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使威尔逊在美国评论界确立权威的，除了他有关文学的论述外，还有他的锋利而不人云亦云的政论文章。卅年代他出版了《美国恐惧症：经济萧条之年》和《两种民主制之间》二书，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作当前社会现象的分析报道，后者更特别以苏联政体与美国制度作比较，显露出威尔逊的与众不同之处，而获得读书界的瞩目。四十年代他发表了《面向芬兰前哨》(一九四○)，追索欧洲的革命传统自德国革命历史学家密切莱特到苏联的列宁和托洛斯基，发人之所未道。五十年代后期出版的《美国地震》(一九五六)，则为美国的历史作一结论。其他如《死海文集》(一九五五)是对古希伯来文学的研究；《红黑，金黄和橄榄色》(一九五六)则是论述四种各不相同——印第安族，海地黑人，白俄罗斯与以色列的文学传统。一九六三年出版《冷战与所得税》，论述美国作家对联邦税制的阻难与申诉，一九六五年则有《加拿大呀！》，记述加拿大的特有文化。死后出版《威尔逊的文学与政治书简集》(一九七七)。此外他还写过诗歌、不少剧本和一部长篇小说，但并不成功。他不但是个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个多方面的作家。
纵观威尔逊文字事业的丰富硕果，莫过于五十年代的夺目灿烂，但除上述业经发表的诸作之外，尚有宝贵的文学笔记和生活日志未曾问世。最近由其第四位夫人艾琳娜·松顿亲自编辑这部分遗著并将之公诸于世，命名为《五十年代：文学笔记与日志》，由法雷、斯特劳斯、吉劳书店出版。
此书的主要内容表现了美国文坛最后一批前辈才子的形象和他们与评论家的交往，其中除提及威尔逊早年的知己，如诗人约翰·毕肖普、艾德娜·米莱和青年时代的小说家菲兹杰拉德外，还写到与小说家E.M.福斯特，诗人W.H.奥登和小说家纳博可夫等人的深交。威尔逊虽然一向以尖刻的笔调评论这些名作家，但在他的个人笔记中，却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和委婉动人的友情。这都是在他平生的严肃论文中所不易见到的素材，文笔之间不仅<SPS=0817>漫着一种自身暮年将至之情，并且叹息于前一辈爱德华朝代优美文风的消逝；他俨然以美国的末代文豪自居。
年逾花甲之后，他逐渐疏于远游和社交，回到了老家纽约州北部山村，深居简出，从事回忆录的写作。他写回忆录的愿望，萌于卅年代，到了五十年代更是梦魂萦绕。此时他僻居一隅万念俱灰，只有安静生活，以旧日文思促之继续笔耕。于是在文学笔记中，出现了他对美国伟人如林肯、格兰特将军及政治家贺尔姆斯等人的怀念。这一时期的成果，见于他一九六二出版的《爱国主义三角洲》。随着年事的增长，他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自信，于是时而在夜幕沉沉辗转难眠之际，起床重读同时代人对他作品的评论。时而追忆孩提时父母对他的冷淡，使他转向书本和对女伴的追求；按他在日志中的说法，他是经常以书本代父爱，以女友代母爱的。
在威尔逊辉煌的一生中，五十年代的确是他登峰造极的年代，他的才智足够他同时对数种巨著作齐头并进。当时他除了担任《纽约人》专栏书评外，还从事古代文学和希伯来语文的研究，写成《死海文集》(一九五八)，接着又写纽约州北部印第安人部落的文化，出版《向依洛郭亦族致歉》(一九五九)。另一方面，他继续写作四十年代即已开笔的有关美国内战时期的作家，及其各派各系对美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论争。他又着手整理自从十九岁即开始写作的生活日志，以便付诸出版；又把二十年代以来陆续替《浮华世界》和《新共和》杂志撰写的诸多文学批评和政治文稿编辑成书。就在这一时期，他还大力推动《美国图书文库》的出版计划，收容美国各个时期重要作家的著作，以便传至后人。
在文章风格方面，他主张以自然流畅的叙事体记载文艺和政治大事，务使读者一卷在手如对老友而爱不忍释。因此，他除了鼓吹思维须以形象来表达，并在自己的全部写作中尽量做到亲切生动，论证多从个人立场出发。当然在这一点上，历年他也曾树立了不少劲敌和开罪了一些著名的出版家；如他以个人观点贬低海明威和菲兹杰拉德作品的文学价值，致使史克里勃纳书店拒绝出版他的著作，并与多年老友书店总编辑帕金斯从此断交。但他这种写法，在评论和新闻文学中确能发隐烛微，得淋漓尽至之效。这在他的文学笔记中更显得突出。但他创作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反而令人读来不够生动和真切。到了五十年代后期，他日益感到与当前的评论界格格不入，一种孤立感逼得他退隐山林去写他的文学笔记和日志。他自感难以应付日益变化多端的形势和作出敏捷的反应，他写的时评和作的演讲类同重放听熟的旧唱片，一如他往昔讽刺别人那样，了无新意。
从他的文学素质来剖析，他更属于欧洲大陆的学派，溯其源可以起自古希腊与拉丁语系的经典著作，而文艺休养又多追随法意流派；他在普林士登大学所受的这方面薰陶，颇为根深蒂固，致使他养成在美国文坛傲视同辈一切的习性。他评论美国问题时，总离不开以欧洲水准来衡量，但又能突出美国特色而不附和西欧传统。譬如他评论英籍诗圣T.S.艾略特时，即敢于指责其抛弃美国祖遗的特性而依附于欧洲旧文化。在评论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时，又认为他太执着于土生土长的粗犷气息，忽视了更为宽广的欧洲文化天地。此种特点在威尔逊的文学笔记中俯拾即是，值得一读。对世界的文化形势，他在五十年代时感到伦敦与巴黎已逐渐失去其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日志中出现了一股怀旧和偏执狂的情绪。这驱使他日益沉浸于研究美国北部山地和古代文化，而写下了有关印第安人和希伯来古语的著作。
威尔逊以其新颖大胆的见解，在美国评论界中独树一帜。他除参加编辑数家重要刊物外，尤敢于以马克思主义先进观点论述美国问题，因而他的大量作品内容涉及的范围极广，既有文学又有政治，既针对美国又论及西欧文化中心，更有对苏联新型体制的种种评价。一九七二年他在纽约逝世，始终不失为美国文坛第一流的评论家，而且获得国外名家的高度赞扬。英国小说家、书评家V.S.普列契特称威尔逊为“美国的约翰逊博士”(英国文学批评家——注)，德国作家屈尔林把他比之为“吹入汉堡的一丝清新的莱辛诗意”。
《五十年代文学笔记和日志》是威尔逊死后十五年第一次出版，加上已于一九七七年发表的遗著《威尔逊文学与政治书简集》，均为研究美国文学评论的最佳资料。
(Edmund Wilson，The Fifties：From Note book and Diariesof thePeriod，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663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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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