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巴思(J.Barth)不愧是后现代主义派健将，他于二十年前所写的《耗疲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至今受人重视。凡谈到当代先锋派文学，评论家仍不免引据此文。最近我重读了一下，更觉得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后来之享盛誉，部分乃出于巴思的捧场。当那篇文章于一九六七年发表时，博尔赫斯年已六十八岁，因失明而搁笔。
重读了《耗疲的文学》后，我又对博尔赫斯发生兴趣，选读了几篇故事和有关他的论文。他逝世已一年余。一位文学家的伟大就是在于他的作品不断在读者的思念中流连,不易忘怀。试把科学家与创作家作一比较。科学是渐进的，前浪推后浪，先进的发明家成为历史人物，后生犊子才是可畏的。创作家则是突破的。科学与艺术间最大区别就在后者的不可预测的独特性。爱迪生如果没有出生，客观的科学环境终会产生另一个电灯发明家；爱因斯坦如果早年夭折，相对论的问题终必会由其他物理学家获得解释。不过英国如果未出一个莎士比亚，今日的读者与剧迷就不能有欣赏《麦克白》、《哈姆莱特》的机会。
博尔赫斯就是这么一位创作家。他的长命(八十七岁)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文学遗产。巴思在那篇论文中把他称扬为“当代文学大师”。《耗疲的文学》。单是篇名就可使读者疲倦得要打瞌睡。其实这篇文字对文学前途是乐观的，巴思把博尔赫斯放在与乔伊斯与卡夫卡相并的行列——第一流，因为他的作品掺合了“智力深奥的远见，洞悉人性的见解，诗人的想像力，技巧精通的手法。”
当然，所有伟大文学家都应握有上述的四个要素。不过巴思把博尔赫斯更提高了一层。他相信后者了解当代创作艺术的审美学问题；博尔赫斯的作品表明“小说作为重要艺术方式”的时间已来临。这是什么意思呢？巴思认为传统的小说形式——依靠因果、性格、平铺直叙的记事等等为因素——已成过去；博尔赫斯所开辟的创作艺术方向才是未来的正确方向。
现代主义既垂垂欲毙，从现代主义过渡到精力实足的后现代主义的三位重要大师除了博尔赫斯以外，另外两位可以说是弗拉地米尔·纳布考夫与山缪尔·培克特。这三位都是国际性，但又都有各自的不同。纳布考夫的独特，一部分原因是他是“流放”作家，他用不是母语的英文写作。培克特的板着脸的“喜剧”其实是黝暗的。而博尔赫斯也有他的黝暗的成分。钦慕他的读者迷很多是大学校的文学教授。他们在论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博尔赫斯的作品时，认为博尔赫斯相信现实、时光、人性甚至文学并不实际存在。这种哲理的想法对一般的读者似太深奥一些，不过也表明博尔赫斯对美国学院派的影响如此之大，竟会引起了教授与学生们在课堂里热烈辩论“现实”是否确实存在？“意义”是否其实没有意义？所谓“情人眼中出西施”(eauty is in theeye of the beholder)那类观念是否也适用于伦理道德？“真理”是否不能与政治权力隔离？等等这类问题。
博尔赫斯本人并不是学院派。不过他自幼喜爱读书，读光了他父亲藏书室中所有的百科全书，字典，小说，而他所特别喜爱的是冒险与幻想小说。在他的《一篇自传文》中，博尔赫斯这么说:“如果有人问我，我的一生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我会回答说，父亲的藏书室。”他说书对他比什么都重要，“与其说我是个写作者，不如说我是个读书者。”
博尔赫斯的母亲是英国籍的西班牙种，因此藏书室中多的是英文书籍。父亲的职业是律师，但也是书虫，特别喜欢雪莱，济慈，斯温朋的诗，也喜欢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他对东方文学有兴趣，藏有《阿拉伯之夜》不少版本。他自己也曾梦想成为作家。博尔赫斯家族的失明症是遗传性的，他的父亲也于进入老年时盲目，博尔赫斯已是第六代的遗传。
母亲长命，活至九十九岁，她去世时博尔赫斯已是七十六岁。他除了于六十余岁曾经一度结婚(历时三年)外，一生都是与老母居住一处。他瞎了眼以后，老母不但照顾他的生活，也为他的读书而朗诵，因此对他也有很大影响。由于母亲的教育，他自幼即懂两国文字，读英文比读西班牙文还早。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他先读了英文。他说，“后来我读原文时，好象是低劣的译文。”
阿根廷是个种族混合的国家，公民之中有英裔，西班牙裔，也有很多法裔，意裔与德裔。在本世纪开初，阿根廷上流社会的势力风尚是学习法语或英语。博尔赫斯家庭虽不属富有阶级，却历代有文化教养的背景。博尔赫斯自幼由一英籍保姆领大，在家里操两种语言。他后来说他一生中所涉猎的英文著作较西班牙文著作为多。他在幼时的小名是Georgie，在成年后才变为西班牙文的Jorge。
三十年代时，阿根廷充满法西斯思想；后来大战发生，阿根廷又与纳粹德国结盟。博尔赫斯在他的后期生活时曾被人指责思想行为由进步退回保守，但是于一九三四年时他曾著文讽刺社会对犹太民族歧视的荒谬。那年有一右翼刊物载文指称博尔赫斯是犹太人。博尔赫斯写了一篇《我，犹太人》的杂文反击。博尔赫斯既是文匠，他的利器便是文字。右翼刊物指博尔赫斯将他的“犹太祖籍恶意地隐瞒”。博尔赫斯写道：“分词(隐瞒)与助动词(恶意地)令我窝心。我常玩‘寻找祖先’的游戏。……想象自己是个犹太人，并不使我不高兴。”博尔赫斯的意思当然是，他既高兴做犹太人，又何必要“恶意地隐瞒”？他在文中暗示，事实上，无论在西班牙，葡萄牙，或拉丁美洲，没有一人可以确实说他没有一个犹太血种的曾祖父母。宗教对博尔赫斯个人并不是一件要事。他对宗教的兴趣与他对哲学与其他学术的兴趣一样，完全是审美性(aesthetic)的。
作家对生活经验的看法与常人有所不同。非作家的常人可以全心全意地经验生活上的喜怒哀乐。对一个作家，所有这些经验就变为可以写作的材料。作家在经验一项强烈感情时，一面也在下意识地缀字织文。作家的思考乃是无形的文句。我们在行路深思时，有时不也无声地自言自语的作文？作家的生活经验记忆有两个阶段，在他决定当作家以前的记忆分外生动鲜明。因此，作家的最佳著作往往是他童年时代的回忆，或是他在成为作家以前的生活经验记录。
博尔赫斯的特殊处是在他于幼年即决定要当作家。他在六龄时就告他父亲说他已作了决定。他说到了十一岁时，他每在阅读时就与“作者认同一致”。在《一篇自传文》中，他写道：“父亲的盲目症在我幼童时期加深，我们之间当时已有默契，即是我必须完成父亲因环境使然而不能达到的文学任务。”
这样的文字表达很使我感到凄伤而又钦慕。我们喜爱写作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受：自幼喜爱阅读，偶然的试笔决定了未来的前途。可是很少有人于六岁即注定了自己当作家的命运。博尔赫斯一家却预知他除了写作不会追求任何其他行业。博尔赫斯自幼体弱，不爱运动，在京城布宜诺斯艾利斯读小学时即常受同学欺侮。到他十岁时，他已开始与父亲讨论哲学。到他十五岁(一九一四年)时，全家迁往日内瓦，他在那里学了法文与拉丁文。后来他又学了德文，首次与叔本华哲学接触。每一外语的学习都扩展了他的阅读范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他移往西班牙。到他二十岁时，他发表了第一首诗，在马德里与先锋派青年作家为伍。他自称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相信非战主义的自由思想者。”
博尔赫斯于一九二一年回到阿根廷，已是一个发表过著作的作家。他写诗，编印小型刊物，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青年作家混在一起。但是一般而言，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年，他的写作生涯没有目标。虽然他已成为阿根廷京城最重要的青年诗人，在经济上他仍依靠父亲。单是写诗显然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他开始替阿根廷各种期刊写文学评论与书评，不过他仍没有找到自己的特有风格。博尔赫斯是于五十岁出头后开始盲目，他经受第一次医眼手术时不过二十七岁，以后一生共曾开刀八次。
博尔赫斯一向认为短篇小说在艺术上超于长篇小说，他一生所读者多是短篇。在《一篇自传文》中，他写道，“作为一个作家，我久以为没有能力写短篇小说，……经过数度长期的、迂回、胆怯的尝试后，我才坐下来写真正的短篇小说。”在开初，他取材于当地的流氓相识或历史人物。到了一九三五年，他开始以论文方式写虚构故事，假作评论并不存在的作家或书。这些著作——例如收集在《迷宫》(Labyrinths)与《小说集》(Ficciones)中的，不但成为他的商标、而且终使他在国际成名。而美国学院派作家如约翰·巴思等对博尔赫斯深感兴趣就是为了这类作品。巴思称博尔赫斯并不是另一个“陈腐无味”的叙事者；他所写的是“卓越的、独创的文学作品。……他的艺术的胜利乃是他在面临智力挑战的死胡同时又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试举一个篇名《审阅赫勃·奎恩著作》的虚构故事作例。故事的开始是作家奎恩的逝世，《泰晤士报文学附刊》只登了一则短短的讣闻，《旁观者》杂志把他与侦探小说作家阿茄莎·克瑞斯蒂做比较，别的刊物把他的作品与葛屈罗·斯坦因相比。博尔赫斯这样地把一个虚构人物造成犹如真人，然后他开始详细描写赫勃·奎恩是何种作家：他的不注重情节；他对文学理论的解释；他对读者的看法，等等。读者读了这篇故事后的印象好象是奎恩这位作家确实存在，而博尔赫斯不过是在评论他的为人与作品。
第二次大战时，阿根廷政府亲德，博尔赫斯无论在文化传统上与情感上都是亲英的，处境相当为难。他在原则上反对任何样式的极权主义；他著文攻击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以及他对德国文化的摧毁。博尔赫斯当然也是贝隆的敌人；贝隆当权后，他就经常受政府的监视。一九三七年开始，他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任职，到了一九四六年，他被革职，“调升”为公共菜场的鸡兔检查员。这是独裁政权处理作家的一种手段。
不过博尔赫斯自己承认，他从不是一个卷涉政治思想的作家。他曾这样声言：“我的政治信仰人人皆知；我是保守党(这本身就是怀疑主义的一个形式)的一员——从来没有人称呼我是共产党徒、国家主义者、或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从不隐瞒我的意见，也从不让我的政治意见渗入我的文学作品，只有一次，那是因为我对‘六日战争’(一九六七年的阿拉伯以色列之战)的高兴所致。”博尔赫斯在这里明白的表示，他的著作与他的政治都是公开的；在他可以自我控制下，两者绝不混合。我们读他的作品，确实发现其中毫无政治成分。他的小说从没有善良与邪恶作对那类主题，而他也从不试图说服读者下任何结论。他的写作的意向是娱悦读者，把读者朝一个特别的方向——人生的神秘与奇妙——推动。
一九三八年他的父亲逝世的那年，博尔赫斯跌伤了头部，一时神智不清。痊愈后，他惟恐脑部受伤，为了试验他的智力，他创用新的样式写了一篇故事：《彼埃尔·梅纳德，<唐吉诃德>作者》。它成为博尔赫斯作品中最著名短篇小说之一，也显出了博尔赫斯的特性：一篇虚构的叙事性论说，假作分析一部并不实际存在的著作内容。博尔赫斯这类作品的特性特别受学院派评论家欢迎，因为故事有关读书，教授们可以取来与学生们讨论。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是短短的十余页。他不喜欢噜嗦，好象是说，在二十世纪要发表什么声明，越短越好。
在这篇小说中，博尔赫斯所创造的这位名叫彼埃尔·梅纳德的角色是个法国象征主义者，学问高深，喜爱“用另一文字重写一本前已存在的书”。他挑了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自信任何“智力操练”(intellectual exercise)最终必是有用的。试写了几度以后，他完成了几个章节，文句几乎完全与塞万提斯的原作相同。但是叙事者却说梅纳德所写者远超塞万提斯原作，更是含蓄结实，因为以一个“二十世纪法国人的想法来采用十七世纪西班牙风格写作”，可以改变原文原作的意义。这类虚构小说并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欣赏的，但是美国教授可以在文学评论课中用这样一篇故事来讨论。博尔赫斯所写的不单是个故事，而且也是文学评论的形式。
当然，博尔赫斯的著作并不是仅仅限于《彼埃尔·梅纳德》或是《赫勃·奎恩》那类。他的小说也有以阿根廷历史作背景的，以勇气、命运、人生神秘作主题的。虽然情节并不是重要因素，他的作品往往也含有戏剧性的意味。至于善良邪恶冲突、名利野心、爱憎之类那种浓厚戏剧，却不是博尔赫斯所长。在技巧上，他的故事着重细节，他的写作用字力求精确明晰，他的文章作风雅致。毫无疑问，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是一位高超的艺术家。
国际文坛知名人物都对博尔赫斯表钦慕，但是意见不一。英国的V·S·普里切特称扬他有能力足使“一个意念行走”，即是说他的作品生动。墨西哥的奥克塔维奥·帕兹认为“博尔赫斯的最大成就，是能用最少的字句表达最多的意念”，即是说他不噜嗦多言，文字精简。帕兹并说博尔赫斯有能力将“简朴与奇异混合在一起；不平常的事变为很自然，熟悉的事成为奇异”；这种能力“就使他在二十世纪文学上占了特殊地位。”只有纳布考夫的意见是酸溜溜的，那也许因为他俩在国际文坛的声誉是旗鼓相当的劲敌：“在起初，维拉(纳布考夫妻)与我很高兴读他的东西，我们觉得好象站在一个门廊上；不过我们已发现门廊之内没有房子。”
很少作家没有自负态度的。纳布考夫的傲态众所周知，但是博尔赫斯也并不怯于作自我宣传。成名后，他到处接受记者的访问，替各地出版的文集或有关他的书籍写序言或介绍文。这些序文的口气常是自作谦虚，却维持了一个权威的姿态。在小说集《布罗迪医生的报告》的序文中他写道，“很抱歉，这么多年来，我还是在用这些相同的情节。我是毫不犹疑的单调。”
他的所谓“单调”出于他对人生神秘的着迷。他的小说都好象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谜。幼年时代他对幻想小说的兴趣显然影响了他后来的思考。他对所有哲学都取怀疑态度；他的作品中充满他对生活的“困惑”(Perplexities)。他特别醉心于空想主义(生活只是一个梦，并不实际存在，或只是存在于人的意念中)。我记不起在哪里读到，博尔赫斯曾患了多年失眠症。他的最深刻的思考，他的最有力的创作想象可能就发生于他通宵不能成眠之时。且看《记忆专家富纳斯》(Funes the Memorius)那篇故事。
富纳斯是个农家少年，天生有特别能力，能够不看钟表就知道是什么时间。某日他骑马出事跌地，醒来后发现他不但没有因跌伤而失去记忆，反而获得了奇妙的记忆力，从此以后，他什么也都不能忘记。
“他倒地后，失去知觉；待他醒来，他当前的知觉，以及他的最久远、最细微的记忆都变为不可容忍的浓厚而鲜明。后来他悉知他已全身瘫痪。他并不在意。他以为不能动弹乃是他必要付的最低代价。他的知觉与记忆从此丝毫无误。”
博尔赫斯继续描写少年富纳斯的非常的成就：他能于隔夜学通拉丁 文；他对数目字与任何一般化的体制都失去耐心。由于他的记忆能力，什么社会必需的号码、符号、记号都没有意义。“富纳斯的世界充满了当即的、细微的详情。”有谁能经受这类不能忘记任何经验、不能使头脑有一刻休息的生活？富纳斯于十九岁即逝世，因为他的脑袋中的知觉与记忆负荷过重。
富纳斯的苦境就是失眠者的苦境，甚至也就是某些作家的苦境。在这篇小说中，博尔赫斯的想象力超出于通常的领域，但我很可以想象他是在一个失眠晚上辗转不能入睡的苦楚中织出这个故事来。
博尔赫斯要等到一九六一年才开始享受国际的荣誉。那年他已六十二岁，与山缪尔·培克特同时获得福明托奖(Prix Formetor,乃是欧美六家专门出版先锋派文学的书局联合颁予)。意大利与法国其实已于五十年代开始翻译他的作品，一九六一年此奖的宣布立时造成他的世界声誉。他的《小说集》同时在六个国家翻译出版。博尔赫斯的国际声誉来得稍迟一些，由于失明，他已于五、六年前停写小说与论文，专心于写诗。他已不能阅读，而最荒谬者乃是阿根廷政府所颁的荣誉，任命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立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因之苦笑说，“上帝同时给予我八十万册书，与黑暗。”对喜爱读书的博尔赫斯而言，手中有了这么多的书而在黑暗中摸索乃是一桩最难受的刑罚。
国际声誉又突然把他提升为美国大学文学系中的英雄。六十年代，博尔赫斯成为美国学府的大发现。哈佛大学颁予他名誉诗人讲座，有的大学开设“博尔赫斯作品讨论会”，文学期刊发表博尔赫斯诗刊。也有些大学请博尔赫斯来演讲，销售门票。约翰·巴思写了《耗疲的文学》。一九七一年他又获得耶路撒冷奖。在他的晚年，他接受无数国际记者的访问，以孩子似的喜悦来尽量享受他的迟来的荣誉。最后，他失明以外，还患耳聋。他的迷宫似的复杂脑袋，正如少年富纳斯一样，装载不了溢满而难以表达的思念。一九八六年的逝世对他是一种解脱。他终于不必再为思索斟酌故事、文句、形容词、助动词等等而操心了。
(刊头博尔赫斯头像，丁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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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