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为英国中年小说及传记作家，今年三十七岁，已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和四部文学传记，他对访问他的记者说：“小说创作原是我的主要工作，但是我之写文学传记，尤其对托尔斯泰传所下的功夫，使我了解人们为什么要写小说。”他从事托翁的研究近二十年，由于他十七岁时在有名的英国贵族的拉格比学校听了有关亨利·特洛耶出版托尔斯泰传记(一九六七)的一次演讲后，点燃了他研究托翁事迹的火焰。他从此收集有关这位沙俄大文豪的详尽资料和其全部作品，进行研究；他熟稔了托翁的文学作品后，又热中于从作品中探索托翁的为人和他创作的动力。二十年来他掌握了大量迄未公开于世的托翁家族的内部资料、回忆录和有关文献。他得出了一条结论：如托翁那样的文学巨匠，其生活之复杂和变化多端，对后人研究其事迹与理解其内心世界存在着无比深湛的宝藏，每隔二十年即有可能发现新的可资研究的材料。威尔逊在小说创作与研究文学巨匠方面，都以后辈自居，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后辈，他对自己写的托翁新传， 自称是从一个小说家的体会，来理解这位文豪。这就有别于一般学者专家之从托翁的社会预言家、哲理家或宗教道德家的身份及角度为出发点的研究著作。他风趣地自比于一个普通医生为托翁作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而非脑神经专家之纯粹对托翁的头部感兴趣。
一般研究托翁生平的人，至今对其暮年只身弃家出走之谜，无法作出能使读者全盘信服的解答，因此威尔逊这位年轻的传记家又作了一次崭新的尝试。他从托尔斯泰未写完的小说处女作《昨日的历史》(一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首次执笔)开始作研究，从托翁日记发现这位年方二十二岁的贵族地主经过一宵的胡天胡帝的夜生活，起了厌倦于漫无目的荒淫生活之心，于是忽发奇想坐下来写小说。这便是《昨日的历史》之始，据说托翁自幼浸淫于文学作品，尤其从英国文学家劳伦斯·斯泰恩的《感伤的旅行》一书中得到很大的启发。《感伤的旅行》出版于一七六八年，叙述对法国及意大利的漫游印象，充满了对世俗生活的情趣，为当时英国文学新流派的典型作品。托尔斯泰虽未将《昨日的历史》写完出版，但已播下了他日托翁有才能成为伟大作家的种子。
托尔斯泰有长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此时他发现小说创作胜于写单调的日记，趣味多多。他不必囿于事实的樊笼，而可使他的想象驰骋于文字之间。这部处女作的尝试，使他看到这是一种记录内心矛盾苦恼的最好方式；而且可以通过虚构的无数人物来回穿插于表述他所向往和仿效的理想角色。须知托翁早年丧失双亲，不满十岁即轮流由一批成见很深、行为怪僻的姑太太姨奶奶们抚养成长，并受到专聘的家庭教师的教育，这也可，以说他自幼流离于双亲之外缺乏根深蒂固的爱的土壤。威尔逊曾对托翁的青少年时期作了详尽的记述，揭开了他那错综复杂的生活面。托翁十六岁即就读于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一年后(一八四五)又转入法律系，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不满于沙皇的专制统治。可是因为出身贵族，过着一个纨<SPS=1575>子弟的生活，经常出没于豪华赌场、文艺沙龙和妓院之中，终于一八四七年退学回到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过起传统的地主生活来。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他开始忏悔往日的荒唐行径，试图抑制内心的矛盾，做个“善良”地主；另一方面，他又屈从于一己崛强暴庚的性格，时而又对一己的荒淫无度的往事痛心疾首……总之他在感情上是一团乱麻，无法自我解脱。直到他广泛阅读狄更斯与斯泰恩的文学作品，才启发他可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来发泄他对浪子地主生涯的悔恨之情，编写出一条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调和的道路。
托翁的早期作品《童年·少年·青年》(一八五二——五六)一如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大卫·考贝菲尔》)，为自己编写了一度的孤苦生涯，填补了他早已忘怀的精神创伤。其后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一八六四——六九)为作者短暂的行伍经历及历史知识的演绎。而在他感情与思想最为成熟时写的《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七七)中，则平行地描绘了安娜与卡列宁及闯入生活的第三者渥伦斯基之间的三角关系，和至友列文与吉提之间纯贞爱情的精神探索，解开了托翁的内心矛盾。他之所以能将这些人物写得如此真实与淋漓尽致，正因为他忍痛剖析了自身婚姻后的家庭纠纷。在威尔逊所写的托翁传记中，他出色地运用小说家的经验，羼入于传记家的笔墨之中。他细致地揭示了托翁的艺术技巧，分析托翁如何把自身的经历揉入小说的故事与描写，并使之与各个人物转换地位而透露出深邃的感情，从而把真真假假的情节与托翁婚后生活的事实作恰如其分的对照，预示了托翁暮年离家出走的真正动机。写完这部旷世的杰作后，托翁的创作泉源基本枯竭，因为他的自我经历至此已告用尽。此时托翁在盛名难副下不得不由小说家而转入道德家与圣者的形象，直到《复活》(一八九八——九九)问世，他演的是解放农奴与改良派地主的角色。在艺术上，托翁已濒临绝境，结果使《复活》一书的说教更甚于文学创作，这也可算是他最后偿付的一笔人情债。至于驳斥莎士比亚及其他的说教写作，只能说明托翁所努力宣扬的内心忏悔与自我仇恨的宏论正扼杀了他的文学天才，他七十五高龄时发表的短篇小说《舞会之后》已非复当年的才气了。他越走近暮年越成为圣者荣誉的囚徒和作为世界文豪的桎梏，以他高度灵敏的天赋，他深知除非悄然出走，别无他途。最后时刻的降临，他将无法摆脱一己心灵折磨的时光——为他生育了十三个子女的少妻将在窗外等候他的遗产和一生的稿酬版税，他的高徒们和崇拜者纠缠着他要他最后的遗教，而他的心灵深处则在逃避一种莫须有的内疚。他必须找个清静去处，象普通农民那样举行一次纯朴的葬礼。
第二部新传记出自法国女作家玛蒂妮·古尔赛之手。她曾写过法作家莫洛亚等人的传记，有些经验，鉴于托尔斯泰的传记早已有人写过，而且为读书界视为定本，(指毛德夫妇所写的托翁传记)因此对托翁做了有重点的研究，特别从托翁最后一年的日记、信件及谈话记录着手。她认为托翁之选风烛残年，抛去毕生声誉、财产、家人和社会地位，无非是为了继续他中断多年的文学创作。这说法正和威尔逊的说法相径庭。但是她指出托翁在着笔写《战争与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之前，曾广泛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莫泊桑的小说，又在法俄报刊上搜寻足以施展大手笔的文学题材；如今暮年已临，正是他摆脱庄园里的一切矛盾与俗务，走进恬静的农舍，重操写作旧业以酬宿愿的时候了。
托尔斯泰自一八八○年以后，即转入农奴解放和宣扬社会道德的活动，内心时时与严禁一己向往文学事业的欲望作斗争。一九○二年，他对来访的高尔基说，自己正在冒着痛苦以压抑文学写作的罪过。一八九八年他发表的《论艺术》一文，主张文学家应该“为人生而艺术”，把一己的写作才能为“改进”社会道德标准服务。为此，他做了一系列无效的挣扎，他的努力不仅摆脱不了个人荣誉财富等等的纠缠，反而把灾难引进了他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之家。高尔基和罗曼·罗兰都认为托翁之牺牲文学艺术去抵挡道德事业的狂澜，便是一种慢性自杀的行为，而且也满足不了他追寻精神超脱的想望。总之，这位女传记家的观点要说明托翁是位表里一致、人格完整的作家，他毕生从事精神完善的探索以丰富他的文学创作，即使死亡将至，独行到阿斯塔堡火车站，他的创作欲还在闪闪发光；他之离家出走，也正是为这种欲望所推动。她列举了托翁八十一岁时的一段日记为证：“我瞧着自己光着的双脚，忽然忆起了阿克莘妮娅”——这是他五十年前爱过的一位农家少女。半个世纪来，她的倩影一直和他幼年丧失的母亲交错并存；母亲之死给他的精神创伤是最初促使他从事写作生涯的动力之一。他在七十八岁时的日记上写道：“(我)渴望一位既慈爱又能同情我的人，让我为她流下爱和怜悯的眼泪，从而获得慰藉。”
可是托翁的这种想望完全遭到事与愿违的后果，他在一八八九年创作的小说《克劳采奏鸣曲》既折磨了自己的内心，又刺伤了比他年轻很多的少妻索菲娅的感情，终生未能愈合；因为此书丑化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婚后的感情。传记作者十分同情索菲娅的处境，并和她同样把托翁这种不近人情的乖戾行动视为一种精神失常的症状，而忽视了托翁所处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他的逆流而上的精神。这位女传记作者始终认为托翁一生无数难以理解的行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寻求写作的源泉。因此他的离家出走既非第一次，亦将不是最后的一次，只不过这次在这个火车站上，死神赶在他重新创作的努力之前罢了。他的逝世只能看作是他的自我最终和谐，一切随从自我的心愿。且听他临终前和他儿子塞尔盖说的话：“我无法入睡。我总在构思。我在写作，象乐曲似的和谐，绵绵不绝。”他不再设法逃避内心的矛盾，他正安然踏上他创作的坦途，然而为时已晚了。
(Martine de Courcel，TolstoyNew York，Charles Seribner’sSons，458pp.A.N.Wilson，Tol－stoy，New York，W.W.Nortona Co.，572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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