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普遍和特殊的原因，德国哲学一直是我国学术界注目的热点。但是，同样由于众所周知的特殊的原因，我们对于德国浪漫派美学，一种以解决人生价值和意义为目的的诗化哲学，或视而不见，或作了机械、片面的解释和评价。这在伪价值充斥的年代固然可以理解，到了人性觉醒，人生价值和意义被提到反思日程上来的时代，已令人无法容忍。正当关于人的讨论还在“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之类暖昧、朦胧、抽象的层次上进行时，刘小枫清理了德国浪漫派哲学以及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线索，就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在德国哲学范围内进行了一番历史的反省和沉思(见《诗化哲学》)。这无疑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拓展了人们的思维，让读者既听到了异国历史深处深情的人性呼唤，又激发起急切、挚着的当代回应。人们不再满足于对这段哲学史传统的、教条式的、干巴巴的评判，开始用真实的人生体验去发掘哪怕被包裹在并不完全真实的框架内的真实的哲学金粒，并在吟哦浸淫中感到哲学并不灰色，它可以象生命之树那样四季长青。
当然，即使是诗化哲学也不象夸大了哲学之“诗化”的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同样是关及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诗化哲学究竟导向了价值虚无还是价值真实，仍然需要用并不“诗化”的思辨去分析和批判。充满欣喜和激情的歌吟终将为更深层次的冷峻而清醒的反思所代替。也许是基于这一考虑，在人们对诗化哲学的欣赏可能陷入轻率和盲目之时，刘小枫又出版了《拯救与逍遥》，要求世界范围内的诗化哲学(主要包括中国、德国、俄国、法国的)都接受价值导向和价值根基的检验，其中还包括对《诗化哲学》一书的自我批判。尽管他给出的评价、得出的结论完全可以讨论，但“应该检验价值导向，确立价值根基”这一主题本身却超越了那些具体的评价和结论，有如清夜钟声，唤起人们思考。
也许，对文化的“价值意义”和考察者自身的“意向性”(或曰由“人的现时处境”决定的“我们的意向性”)的关系，他处理得不够妥贴，对批判对象的考察，还不够全面，对“意向性”结论本身的追问，也不充分，但这不要紧，可以继续争论。毕竟，他已深切感到，对待一切文化现象，都“需要象罗素、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对待自己的传统思想那样来一番彻底的思想上的清理”， 以分辨它们是否有“自足的可靠性”(P9)，而这，恰恰是我们学术界特别缺乏的。正是这种缺乏，为伪价值成为权威，“直观外推，内向反控”的混沌思维独霸天下，为大是大非面前虚假的热闹，“诗意”或“醉眼”的朦胧，社会和个体的，理性、人的目的性的沦丧提供了可能性。
我国当代学术界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社会意识和人的思维的发展是不是也有神圣的、不可逾越的规律必须遵循？我们还会不会在盲目的“独创”和“超越”中重蹈历史覆辙？这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而且刻不容缓。
(《诗化哲学》，刘小枫著，山东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出版，2.00元；《拯救与逍遥》，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一版，4.60元)
品书录
程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