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困惑之一：学科体系的整体构造经济学的困惑，
首先表现在对经济学体系本身的“惶惑”上，表现，在这一体系的不完整和发展的不平衡上。
我国传统的经济学体系是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体系。政治经济学直接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只是为了加深对生产关系的分析，才“附带地”涉及到经济发展与运行本身。
传统的经济学体系由于忽视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而越来越显得不适用了。近几年来，改造和重建经济学体系的尝试不断出现。鉴于以往经济学体系之弊，特别是经济发展和改革对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理论的迫切需要，在经济运行理论的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的著作不断问世。然而，就整体而言，经济科学体系的进展是极不平衡的，对于经济学体系的总体构造亦缺乏深入的探究， 似乎有了经济运行理论就万事大吉了。于是，经济运行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模糊不清，时而，它欲意取政治经济学而代之，时而，却又游离于整个体系之外，自成一统。经济运行理论的研究在不断深入，而政治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依然我行我素，殊少变化。在构造经济学体系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多少感到困惑：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完全适用了，但是否仍是不可缺少的？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以一门其他理论取而代之呢？还是对它本身进行某些改造，继续统率整个经济学体系？可否出现同政治经济学并列的“中心”？
困惑的原因，我以为主要在于对经济科学体系缺乏整体认识，而要形成这种认识，则至少应弄清：经济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分类方法，特别是以主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与前途。
困惑之二：政治经济学的现状与出路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科学。我们以往的错误在于，企望用政治经济学代替整个理论经济学甚至全部经济科学，或者要求所有的经济学科都来研究生产关系。为改变这一状况，经济学家们做了种种努力。其中之一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加入某些涉及具体经济运行的内容，在不改变政治经济学基本结构和特点的前提下，使其成为一门以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为主，同时“旁及”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等低一层次问题的政治经齐学。另一种尝试是，根本改变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构，以传统体系的若干基本原理和理论结论作为分析的前提，在此之下，从宏观和微观经济活动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进行实证的考察和规范的阐述，把“给定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运行”作为分析的核心，实际上把政治经济学改造成了经济运行科学。再有一种尝试是，只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某些结论加以修改，但不涉及基本结构问题，仍在传统意义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此同时，另立一门新的学科，专事研究资源配置与经济运行这一层次的问题。
对上述种种尝试，理论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多少反映出学者们对于改造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困惑。
困惑之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
象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大开国门之后，经济学也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繁荣与空前的“杂乱”：西方的、东方的、古典的、现代的，各家各派的理论一齐涌了进来，一时间，各学派的分析方法、工具、概念、术语同原有的东西一起，无规则、无次序地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无序系统。各种新概念在迅速传播；一个新的流派或分析方法会很快吸引许多研究者，继而又被另一个更新的流派和更新的方法取而代之。可谓“各领风骚一百天”。在这过程中，学者们激烈地争论，批评对方，阐发自己的观点。但往往是，一阵风雨之后，忽然发现，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层次上、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讨论问题。一方在说“平均”耗费可以揭示价格的实质，另一方讲的却是有助于资源择优分配的价格是“边际”价格。研究者们不时地在开演“三岔口”。
上述现象一方面表明了学术的繁荣，另一方 面也反映了学科发展的不成熟。那么，应如何解决？让哪个流派统一于哪个流派，哪种分析方法统一于哪种方法呢？是让西方经济理论譬如说边际分析方法统一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下呢？还是反过来把传统理论纳入新体系之中？这种包容可能吗？这是经济学面临的又一个困惑。
二
改革开放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之快令人瞠目。在复兴经济学的潮流中，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的构造成了学者们关注的中心。
在讨论中国新经济学问题时，有几本著作是应该特别提 到的，因为新经济学探索中的进展与困惑，十之八、九已经反映在这些著作中了。
蒋学模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许是目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了。就整体而言，本书仍可被认为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代表。其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依次展开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经济运动总过程”的结构设计，显然是沿用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同它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关系分析上这一目的是相吻合的，也是较为成熟的
然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成熟，读起来“轻车熟路”，因而难免“成熟的”缺陷。这种缺陷的集中表现在于，以生产关系为中心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离指导现实经济运行和解决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一般问题过于遥远。而经济科学体系的现状和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决定，它是绝然不能脱离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的，否则，政治经济学就有可能成为脱离实际生活、从概念到概念、从规律到规律的“死的科学”。这确乎是一切“生产关系分析式”的“描述性”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厉以宁教授所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虽然也叫《 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但却同以往的教本大相径庭。从本书的逻辑结构来看，除了在开篇把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作为分析的前提加以阐述外，全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幅完全放在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上。根据经济运行的逻辑，分别从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宏微观的协调、社会与个人活动的协调以及经济战略与发展目标六个方面，按照“体制、目标、人”三个层次展开论述。
以这种方式设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是全新的、开创性的，它彻底打破了自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世以来形成的固有模式，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固有观念。
不消说，厉以宁教授的探索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使它成为指导经济运行的“致用之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作者之所以这样设计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是同他对学科任务的理解分不开的。在阐述自己的经济学体系时，厉以宁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不反映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情况和不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理论体系。”一定的经济体制“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但是，“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只是解释这些前提，论证这些前提，以及阐发这样的经济体制的优点，那就会使(政治经济学)停留在历史叙述和政策汇编的水平上”。“前提毕竟是前提，它不能代替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经济运行的分析。”(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简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集锦》)
厉以宁教授的书开宗明义，为自己确立了研究“给定经济体制前提下的经济运行”的任务。平心而论，在上述前提之下，本书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任务。问题在于，在我们的心目中，它的任务不只是探讨经济运行，而且是要为中国新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做出开创性的探索，是要开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之先河。从这一目的来说，这本书显然留下了一些有待解决的课题。正如一篇评论所说的：“如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仅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运动形式，不透过现象而深入研究其本质、运动规律以及发展趋势，那么，不仅会损害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深刻性，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具体运动形式的分析和研究也就没有了坚实的基础。况且，如果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那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留给哪一门学科去完成呢？难道能够把它排斥在科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吗？”(“探索中的进展与困难”《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这确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研究“给定经济体制前提下的经济运行”的同时，“给定的经济体制”本身也需要认真研究，而政治经济学又很难“一身二任”。
对运行问题的研究是否叫“政治经济学”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本身。熊映梧教授的著作没有用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他所阐发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却同厉以宁教授的著作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了。在被叫做《理论经济学若干问题》的著作中，熊映梧教授明确地把自己的理论称做“建设新世界的经济学”，以相对于传统的“批判旧世界的经济学”，并且认为，“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而研究重点则因时代而异，批判旧世界自然侧重研究生产关系，建设新世界则应着重研究生产力”(熊映梧：“创立‘建设新世界的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集锦》)。根据上述理解，熊映梧教授把生产的细胞企业作为分析的始点，并构造了微观分析、宏观分析、经济管理(宏微观协调)三段式的结构体系。
熊映梧教授的体系同厉以宁教授体系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他们各自不同的治学道路所致，厉以宁教授所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受西方经济学影响较大，而在大致相同的体系中，熊映梧教授所使用的语言，诸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资金的循环和周转、社会主义再生产、绝对地租与级差地租等，则似曾相识。词语之别，无关宏旨。不过，叫起真来，每一门学科，不同的分析对象，当有自己特定的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剩余价值”的范畴很适于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但如果说到有助于资源配置的话，则显然不如“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范畴更合适。难怪经济学的混乱之一就表现为人们都去竞相运用最新的术语和方法呢！
话说回来。尽管熊映梧教授关于经济学从“批判性的”向“建设性的”转变的论断极其精辟，却也没能完满地解决如何处置“生产关系理论”这一问题。
在近年来出版的难以胜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中，唯一冠以“宏观经济学”名称以相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著作是经济学家戴园晨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一著作的问世本身就说明，宏观、微观的划分法并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利，而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区别，采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并不是向资本主义借用了什么。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作为一本探索性的著作，能对诸如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运动、国民收入的创造和使用、经济增长、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问题做出较为详尽的阐述，其理论体系本身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作者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问目前的“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作者说：“在经济研究中，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是宏观经济学。它考察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的图景，研究经济活动中各个总量的相互关系，包括社会总产品的增长速度和比例关系、国民收入的规模及其构成，社会再生产中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与需要之间的关系，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状况，市场物价总水平等等。同时也需要考察国民经济的结构、地区生产力配置是否合理等等”(《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第1页)。这当然是绝对正确的。然而，政治经济学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几乎所有这些问题，而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对于国民收入的研究，财政学对于财政收支的研究，价格理论对物价问题的研究，都比宏观经济学来得深入，那么，宏观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和具体经济学究竟应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实际上，作者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只是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或者，作者已经意识到了，只是未清晰地阐发出来而已。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了前文提到的经济学的全部困惑：经济学体系的构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途以及经济研究的规范化。
三
看来，我们的经济学实在是处于复兴、发展之中，所谓经济学的“困惑”，其实不过是在探索过程中的分歧与争议而已。如果没有这种探索，死守住斯大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条，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得了“真传”，表面上自然不会有什么困惑，实则是科学上的蒙昧主义。
今日经济学之困惑——如果可以用困惑一词的话，集中到一点就是改造传统政治经济学，建立新的经济学体系是否必要以及如何“破旧立新”的问题。
上面所列举的几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在我看来，其分歧和争议在于：(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关系上还是经济运行上；(2)如果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关系，那么更重要、更迫切的经济运行问题怎么办？如果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运行，那么研究生产关系的任务由谁来承担？已有的著述，概而论之，都倾向于这两方中的某一方，要么主张主要研究经济运行，要么仍主张重点研究生产关系。这一争论使经济学体系的构造在某种程度上陷于一种两难之中。当然，也有人主张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经济运行，二者都是重点。这种主张显然不能成立，都是重点等于没有重点。这无异于取消经济学这门科学。
跳出这个两难境地的关键是把经济运行理论作为当今经济学发展的主潮。
说经济运行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主潮，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作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而只是说，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应该最终落脚在社会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有效运行上。
有了对经济学发展主潮的认识，上述两难境地也许就会获得一条新的解决思路：作为一般理论方法论学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与发展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是在同生产力的相互联系中研究这些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应用和具体化，应有一门新的学科专门研究在既定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研究宏观、微观的经济活动，研究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以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和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最大化。它研究的是具体的经济运行问题，但绝不同于某一门部门经济学，它是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的。这样一门学科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社会主义宏微观经济学”，或者索性就叫做“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纯粹是出于避免重复的考虑，我们才没有称之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现今我们的经济学体系中还缺少这样一门学科，而它恰恰代表了经济学发展的主潮。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蒋学模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4.15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第一版，3.35元；《理论经济学若干问题》，熊映梧著，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0.48元；《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戴园晨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第一版，2.65元。)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