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在他生前，也常常显得似乎被遗忘了。内地有些谈香港文学的，对于一个在香港文艺圈子中不大有人知道姓名的人，可以捧得半天高，却不怎么知道侣伦；香港有些文艺组织或文艺集会，也往往遗漏了侣伦，没有他的份；甚至和他很熟悉的人在筹办文艺刊物，考虑负责人选时也好像并没有考虑到或首先考虑到侣伦。
但香港文学能少得了侣伦么？
差不多整整六十年，侣伦的名字总是和香港新文学联系在一起。他活了七十七年，除了参加北伐和日军占领期间离开了香港总共不到五年外，七十二年长的光阴都是在香港度过的，他是道道地地的香港人，十七岁正式从事写作活动后，不管是专业或业余，他总是在为新文学而“爬格子”，严肃地“爬格子”，虽然一样可以称之为“爬格子动物”， 他却是真正的作家，道道地地的香港作家。
“文学的十七岁”！侣伦是在这一年用了这个笔名，以短篇小说开路，踏上草莱未辟，荆棘丛生的香港文坛的。他原名李霖，侣伦是谐音。刊登这些小说的是有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杂志。
第二年的一九二九，他的作品就北上进入了上海文坛，在叶灵凤主编的《现代小说》上出现。两人很快就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叶灵凤夫妇南游到香港，三人还同住在九龙城区的一间“向水屋”里有一个月之久。不过，那不是侣伦原来所住的“向水屋”，只是那附近的另一层楼，一样面对着海峡，面对鲤鱼门。
明明是面海，侣伦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住所称为“向水屋”，而不叫向海或面海屋呢？水，在香港有另外的意思，就是钱。侣伦不是钱迷，他虽出身贫穷之家，几十年中一直是安贫乐道的。他的道，就是文学事业。他的贫，在黄蒙田为他而写的一篇悼文中有很具体生动的描述，我们的作家在成名多年以后，有时还要为十元八块去向住在附近的朋友告急求援。这既使人想起田汉的诗，“千古伤心文化人”；又使人想起《论语》的话，“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侣伦乐在文学，住在“向水屋”中的他，有时不得不在紧张地扑在稿纸上的当儿，掷笔而起，急急忙忙去“扑水”(找钱)，他的“向水屋”应该有另一个外号，“扑水屋”才对。
还是回到他和叶灵凤夫妇那一段交往吧。当时的叶夫人名郭林凤。叶灵凤后来有笔名林凤。而侣伦后来也用过林凤做笔名，并进一步弃李霖的原名不用，改用了李林凤这个名字。这当中有些什么互为影响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向他们问个清楚了，他们都已经先后作了古人。
当时叶灵凤夫妇的临时住所是在宋皇台附近的衙前道(现在宋皇台早已不再存在，剩下的只是刻有“宋皇台”三个大字的一块石头)。有人因此送了一首诗给侣伦：“半岛争看一俊才，宋皇台下写沉哀；不知十里衙前道，几见翩翩灵凤来！”作诗的张稚庐，《伴侣》杂志的主编，和侣伦一样，是香港文学的拓荒人，他自己也写小说，上海光华书局出过他的两本小说集。和侣伦不一样的是，没有侣伦对文学创作那样历久不衰的坚持，为生活投笔卖鸡鸭去了，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去世得太早，比侣伦早了三十多年。而他却又有侣伦所不及的地方，遗留的“作品”中包括了一位能写小说的儿子——金依，青出于蓝胜于蓝。
《伴侣》在一九二八年到二九年之间，只办了一年左右，但它却是香港的第一个新文学刊物。它的作者是不限于港九这岛和半岛的，远在北方的沈从文，胡也频，叶鼎洛都有过小说在上面发表。
不过，叶灵凤当时都劝过侣伦，也寄些作品到内地去，否则就只能是“宋皇台偏安之局”。侣伦是这样做了的。上海《北新》杂志一九三○年元旦出版了“新进作家特辑”，他的短篇《伏尔加船夫曲》就入选为第二名。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还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黑丽拉》。后来予且在他的小说《盲恋》中，把那位为盲人读小说的女孩子所读的故事写成是《黑丽拉》中的一篇，可见它影响不仅及于读者(两三个月内就再版)，也及于同时代的作者了。
但侣伦到底还是生于香港，长于香港也写于香港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也是发表在香港的。
他写诗，写小说，写散文，也写电影剧本。主要是写小说。
他是忠于文艺女神的。他说，他被旁人认为最坏的固执脾气，是“不肯稍微迁就时尚，写些迎合地方性的流行趣味的作品”不肯媚俗。然而他却又“始终不能把生活的担子从笔杆上解脱下来”不能不“为生活”写文章，甚至要写些“吃饭文章”，这是他最感痛苦的事。尽管如此，黄秀柳说，他是“在充塞街巷的低级色情下流的货色包围中，制作他的虽不能说完全健康却都是非常清洁的作品”的。
是的，真是非常清洁，就像他洁身自好的做人态度一样。
就是对于文艺圈子来说，他也常常自视为“圈外人”或“边缘人”，这也许就是一些文艺组织或文艺集会把他遗漏了(或他把遗漏了)的原因。
他是很“文艺”的，就是近二三十年，香港报纸副刊上的专栏文章信笔涂抹成风以后，他在报上写的专栏也还是保持着文艺笔调，文艺风格。这成了他的一个特色。早年的散文更是如此。
他的小说早晚不同。早年写的多是爱情故事，洋溢着异国情调和感伤色彩，《黑丽拉》是突出的一篇。有些作品和叶灵凤早年的小说很相似。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转折点，尽管是爱情故事，却表现了反侵略战争的主题，《无尽的爱》就是。战后的《穷巷》更从爱情转入社会，成了引人注目的名篇。
《穷巷》首先是在《华商报》的副刊连载的，虽然不久就中断了，他断断续续地用了五年时间终于写完出书。当时的《华商报》副刊主编是华嘉，曾经有信给他说：“你的小说的人物，已经从高楼大厦里走出街头来了。他们再也不是一些整天在做梦的青年男女，而是在现实生活压榨底下的都市的小人物；你的笔锋，已从男女之间的纯爱，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华嘉甚至这样强调说：“《穷巷》那样的作品，才真正是你的作品。”
侣伦自己也说，这是他高兴写的作品，尽管在写作《穷巷》时，正是他一生当中最穷困的十年，这战后的十年他除了动笔写作来支持生活，没有任何工作的收入。黄蒙田笔下侣伦的“扑水”形象，就正是这十年中出现的。生活并没有给他什么欢欣，使他高兴的只有《穷巷》的写作。他说：“这部小说有着我自己喜爱的特殊意义。这些年来，在生活的前提下，我所出版了的作品，差不多全是为适应客观条件(市场)的需要而写的东西，只有这部《穷巷》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拘束，纯粹依循个人意志写下来的。”
这恐怕说得也并不完全准确。他早年写的一些爱情故事，也是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进去的，不完全是“吃饭文章”，尽管那些文章能够适合市场的需要。
不过，它们当然不能和《穷巷》相比。爱情故事是一般的人性，只有《穷巷》才是真正的香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香港。没有它，侣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香港作家的，至少是要大为减色的。
《穷巷》初版时，书店怕一个“穷”字会引起销往南洋的麻烦，替它改了一个名字：《都市曲》。一书二名，在香港是《穷巷》，在南洋就是《都市曲》。写作时，书店负责人要作者不要有“可怕”的尾巴；出书时，书前的《序曲》也被抽掉。去年新版问世，《序曲》才算得见天日。
这些就是《序曲》的部分文字：“香港，一九四六年春天。”“战争吗？那已经是一场遥远的噩梦。”“香港，迅速地复员了繁荣，也迅速地复员了丑恶！”“在抗战中献出良心也献出一切却光着身子复员的人，一直是光着身子……”“然而，有欢笑的地方同样有血泪，有卑鄙的地方同样有崇高。”“真理在那里呢？它是燃烧在黑暗的角落里，燃烧在不肯失望不肯妥协的人们心中！”
《穷巷》以前，还没有过全面深刻写香港社会现实的作品；谷柳的《虾球传》是写了，也很深刻，但只是书中的一部分，大部分写的是广东。《穷巷》以后，写香港社会的作品多了起来，似乎至今还没有超越《穷巷》之作。当然迟早会有超越是肯定的，不过《穷巷》仍将继续受到肯定，它的时代意义不会因岁月而改变。
《穷巷》是侣伦的第一个长篇，他还写了《恋曲二重奏》，《欲天》、《特殊家屋》。
他的中短篇较多，也较多爱情故事。有《黑丽拉》(后改名《永久之歌》)，《无尽的爱》、《伉俪》、《彩梦》、《残渣》、《都市风尘》、《佳期》、《暗算》、《旧恨》、《寒士之秋》、《错误的传奇》、《不再来的青春》、《爱名誉的人》等。
散文有《红茶》、《无名草》、《侣伦随笔》、《落花》、《紫色的感情》、《向水屋笔语》等。
电影剧本有《大侠一枝梅》、《强盗孝子》、《弦断曲终》；《蓬门碧玉》，《如意吉祥》，《民族罪人》，《情深恨更深》，《喜事重重》，《谍网恩仇》等。这些名字看来多数是电影公司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而改的，尽管作者写作时早已在力求适应。
《穷巷》还曾经被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又改编成电视剧播映。他的一些短篇也在电台播讲，一晚一篇。
就是这样一位作家，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的会员，而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去世，似乎还没有听说他已经成为中国作协的会员。在香港，一些在文学事业上比他起步迟了一个世代的人，有些甚至没有什么文学作品的人，也已经是中国作协会员了，而他如果真的到死还不是的话，那就实在是《天方夜谈》了。
侣伦自己也许是不在乎的。在他去世的前两年，他还说自己不过是“香港文艺队伍中一个小卒”，“从来不习惯去参加什么有关文艺活动的集会或什么专题性座谈会”，他没有什么凭借去发表什么议论。“这和别的可敬的朋友那样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和经验提升为理论，然后加以总结，说成了一切都好像有计划，有目的活动，情形完全不同。”从这些话听来，他的情绪也不是那么平静的，平静到没有什么情绪。
当他谈到香港屡屡被称为“文化沙漠”时，就更是情绪波动了，在过去一般人的观念上，香港是‘文化沙漠’。他们无视现实，无视历史，一提起‘香港文化’四字，就往往要在下面加上尾巴，把‘香港是文化沙漠’说成了口头禅，好象不如此便不能显示自己是高人一等……
“不可否认，香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背景的种种因素所造成的特殊环境和社会模式，产生了一股几乎是凝固的腐朽的旧势力，不让新思想，新事物抬头。但是也不可否认，即使在腐朽的旧势力的沉重压迫下，新思想，新事物也在努力挣扎，而且要冲出重围。这是历史的趋势。因此就在二十年代中期，香港已经有一些不甘落后也不甘寂寞的青年人，在时代潮流冲击之下，艰难地从事新文艺工作。在没有商人肯把广告登上新文艺刊物的打击下去筹办同人杂志，哪怕只有一两期的寿命也好……这些在艰苦的道路上寂寞的来去的人，前赴后继地坚持着这一道精神的脉络，逐渐扩展着已经建立起来的阵地……就是凭着这么一股‘不叫苦’的呆劲，这些拓荒者在一条固定的道路上走下来又走上去(尽管有的人在中途拐了弯)……”
他也是这些拓荒人之一，而且是在没有在半路上拐弯，一直走到底，死而后已的。他以过来人的资格，写过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回忆文章，“拿事实来说明，新文艺在香港是老早已经萌芽而且是存在的”。
只是这两三年，随着香港地位的越来越受到重视，那些“香港是文化沙漠”之声才沉了下去了，不大响了。
有一种事情始终有些令人不解。侣伦除了是文艺工作者，还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七年，他曾经在香港《南华日报》工作了差不多七年，当发觉报纸立场逐渐变为亲日时而离去。不过，他做的是副刊工作。但一九五五年，他创办了采风通讯社，向海外华文报刊供应新闻资料，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才退休，这一新闻工作干了差不多三十年。但在一九五七年，推动他办采风社的朋友，又推动创办了一个文艺月刊，他本来应该是理想的主编，放下通讯社办刊物也不是难事，结果却由另外一位朋友去挑起这副担子，胜任愉快，刊物办得好，不过，为什么当初不考虑他呢？这以后，又有两三次办文艺刊物，也一样是没有看到请他去主持。为什么？难道是他自己没有兴趣？
他说过：“我承认文学事业是严肃的事业，可是我爱好写作纯粹是由于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对文学怀有什么野心，也不是把文学当作娱乐。我写我自己所能写和高兴写的，我不去写自己不能写和不高兴写的……我的笔是为自己的感情服务而不是为别的什么服务……”
他还老老实实说过，他是在自己的爱情上受了挫折，才开始动笔写作，写那些爱情故事的。
这一写就是六十年。当时同是拓荒人的，有的后来改写非文艺的小说(如黄天石、望云)，有的索性就不再写什么彻底改行了(如张稚庐)，只剩下侣伦一个人，从二十年代一直写到八十年代，从爱情写到《穷巷》，在《穷巷》得到了突破，进入现实社会。如果说二十年代那批拓荒人是香港“新文坛第一燕”，侣伦就是最后剩下的唯一的报春燕子，是香港从“沙漠”逐渐成为“绿洲”(虽然小一些，却不是幻洲)全过程唯一的见证人。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行文学月会，主题是“香港文学研究——侣伦和他的作品《穷巷》”，也请他出席发言。不幸在头一天晚上他心脏病突发，当月会在他缺席之下照预定计划举行后，当天晚上就与世长辞，和香港文坛永别了。在这里，真的使人深深地感到：呜呼，岂不痛哉！
可以相信，他一定是含着笑而去的。
耳边仿佛又响着这样的句子：“就是凭着这么一股‘不叫苦’的呆劲，这些拓荒者在一条固定的道路上走下来又走下去……我怀着敬意去追忆他们！”
是的，我怀着敬意，特别对于这位穿过“穷巷”走到底的拓荒人！
(本文侣伦像丁聪画)
柳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