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比哈佛年轻六十余岁，又兼有教子身份，成年后却毫不谦让，大有中国人斥为犯上的忤逆心理。美国史家别有见地，认为这两校离异反映了清教文化最初的机构裂变，而这种由一统主宰转向多头鼎立的“权威崩解”(denominationalism)过程，实乃从宗教波及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美国民主化定式。
民主竞争的历史久了，就生成一套独特的规则和传统。其中最富象征意味的仪式是校际做揽球赛。头一回目睹，那种倾校出动，高龄师长随超短裙拉拉队雀跃呐喊的情景着实令人吃惊。直到客队败北(一九八四年纪录)，几千人挥舞哈佛红幡，倒拖耶鲁蓝白校旗绕城游行——我始有悟于扬基式竞争精神。据说两校例赛始于一八七八年。起先想学“牛桥”(Oxveidge)大赛的英国绅士踢法，不料很快玩出了打群架般的新花样。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哈佛拳击队宿将)欣赏这种激烈对抗，但厌恶头破血流的“不体面”。于是建立教练制，戴头盔肩甲，精选校花助阵，逐渐将美式足球发展成校园文化的准宗教弥撒(见M·A·比尔《哈佛足球史》)。
学术赛场上，两强争雄的传统也保留下来，日益现代化了。以文学为例，耶鲁自二次大战后成为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文论中心，先后<SPS=2181>集了R·P·沃伦、C·布鲁克斯、W·K·维姆萨特、R·韦勒克等名教授。一九六一年，韦勒克当选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他那五卷本《现代批评史》的庞大工程也成了耶鲁学术史上的殊荣(相形见绌，哈佛“活着的莎士比亚”哈利·勒文只是该会副主席兼美国分会主席)。
我去哈佛读书时正逢“耶鲁批评家”(Yale Critics)再度兴起，风靡欧美大陆。这是韦勒克之后成名的又一批理论怪杰，分别是J·H·米勒，保罗·德曼，G·H·哈特曼与H·布鲁姆。他们受法国后结构主义影响，标榜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和“回归式批评”，人称现代派文论的带头羊，或劫持美国学术航班的“哲学恐怖分子”。当时我连什么是结构主义都闹不清，一下又吞进这些反胃药，简直头晕目眩。免不了象初进城的乡下孩子，一有机会就向老师傻问。听高班同学阴阳怪气地谈论“Ecole deYale”(法文“耶鲁学派”)，我亦不辨其中嘲讽之意。后见一耶鲁大教授来哈佛讲演，满场的听众举止如仪，竞无一人起立提问(在素称国际讲坛的哈佛，如此礼遇大约是最伤人的)。个中利害，岂知不足以导致小学徒被革出教门？
从此按捺住好奇，缓缓地依照林语堂先生的留学经去接受“熏陶”(不必死抠书本，要紧的是溶进书香、烛光、金像和教授的烟斗云雾中去)。几年下来，似乎对“耶鲁四人帮”及其玄学有了些体验，也暗中比较了它同其它学派的异同长短。这篇札记从主观印象着手，以体育记者手法报导些花絮——不知各方专家将来会如何裁判——我的用意是让自家观众在国际比赛的喝采嘘哗声中多得些世故与兴味。
赛场风云之一：新批评对社会历史批评
介绍耶鲁批评家的后结构主义，不能不追根溯源，从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之争讲起。
美国文论的现代分界线是三十年代。那时天下大乱，造反的左翼文学运动首先拿中庸陈腐的“新人文主义”文学教规(以哈佛教授白璧德、摩尔为理论代表)祭刀盟誓，继而公开批判桑顿·瓦尔德和T·S·艾略特逃避现实的唯美倾向，号召以马克思革命理论和唯物史观全盘清理美国文学及其价值标准。这场轰轰烈烈的学术革命持续二十年之久，深刻改造了美国文学批评的内容与方法，培育起一整代具有民族自觉感和批判精神的现代学者。当时左翼占据国内文化中心，盛行于东部和北方的“社会历史批评”(social-historical criticism)潮流拥有三大基地，分别是芝加哥大学(以著名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和芝加哥左翼作家群为基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文人集群的根据地)和哈佛。
哈佛对待革命与传统素有兼容衔接的奇妙能力。约翰·里德(美共创始人及左翼文学前驱)和格兰威尔·希克斯(美共首席文论家)象征着它在政治上的激进锋芒。V·W·布鲁克斯、V·L·帕灵顿与F·O·麦迪尔逊等民族文化派学者则全力以赴地承担起学术传统的更新改造任务。他们气度轩昂的全景研究(如《伟大的传统》、《新英格兰开花季节》、《美国思想主潮》、《美国文学复兴》)率先考察美国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竭力发掘民主传统和进步规律，成为社会历史批评和现代美国文论的奠基作品。
作为左翼运动影响下的学术产物，这批哈佛学者的论著由粗放式概括(如帕灵顿、希克斯带有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倾向)逐渐达至文学与思想研究的精致和谐(布鲁克斯与麦迪尔逊至今仍列为大师级楷模)。在麦迪尔逊等人推动下，哈佛改变了原有英文系的单一配置，添设比较文学和美国文明史两科新学，倡举文史哲综合治理下的“美国研究”运动。二次大战后，由麦迪尔逊、派瑞·米勒、哈利·勒文(合称文科三巨头)领导下的美国文学史、文化思想史和比较文论齐头并进，牢牢地保持了哈佛的传统中心地位。
对于夹在哈佛、哥大之间的耶鲁来说，它无力在现代文学评论和社会舆论方面同实力雄厚的纽约文人较量，又痛失了大乱中掌握美国文学史领先权的机会。然而它拥有历史悠久的《耶鲁文学杂志》及语言学、纯文学研究的基础。四十年代末，格雷斯渥德校长决意加强人文学科，相继延请南方新批评干将C·布鲁克斯和R·P·沃伦入主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努力发扬形式主义文论优势，要同社会历史批评决一雌雄。
耶鲁转向新批评的决策后来被证明是极有历史远见的。所谓“新批评”原指J·C·兰色姆、阿伦·泰特为首的一群南方文论家。他们早年在田纳西州范得比尔特大学结社谈诗，号称“逃亡者”集团。三十年代初，他们怀旧的田园梦和自娱性艺术哲学同左翼批评洪流发生逆向冲撞，曾经集体发布过一部题名《我表明立场》的“反动”宣言，谴责“北方工业区激进教条”对文明秩序和诗人情感的亵渎。得到艾略特发自伦敦的声援之后，兰色姆和泰特分头创办《肯庸评论》和《西瓦尼评论》，发展艾略特与瑞恰慈现代诗论所开创的文学“本体论”(ontology)研究，同左翼形成南北对峙局面。
从政治角度看，新批评食古不化的农业主义(Agrarianism)立场的确不合时宜，至今有专家称其为“时代胁迫下登场的唐·吉诃德”。然而这些远离尘嚣的“逃亡贵族”孜孜不倦的内向探索开拓出大片学术荒地。他们同左翼相敌对的批判眼光也有助于揭示社会历史批评的严重局限：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和人为价值判断，视作品为现实的直接摹仿或简单反映。在倾力调查作品背景与作者传记时，它往往忽略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内在逻辑和语言技巧。“使身为特殊评判对象的诗趋于消亡”。反其道行之，新批评力主将目光从作家移向作品本身，斩断导致人们“意向迷误”和“感受迷误”的一应外在评判准绳，专门从事文本细读与构成“文学本质”的肌理分解。
新批评作为修正补足社会历史批评的重要学派，理应循序渐进，稳步引导文学观念变革。可是历史爱同它开玩笑，不是压迫太甚，就是抬举得上天。战后左翼运动退潮，社会历史批评失掉了政治运动依托，声势急转直下。新批评一俟遇到政治不再当饭吃的时代转机，它的纯文学理论便成为人人争相果腹的救灾粮。原先的南方一隅之说迅速北上，进占东部学术重镇耶鲁和普林斯顿(泰特和布莱克默应聘后者)。哥大纽约文人则采取绥靖政策，与新批评达成政治妥协，建立《党派评论》和《肯庸评论》轴心，实行学术思想领域的联合统治。
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有关“诗”与“历史”的高低之争又一次被扭向极端。五十年代，新批评以诗的审美意识去抗衡历史与科学的初衷终于被世人理解。他们接过马拉美的名言“诗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语言塑成”，却陷于对文本的盲目崇拜，并从中生出“艺术必须以某种主体覆盖世界”(兰色姆《世界的主体》)的霸权观念，将自己推入绝对化困境。
社会历史批评难道就此一败涂地、烟消云散了吗？这是个极易迷惑中国学者的问题。撇开大起大落的政治风云，我以为双方实际打成平局，并产生学术思想上的化合反应。战后学术界的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并未根除社会历史批评的深厚影响。相反，它卸去了坚硬的政治铠甲，扩变成开放吸收型批评体系，集马克思、弗洛依德、韦伯、萨特、克罗齐、奥尔巴赫等人的理论于一身，作为批评实践中广泛依赖的基础学术方法绵延至今。五十年代的埃德蒙·威尔逊、肯尼斯·柏克与纳昂耐尔·屈瑞林正是它改造更新的典范。六十年代A·卡赞、M·考利、欧文·豪等人继续丰富发展这一传统，显示它在挖掘文学潜在思想意义方面所具有的多重卓越功能。其中柏克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他将政治学说、心理分析和象征主义汇拢成庞大体系的努力虽不尽成功，毕竟反映出社会历史批评的多元化与现代化发展趋势。
新批评自身的消解则快得惊人。它气势汹汹的北伐首先遭到芝加哥大学“新亚里士多德派”的顽强抗击，论战多年而胜负难决。继而内讧四起(布莱克默、M·克里格等人倒向多元论)，怨声载道(艾略特撤回援助，耶鲁《文论简史》激起批评界强烈不满)。哈佛处变不惊，姿态十分有趣：它一面邀请英国新批评宗师I·A·瑞恰慈和俄裔布拉格语言学派首领R·雅各布森来校执教十余年，仰仗大佛镇守神器；一面加强科际整合，作持久战准备。
赛场风云之二：结构主义前前后后
新批评之后的时代既蕴含着一场“文学科学”革命(即文论日益脱离批评实践，自成体统，“伊甸园中的蛇爬上亚当的头顶”)，又促成了各学科交叉渗透、批评理论纵横派生的“多神教统治”(所谓“有一千个批评家便有一千个莎士比亚”)。韦勒克后来回顾说，参与颠覆新批评统治地位的各路人马中，“最成功的取代者”是神话原型批评，其次还有存在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不下半打的纷杂流派(《二十世纪批评主潮》)。
假如我们把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的对抗看作足球赛，那么，在这之后的美国文论发展似可喻为一场越野赛跑：各派为夺得领先权而竞相出奇致胜，不断超越传统跑道——结果却发现整个比赛象一轮大循环，终点线上仍然悬挂着起跑的旧标志，“是历史还是文学？”
首先从新批评那里劫走接力棒的是神话原型批评。五十年代末，N·弗莱《批评的解剖》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双双轰动美国学术界。借助原始思维和神话仪式研究，批评家发现文学乃“神话的移位”，诸神构成了文学的原型，祷神仪式暗含着叙事语法和文学体裁的演变规律。这种将文学置于西方文明系统之内的宏观整体研究一举突破新批评囿于文本诠释的狭窄视界，推动了小说理论、童话形态和原型分析等方面的重要进展。
继之而起的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批评。五十年代后期，萨特存在主义及异化理论捷足先登，对美国知识界产生弥漫性影响(同改造中的社会历史批评一拍即合)。不久因垮掉文学、反文化闹过了头，引起理论家们的疑惧不安。结构主义思潮后来居上，从几个方向涌入中心：一、帕森斯结构功能理论由社会学波及人文学科，开创了方法论变革的“帕森斯时代”；二、索绪尔音位学、符号学随着结构人类学的流行(实际上列维-斯特劳斯是受索绪尔启发)，从语言结构研究角度渗入美国文论，建立起文学与语言学之间的联结点，进而为破译文化结构的“无意识基础”提供了科学手段；三、出于历史误会，美国人无意中卷入了他们法国理论亲戚的家庭纠纷，促使反萨特哲学的巴黎结构主义在美国升级为一种学术时髦。
萨特与梅洛-庞蒂之后从左翼愤怒青年中分化出来的学院派才子厌倦了长辈的人道与历史主义说教。他们要求抛弃浪漫批判传统，以利学立场及方法最大限度地清除主观因素，将人为存在的世界描述成秩序与结构高于一切的“音乐总谱”或“符号阵列”。受其鼓舞，美国中青年学者普遍转向假设演绎、结构分析与共时研究，期望这些方法对文学批评也能起到“核子物理学对精密科学所产生的革命作用”(列维-斯特劳斯语)。犹如保守人士讽刺的那样，一时间“所有社会和文化现象……所有形态可变的事物，都有了自己的一套结构”。
不曾料及，这股结构热在一九六八年巴黎五月风暴之后迅速降温。法兰西学院内外的结构主义明星(拉康、福柯、巴尔特、德里达等)因无力动摇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被迫趋于后结构主义的虚无和思想解构。这个弯未免转得太急，美国人正忙着高屋建瓴，突然发现人家开始“自毁巢穴”——因而落伍者甚多，左右派都骂法国人带来了瘟疫。
韦勒克之后的耶鲁批评家从这场动乱中脱颖而出，便主要得助于法国后结构主义。他们倒也并非先知先觉，只不过善于利用时势、病急乱投药罢了。六十年代，这四位教授目睹维姆萨特孤军奋战，捍卫新批评最后的防线，早已离心离德，分别投向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意识批评”等常规文论，并公开反对形式主义研究。一九七○年，巴尔特的名著《S／Z》首先向结构主义文论发难，嘲笑这种“从一粒蚕豆里见出世界、以单一结构概括普天下作品”的工作实在“令人生厌”。一九七四年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又正式批判“逻各斯中心论”及索绪尔共时性语言分析法，强调文字互文性和符号游动特征，从而为否定作品恒定结构及其终极意义提供了破坏性强大的工具。
由于德里达对耶鲁频繁的造访，由于米勒、德曼等人在法文和比较文论方面的专长，可能还出于他们对形式结构的共同反感，耶鲁批评家在七十年代后期逐渐向解构理论靠拢，并决意以一个学术集团的名义，出面拯救美国文论的思想与机构危机。当时正处在“机器人宰割莎士比亚”的阴冷时期。一整代经过科学辐射的年轻学者一面深感窒息，一面又舍不得丢弃业已习惯成自然的学术方法。耶鲁批评家本能地感到，重建反结构主义理论体系可能会毁了整个批评传统(且不论福柯、拉康等法国盟友坚持反对任何意义上的整体论哲学体系)——但又不得不打破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所不断加固的语言囚笼。较为明智的作法是以黑格尔式的否定来保留现代批评的科学尊严与批判活力，即在以往形成的结构研究基础上，以形式分析的专门术语与工具去瓦解传统的作家与文本权威，努力揭示符号的差异本质和语言的含混歧义，把文学批评变成无休止的逆向消解运动，变成一种不重目的、但求循环过程的魔术表演。
这种无拘束又充满享乐情趣的游戏兼有多重意义。首先它能以震慑人心的技巧吸引大批学术摹仿者(尤其是计算机一代与女权批评家)，活跃学术气氛。就象巴尔特炫耀的那样，作品可以当葱头层层剥露出“数不清的包膜”；或者如米勒所说，一旦掌握解构方法，即能有效地“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展现一个拆卸父亲手表的“坏儿子的才能”。其次，它为新进学者提供了砸偶像、立异说的宝贵机遇。德里达打开了逻各斯中心之锁。巴尔特已宣告“作家—上帝”的死去和文本崇拜的过时。德曼驳斥了新批评寻求诗的有机形式的幻想(见《美国新批评的形式与意图》)。布鲁姆则声称莎士比亚以来的文学史整个是“一幅误读图”。在这学术机构密如蛛网、竞争白热化的时代，有谁能发明比这更高超的谋生之道和更堂璜的革命口号呢？
解构批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意义在于它空前突出地体现了当代文论的神圣玄妙。以及伟大批评家驱赶或呼唤伟大诗人的权力意志。的确，他们对虚无之后的价值追求本身已远远“超越了形式主义”(哈特曼语)，进入高度发达的语言哲学和认识论阶段。他们所拥有的“批评的批评的批评”武器足以让一切作品无地自容，虚伪到透明。然而奇怪得很，他们近年来的论著却每每回到诸如“什么是文学”、“文学史何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上来。有旁观者指出，耶鲁批评家至今最头痛的是：自然科学仍然未能完全溶于当代文论，从语言哲学一端奋勇掘进的隧道尚难找到历史哲学的出口(J·阿克等编《耶鲁批评家》)。
从巴尔特《是文学还是历史》到哈特曼《超越形式主义》、德曼的《文学史与现代性》和布鲁姆《影响之焦虑》，通称“文学史悖论”的单向探讨已历时十多年。然而从尼采手里移交下来的著名难题“历史反思与艺术创造”二律背反关系依然紧张如故。有关艺术价值(超历史)与批评标准(短暂性)、方法论上的共时态与历时态、文学特质与史学归纳等问题变得日益尖锐醒目。耶鲁批评家中思路最宽的布鲁姆教授靠着接受美学的提示，朝着历史意识迈进一大步，提出所谓“对比批判”观点，认为“真正诗的历史是作为诗人心中的诗人如何去容忍其它诗人的故事”。可惜他这一进步，同伽达默尔、尧斯、费希等人的阐释学最新理论相比，已经不再具有领先意义。
我离开哈佛回国前，风闻两桩大事。一是耶鲁批评家之首米勒教授荣任了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主席(布鲁姆后对报界宣称，耶鲁英文系堪称美国当代文论的圣地麦加)。二是哈佛教授S·勃克维奇受命主编五卷本新剑桥美国文学史。与此同时，“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呼声渐高，人们重新谈论起历史、思想、意识形态等久已淡忘的批评语汇。会不会再发生激动人心的理论突破或方向转变呢？哈佛教授爱用玩笑打发认真的问题：一位先生说“解构”(deconstruction)批评颇招人喜爱，要改也只需变动一个字，曰“重建”(reconstruction)。另一位十分关心韦勒克教授的《现代批评史》最后一卷(当代部分)，因为耶鲁若不能及时拿出令人满意的批评史评价，哈佛的美国文学史文论章节就要重掌生杀之权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于北京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