安娜口中，它已转化为关于历史进步的寓言：“石头跌落下来。但并不一直滚到山底。每次它都落到比起点高几寸的地方。于是这些推石人又用肩膀抵住石头、重新奋力向前了。”安娜和索尔分手时，象协力工作的挚友和同志一样道了别。他们分别从对方那里获得了写下一部作品的灵感。而且索尔终于将他谈吐中的成串的“我”字换成了“我们”：“我们没有认输。我们将继续斗争下去。”
不过，小说并没以这番“金色笔记”狂想曲收场，相反却把我们带回了莫莉的厨房(“自由女性”之五)。安娜和莫莉照例地在那里会面，聊天。在那现实而又现实的厨房世界中，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那么可怜巴巴、令人扫兴。莫莉要与一位“进步”的生意人成亲。她那位一向愤世忌俗的儿子汤米终于打定主意继承他的资本家老爹的家业。安娜准备加入工党并每周两次去夜校为少年罪犯们授课。在“金色笔记”的雷电交加的思想大风暴之后，安娜们与现存秩序的这番全面妥协无疑是个辛辣的讽刺。两位“自由女性”深知在现实可能性中选择的苦涩滋味。“这么说，”莫莉自嘲他讲，“你我都将从根本上与英国生活结合一体啦。”
自命负有“推石人”重任的安娜们。与老牌资本主义“英国生活”妥协共存的安娜们。金色笔记的梦想。冷峻辛酸的自嘲。怀着失望，也怀着希望。充满讥刺，也饱含同情。
《金色笔记》一书就在这些并不和谐的双重音符上结束。
(本文题头多丽丝·莱辛像，宁成春作)
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