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这本书的好处，就是普通读者相互交流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那种谈话所具有的好处。
普通读者的交谈，常常只是复述作品的某些情节或细节，某句对话，某段描写，……不须加多少评论，而好恶取舍自见。曾卓在他这本书里，谈了七个国家二十一位作者的二十四篇作品(其中小说十九篇，此外书简、报告、传记、诗、电影各一)，都是首先通过复述，表明了好恶取舍之后，再加以推阐发挥。他这些复述，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学。例如关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雨蒙蒙的黎明》的复述，结尾是这样的：
黎明在雨蒙蒙中来到了。他们像古时那样，在临出门前默坐了一会。女主人送他到码头。他现在就要同这位素不相识却又这样亲近的女人告别。他的心都紧缩了。难道说在这时候，在这一分钟，一切都将成为往事，无论在他的或她的生命中，都只成为一个沉重的回忆么？他吻了她伸过来的手，当他抬起头来，少妇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没有听清楚，好像是两个字：“徒然……”船在雨蒙蒙的黎明中开动，愈走愈远了。(《听笛人手记·生活的美和生活的爱》)
曾卓接着说：“在这简短的叙述中，是无法传达出原作那种幽美的抒情的格调和气氛的。”这大概是真的；可是只就复述本身而论，我觉得也够好了。曾卓在后记里说到这种复述：“这是一项看来容易而在我是异常费神的事。我不仅要表达出那主要情节，而且想传达气氛和情调。在情节的复述中，也夹杂着议论和感想。”在我看来，他说的是符合实际的。
曾卓的议论和感想都是严肃的。本来，普通读者当中，很多是持严肃态度的。他们不把文学作品看作茶余酒后的消遣品，也很少谈什么“作品分析”，谈的多半是作品里的生活，以及由作品而得到的生活启示，即所谓把文学看作“生活的教科书”。曾卓在后记里又说：“我不是作一般的作品分析，而是想写出自己的感受，并寄托自己的情怀，通过对作品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艺术的某些追求。”我看这也是确实的。近年来“名作欣赏”之类的文章很流行，对读者很有益，但曾卓这本书却是另一类。读者从这本书里，首先能够领会某种独特的人生探讨和艺术沉思；书中也有一些“作品分析”，却不占主要地位。
这本书会引导读者探讨什么，沉思什么呢？
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曾卓特别喜欢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书中有三篇都是谈他的，谈了他的四篇作品；而对别的作家都是一人一篇，只谈他的一个作品。(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谈了两次，但第二次是拿来和邓刚的《迷人的海》作比较。)曾卓为什么这样喜欢这位作家呢？他说：
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他有着他的喜爱，他的憧憬。他怀着柔和的心在生活中去追求美和发现美，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之内。(《生活的美和生活的爱》)
好一个“他怀着柔和的心在生活中去追求美和发现美”！凡是熟识曾卓的，都会觉得这真是再恰当不过的“夫子自道”。不熟识他的，现在也会从这本书里，听出这是贯穿全乐章的主旋律。既然生活中的多种多样的美里面，曾卓所着重的，是只有用了柔和的心才追求得着，才发现得着的那一种。所以，他说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夜行驿车》，
读后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一种轻微的心的颤动。在如何探索和表现人的心灵中那种微妙的感情，如何将作品提到诗的高度方面，我们的作家们是应该可以通过这篇作品学习到一点东西的。(《爱情和童话》)
“将作品提到诗的高度”，这也就是曾卓自己在艺术上追求并希望读者一同追求的目标。
曾卓这本书里，着重向我们讲的，是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里面那个“关于温和的悒郁的遇合的故事”；是卢森堡的《狱中书简》里面因鸟儿的鸣啭而颤抖的心，为某些鸟类的灭绝而哭泣的泪，对一棵大的黄杨、一簇小花、一个黄昏的叹美，以及为一朵玫瑰色的云彩而心旷神怡；特别是巴乌斯托夫斯基小说里面那些关于萍水相逢的爱情的忧郁和惆怅的梦幻曲，朦胧的色调，淡淡的惆怅，轻轻的颤动，……也许有的读者会疑惑：这行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里，这合适么？曾卓自己大概也为此困扰过，这里有一段辩论：
可以责备我的进步太小，但我却为自己还能保持与少年时候相通的心情而喜悦，即使说那是过分的温情、软弱也罢。是的，现实的斗争是如此激烈，我面对过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也见到了剑的寒光和火的烈焰。但健壮的心不一定就不能没有一点纯真的柔情。不仅真实的憎恨和真实的追求必须要以真实的爱为基础，而且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真正的强者也应该能够柔和地爱的。我不满于自己的不够坚强，但却不必因为还多少保留着少年时期纯真的感情而羞愧。(《永远的春天》)
还举卢森堡《狱中书简》里面那些最温柔的爱(甚至把一头淌血的水牛呼作“我的可怜的、亲爱的兄弟”)为例，责问道：
这是被敌人称之为“嗜血的卢森堡”写的。我们可以不理睬敌
人的这种污蔑，但是不是我们有的同志也会认为这是“过分温情”呢？(《战士、诗人、哲人》)
其实，曾卓自己就作了回答。他在这本书里，也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伟大战士卢森堡和伏契克，歌颂了英雄主义的音乐大师贝多芬和文学大师罗曼·罗兰，歌颂了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和海明威的海的搏斗，歌颂了海一般沉默的英雄的法兰西人民，……他一面追求着温柔的爱和美，一面也追求着壮丽的战斗和抗争，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之处。
当然，仅仅歌颂一下英雄，也不是什么难事。难能可贵的是，真正像英雄一样地生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英雄一样地对待自己。我看曾卓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这本书里，有一篇《胜利者》，谈的是纳吉宾的同名短篇小说。故事是，一位溜冰运动员，已经保持了六年冠军记录。现在，一次新的比赛来临了。他如果参加，年龄和体力决定了他肯定会失败，会败在一个过去是他的崇拜者的新秀手里，他就要失掉记录保持者的荣誉。但是那位新秀有个弱点，比赛中如果遇不到坚强的敌手，潜力就激发不出来，跑不出水平，打不破记录。而能够充当这种激发者角色的，又只有那位六届冠军记录保持者。他经过思想斗争，参加了比赛，果然失败了；而那位新秀，果然在他的激发之下打破了他的记录。然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向他欢呼，邀请他和新记录创造者一同绕场一周，走一个胜利者的光荣圈。这位胜利者当然也是一位英雄，曾卓着重歌颂了他怎样战胜私心杂念，并且勇敢地联系了现实，联系了自己。这一部分差不多写了一千五百字，不能全引，略引几段看看：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冷静地面对自己，不要害怕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有时也遇到和斯特列什涅夫类似的情况，在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之间犹豫彷徨？我们是不是有时也企图在一些漂亮的言词下来掩盖自己的私心？我们是不是有时找寻一些理由来推卸自己应尽的责任？
更进一步，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因为害怕受到损伤，有时对于明知不合理的事情缄默无语？我们是不是有时违背自己的良心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时会对一个无辜的人扔出石头，以表明自己的“清白”？……
我常常含泪仰望那些踏着蒺藜前进的强者，那些奉献出自己孩子的母亲，那些在风雨中仍紧紧握着自己爱人的手的妻子，那些敢于抚被诬为“叛逆者”的尸体痛哭的吊客，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徒，那些含笑献身的烈士……而我自己，我承认，有时却在一点私念下低下头来，有时考虑到个人的安危，家庭的幸福，而在真理面前背过脸去。……
这里，对于自己一点也不温和了，简直是残酷地在审问，在穷追，在解剖。可惜中间还略去了许多，其中有接连三段，每段都以“可怕的，是”开头，一段比一段剖剥得更深，一段比一段更加可怕，不是真正的强者，很难写出来的。前引曾卓的话：“真正的强者也应该能够柔和地爱的。”现在他自己用“逆命题”证明了：能够柔和地爱的也应该是真正的强者。
由上面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曾卓是怎样严肃地把文学作品当作“生活教科书”。他那一层一层的剖剥，为的是穷究生活最深处的规律。正如冯雪峰说过的：“所谓文艺的规律，其实就是创造人物的规律，也就是生活和生活斗争的规律。”
又是严肃，又是规律，又是教科书，似乎曾卓是在板着脸说教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本书里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朋友似的在谈心，是真正平等的朋友，不是弯下腰来哄孩子，更不是“作朋友谈心状”。曾卓在他的另一本书——散文集《让火燃着》里面，回忆他上小学时一位老师讲语文课的情形：
有时他没有把我们当作小学生，由作品的内容谈到了人生、社会、将来，说出了一些深奥的话。……我们感到老师是把我们当作大人那样讲话，有一种骄傲的喜悦，虽然我们只是似懂非懂，却认为自己是已经懂了。……通过作品和老师的讲解，我感受到了一点什么，思索着一点什么，认识到一点什么。开始对生活有一种庄严的感觉，对应该怎样做一个人有一种要求，对将来有一种梦想。(《让火燃着·第一课与第一步》)
曾卓是他这位可敬的老师的好学生，他的这些读后感的魅力，正在于他常常是把读者当作与自己同一层次的好朋友来讲话。不管你懂得多少，赞成多少，他总能使你感受到一点什么，思索着一点什么，认识到一点什么，使你严肃地思考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不要像他那样努力做一个能够温和地爱着的真正强者。
不过，说曾卓完全是在继承那位老师的事业也未必确切，他恐怕就不承认这本书是一部文学讲义。怎样说才确切呢？大概还是用他自己评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话来说的好：“他不以艺术为神明，他是一个生活的赞美者。”(《听笛人手记·美的寻求者》)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
(《听笛人手记》，曾卓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1.30元。)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