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历来是受其他学科的影响的；特别是哲学家、科学家关于方法论的论述，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常态科学”说，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程序”说等，都对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更有直接影响的还是经济学家自己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它们一方面反映了整个人类认识方法的演进，同时又更切合于经济学自己的问题。
上个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主要是围绕抽象演绎法与历史描述法哪个更适合于经济分析的问题展开的。李嘉图、西尼尔等是抽象法的代表；李斯特、罗雪尔代表历史学派；马克思赞同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力，又指出科学的抽象方法包含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作为上一世纪方法论争论的总结和本世纪讨论的开端，J.N.凯恩斯(“凯恩斯革命”中同名人的父亲)一八九一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者明确指出，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抽象演绎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又指出，实证理论中的逻辑演绎必须以观察为前提、为起点，而不象西尼尔、凯尼斯那样认为只需从几个基本的、公理性的假设出发。L.罗宾斯一九三二年发表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被称为是二十世纪中最重要、最被广泛引证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仅就方法论而言，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应是从普通的常识经验中就能直接概括出来的一些基本命题；由于这些命题比个别的经验事实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从而保证了逻辑演绎方向和结论的“可应用性”(不是检验理论命题本身)；而在应用理论的时候，则需要有更多的“附加假定”，因为理论的可应用性是依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定的。虽然罗宾斯的著作也引起争论，但是现代经济学史上关于方法论的一次大讨论却是由T.哈奇逊一九三八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引起的。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把当时哲学“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也称逻辑经验主义)介绍给了经济学家。不同于哲学家将“有意义的科学命题”分为两类，即可由逻辑规则加以检验的“分析陈述”和可由经验事实证或证伪的“假设陈述”，哈奇逊认为经济学的逻辑实证主义要求区分三种命题：属于纯理论的分析命题，属于应用理论的假设命题，以及归纳推断结论。他突出地强调了经济学命题必须具有可检验性，即使是纯理论的分析命题，其科学价值最终也在于它是在获得可由经验验证的经济规律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种思想的某些方面在M.弗里德曼一九五三年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战后年代中最重要的方法论著作)。弗里德曼把“预测”效果作为检验理论假设的根本标准，指出：“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一种‘理论’或一种‘假设’，从中可以产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的有意义的(并非陈词滥调的)预测”；并把科学定义为“一组实质性的假设，而构造这些假设的目的是为了抽象出复杂现实的主要特征”。他还明确地强调了否证论的意义，认为经验事实永远只能“否征”假设，而不可能证实假设。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经济学家并没有在引入经验主义方法的同时否定抽象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F.马奇拉普在五十年代关于方法论的一些论文中，强调了那些不可观察到的因而不可直接检验的抽象经济范畴(如效用)在理论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他批判了“极端经验主义”，认为“间接可检验性”就足以保证抽象的理论范畴在经济分析中的意义。T.库普曼则在《关于经济科学现状的三篇论文》(一九五七)中，强调了抽象的、非现实的理论模型的重要意义，指出它们以简化的形式表现了复杂的现实的不同方面，从而有利于深入地认识事实；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步引入更多的因素，构造起可检验的、更接近现实的经验假设；而没有理论模型，经验材料就得不到科学说明，甚至会从中得出错误的结论。
以上提到的这些论著，就象一些里程碑，标点着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围绕这些论著的讨论和思考，推动着经济学研究方法日趋成熟、严谨，逐步形成了今天普遍自觉使用的具有明确的科学规范的理论实证方法。这种方法由理论抽象和经验检验两个相辅相成的阶段构成，既强调抽象理论的建立和逻辑演绎的重要作用，又时刻注意用经验材料对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打开现代经济学著作，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是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和作为抽象思维重要工具的数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复杂的经济关系被从不同方面概括为一些简单抽象的数学模型；理论模型的建立和说明总是被视为经济分析的首要任务。而在另一方面，经验分析也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篇幅，计量分析方法日趋完善，理论命题或模型也越来越明确地具有“经验假说”的性质，一些几十年前就提出的理论，至今仍被称为假说从各个方面进行着严格的经验检验。今天，现代经济学已获得了“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美誉。这不仅是因为其重要(关系国计民生)，也不仅是因为其艰深(其理论著作常为他人所不敢问津)，也是由于其理论分析方法在它自身特殊条件的范围内，已发展到可与自然科学媲美的程度。
无论有关方法论的一些名词概念如何不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必须运用“抽象力”，“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理论必须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原则总是不会陌生的。无论你是说天下人跳不出马克思主义“如来佛手心”也好，还是说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包含着“可以借鉴的因素”也好，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理论实证方法应该是能够理解、能够欣赏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不能说完全没有应用上述一些“普遍真理”，但至少应该承认还处在较低的水平。我们的理论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迄今存在着二重的缺陷：首先是缺乏实证的精神。理论往往不是从现实中概括出来的，而是从一些先验的原则或“理想”中推导出来的；理论家往往仅致力于考证和注释前人的语录，而不是首先力求实事求是地说明现实的经济关系实际在如何运行，事实上存在着哪些规律；经济学的任务似乎就是要“教导”人们应该如何行为，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得就象是一套“训戒”，一切不符合这套训戒的事实则都被说成是应该纠正的“错误”而排除于被考察的理论模式之外。而由于理论不是从现实中概括出来的(甚至以“不承认事实”为特征)，自然也就说不上对理论的经验验证。其次，又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既不能从现实的具体关系中概括出抽象的理论以把握现实，又不善于把复杂现实中的各种因素首先抽象开来加以分析；经常只是进行一些笼统的经验分析，属于不同层次的理论问题也常被混淆在一起。这样的理论显然难以成为政策的指导，政策分析也因而缺乏有力的理论依据，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贯彻政策的结果也常常是“出人意料”，或是重新陷入困境。
总之，我们理论的落后，也是与思维方式的缺陷密切相关的。
理论的落后以及思维方式中存在的缺陷，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特殊的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状况，无疑是造成思维方法得不到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仔细追究下去，思维方式的缺陷本身又是我们过去那种教条主义、长官意志、左倾僵化盛行的社会状态的原因之一。况且，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学界的学术空气应该说是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相对较好的，但理论思维方式却也很难说有了大的改进；对那些已经引进了的现代理论往往也是词句懂了，却总也不能把握、理解和运用贯穿在其中的思维分析方法，从而总也不能把它们真正变成自己的理论。因此，我们不否认外界条件的作用，但也应该作些自我反省，找一找内在的原因。
一个(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我们传统地缺乏严格的实证精神和抽象思维的能力；在别的领域里这也许并不突出，甚至称不上是缺陷，但在经济学这个“皇冠明珠”的领域内，我们就显得特别地“先天不足”。
经验主义哲学的鼻祖之一，法国哲学家孔德曾经把西方各种知识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我们不必同意这种简单的划分和孔德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但可将这种划分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对照一下中国的知识传统给我们留下的痼疾。
我们的古学问，没有经历过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神学阶段”，甚至从来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自己的宗教。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在一切人之上的上帝；盘古开完天地后便不知去向了，接下去的是“三皇五帝”；三皇者，天、地、人皇，前二者主管自然，后者主管社会，并似乎从来就是“人”；后来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主管社会的“皇帝”就更既是现实中的人，又是“天子”；于是有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既不形成真正的宗教，也形不成宗教对社会、对人的思维的绝对统治。中世纪的中国在思想领域内没有西欧那么黑暗，祖冲之不会象希帕莎(公元五世纪亚历山大里亚女数学家)那样被活活剐死，从而导致了我们中世纪的古文明还算灿烂。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在的、非人的上帝，人的“主观能动性”便总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当然这主要是在“人治社会”的领域内)，天子有按“朕意”行事的自由，知识分子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或按古人的遗训)构造出理想的模式劝谏君主、教化百姓，令社会照此运行。现实社会总是不可人意的，但既然天人合一，人可以支配一切，又有什么客观必然性需要实证呢？因此对社会问题的实证研究至少总是处于第二位的。事实上，西方知识的神学阶段，从两个方面催化出后来的现代实证主义方法：教会的专制，迫使伽利略们必须小心求证到证据确凿——如此尚不能打破愚昧和偏见，不如此就更要被视为“巫术”了；另一方面，宗教本身，使得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必然性这样一种观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自然规律”这样的概念很早就出现在西方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著作之中，并成为小心求证的对象。我们没有宗教，却也就从这两个方面使得实证精神，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精神，迟迟不得降生。
神学思维方式的瓦解，西方近代实验科学和数学的形成，同时成为哲学形而上学以及抽象思维方式发展的重要原因。并不是象有人以为的那样，盎格鲁—萨克逊人和日耳曼人天生习惯于抽象思维；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既取决人的认识能力，也取决于思维任务本身。一方面，为了填补宗教迷信被打破后出现的精神空白，人们需要以理性代替神性，以思辨代替迷信，回答宗教想要回答的那些问题；另一方面，当人们还只能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宇宙的某一方面的时候，抽象思维便构成了由某一方面的知识过渡到以这种孤立的知识为基础对整个宇宙和社会加以说明的形而上学哲学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以数学为基础的先验论和以力学为基础的唯物论)。文艺复兴后出现的各种哲学体系，既是抽象思维的成果，也构成训练抽象思维能力的课堂。而在中国，由于从来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神性与理性的对立，也就从来未提出过以抽象思维代替神学教义的任务。就有关社会问题的古学问而言，天人合一，天人交感的直接结果是神性和理性长期的和平共处又相互抑制，“理论”的研究或是表现为对“知天命”的圣人之言作不厌其烦的考证、注释，或是表现为对历史事件作经验的描述和实用主义的阐释，以为统治者或造反派们提供“资治”的“殷鉴”。而在有关自然的探讨中，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低下，神秘性总是占上风的；但这种神秘性似乎从一开始就把喜欢将“管不了”解释成“不屑去管”的知识分子们驱赶到看上去较能有所作为的“治人之道”的研究中去(这可算是我们古代“重文轻理”的原因之一)，结果，五谷耕耘，四大发明，从孔夫子起就成为“小人”之作，张衡、李时珍等也是从不入“学问家”正流的。而当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都不去研究自然，关于自然的知识便必然长久地停留在农民与工匠的经验或“祖传秘方”之中，既不能上升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也不能培养出自觉的理论抽象思维能力。
经济学特别需要运用实证的、抽象的思维、研究方法，但经济学又属“文科”，在我们这个文明以“文科”为“强项”的国度中，同属“舶来品”的经济学，比起自然科学诸学科来就更容易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因为后者我们本来没有，只好老老实实地学习，而前者，却很容易把学来的东西先放进我们自己的传统思维模式中去筛滤一番。又要当学生，又放不下架子，放不下那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我们今天虽然引进、介绍了那么多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常常总是只学了些名词概念，却不能领会和掌握那些理论的“精神实质”，一离开那些理论形成的特殊背景就迈不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是明显的，中国的经济科学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就需要我们经济学家们在思维方式上作一番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冲破外界的阻碍有时倒容易，难却难在克服我们自身传统的束缚。
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
樊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