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斑斑血泪，传统的儒家入世精神、墨家的兼爱思想，使鲁迅不可能不激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不可能不对梁启超一代在戊戌维新前后掀起的中国近代第一次启蒙主义高潮发生强烈的共鸣。但是，竹内好认为，“与其说鲁迅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毋宁说鲁迅在梁启超那儿看到了被对象化了的矛盾”，这就是鲁迅生涯中贯穿始终的启蒙者与文学家的矛盾。这是因为鲁迅从个性与天赋来说更富文学家色彩。他不满意于梁启超对文学功利性的曲解以及《新中国未来记》式的粗制滥造，以为文学毕竟是文学；他也厌憎自由主义者封闭在象牙之塔里面的“艺术趣味”，以为文学终究与广大的人生相联系。他早期的“不用之用”的文学观，正是这一矛盾的不自觉表现。也只有从这一矛盾出发，才能理解从《狂人日记》到《起死》、从《朝花夕拾》到《野草》，为什么在那样弘廓、奇妙、峭拔的艺术氛围中，会有如此强烈的论辩色彩、如此沉雄的理性力量。
人们在谈论鲁迅思想时，常常喜欢援引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面的概括，借以说明鲁迅思想的发展，诚然不无道理。但是，在竹内好看来，思想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到可以用一个抽象的公式概括得了的。顺着竹内好的指点，我们也的确可以从鲁迅的小说、杂文乃至书信中发现“总是浮现着或潜藏着一个孤独者的灵魂”，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后期仍复如此。这并不奇怪，因为思想的发展是一种顺应历史趋向、合乎思维逻辑的合理扬弃，而不可能完全另起炉灶。鲁迅前期取托尔斯泰人道主义补尼采个性主义之阙时一定是困惑、痛苦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导致以往的进化论思路轰毁一定更为困惑、痛苦，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又感到不能完全放弃尼采、托尔斯泰、达尔文，各种思想在他胸中激烈碰撞，寻求着倾斜中的平衡、绝对骚动中的相对安定，他也同样感到困惑、痛苦。“要说他表现出含有深刻的虚无的孤独精神，怎么可以成为启蒙家呢？乍一看，好象怎么也无法理解。但是，在现代中国传统与革命互相纠缠的双重性格中，大概只有从这种双重性格才能找到解决鲁迅位置的问题的关键”。的确，中国文化传统向来压抑个性，要完成文化的现代化转变，不能不借助于个性主义；而面对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面对传统枷锁下几乎窒息的国民性，鲁迅不能不感受到深刻的虚无与绝大的孤寂。
如果说意识层面各种观念的矛盾还能为鲁迅所自觉到，因而痛苦还多少可以得到一点缓冲的话，那么，意识层面的理性选择与无意识层面的感情规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则给他带来更大的困扰与伤痛。在新旧文化的价值判断上，鲁迅显然代表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广袤的精神世界并非皆为理性之王土。源远流长的集体无意识透过鲁迅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氛围，渗入他的心灵，在无意识层面紧紧地制约着他的感情，他奋力挣扎，发出震天动地的战叫，但也不时从齿缝里挤出凄楚的呻吟。他一面热烈地憧憬、礼赞、期待着“人之子”的觉醒，一面却默默地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礼物”，陪伴竟达二十年之久；他一面毫不留情地撕下封建礼教及遗老遗少的假面，一面却小心翼翼地讳饰父辈的瑕疵，在“子不言父”的古训下度过了一生。他以生命之躯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去，但他自己却想要“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难怪竹内好说，鲁迅的“牺牲”带有殉教的意味，甚至鲁迅的文学也是一种赎罪的文学。因为，“新价值不是从外面强加的；它在作为旧价值的更新而产生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某种牺牲。而全身背负着那种牺牲的正是鲁迅”。
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并不是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有对新时代指示过方向”。他的做法是：“不退却；也不追随。首先，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这样，他就不仅遭受到来自敌对营垒的明枪暗箭，而且还承受着同一营垒的战友的误解甚至攻讦。如果说前者还可以通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来宣泄义愤，那么，后者却常常给鲁迅带来无可宣泄、难以言传的隐痛。
鲁迅从来不是高居云端的圣者。他也立足于颓败中透露出生机的废墟，他也呼吸着污浊中夹杂着清新的空气，由于他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遂比常人承受更多的痛苦，甚至他也曾由痛苦而失望而跌入绝望的死谷。但可贵的是他“没有呆在绝望之中，他抛弃了绝望”。他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以博大的胸襟融汇时代风云，犹疑而无畏地、疲倦而执着地在坚冰解冻、砰然碰撞的黄河冰凌之上挣扎着奋然前行。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时代剧变期文化选择所带来的裂变的巨大困惑、强烈痛苦与深刻烦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才说，鲁迅的性格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性格，“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国民文化之母”。
(《鲁迅》，〔日〕竹内好著，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第一版，1.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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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