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摆着由柳鸣九先生编选的两本书——《萨特研究》和《新小说派研究》。它们同属在读书界深受欢迎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我们都还记得，当《萨特研究》，也就是这个“丛刊”的第一本书在一九八一年首次出版时，给尚处复苏中的国内文学界带来的震动。我本人也是获得这种感受的读者之一；我尤其对柳鸣九先生为《萨特研究》写下的《编选者序》留有深刻印象。五年之后，正当我先已注意起新小说并盼望有一份关于它的系统资料之时，《新小说派研究》问世了。一拿到这本书，我就不假思索地首先去读它的《编选者序》，我觉得我能够在这里看到作者对新小说派的热情。结果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静心思考后，感到有两件事情很不寻常。
其一，观念显然并不属于“保守”的柳鸣九先生能够理解并褒扬萨特的文学世界，然而却对新小说有相当的保留乃至抵触。同样，除少数人外，我国文学界对于萨特总的来说也都具有天然的兴趣。这说明了什么？
其二，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小说与萨特之间确实存在着对立的或近乎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是否意味着，这两种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以至贴近其中一方就不能不拒绝另一方？而在它们当中做出何种选择，是不是又表明，我们将怎样主张和看待文学的价值？
我希望我能就这二点以及其它某些问题得出自己的解释。
在我国，“现代派”一词的含意是如此宽泛，以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萨特和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都囊括在一起。某些批评者曾经指责我们这些欣赏“现代派”的人只要是“现代派”作品就不问青红皂白地“盲目”地一律接受，但柳鸣九先生的态度却驳斥了这种指责，这似乎表明，现在我们关于“现代派”，已经进入了某种冷静的状态，它的欣赏者之间已经出现分歧，撇开具体的分歧不谈，这件事情本身预示着一个良好的转折——我个人认为，今后国内文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将不再主要地体现于所谓“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而是体现于“现代派”内部不同主张的辩论。就此刻而言，如果本文在新小说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与《序》有所不同的话，那末我觉得这种不同正属于后者。
倘若如前所说，我们把本世纪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外的作家一概称作“现代派”的话，那末，我们还应该补充并强调说，这里面一共有两种意义的或者说以两种方式写作的“现代派”作家。这就是所谓表现现代意识的作家和试验现代技巧的作家，虽然对于大多数“现代派”作家来说这二点通常都是集于一身的，但仍然有主次先后之分。我认为，在提到乔伊斯、伍尔芙、普鲁斯特、福克纳、马尔克斯、西蒙等等这些作家时，我们首先谈到的将是他们的小说语言、叙述技巧，其次才是他们的观念。而对于萨特或海明威则刚好相反，他们的作品最早激动我们的，乃是某种“深刻的”思考或某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我看来，这二种作家中前者才代表着“现代派”文学的主流及其坚实的业绩，他们以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指出了作为一次历史性文学运动，“现代派”所具有的那种特殊含义(这一点可以参阅李洁非、张陵文章《现代派：艺术语言的革命》，《文艺理论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相反，后者却是“现代派”比较脆弱的一部分，它们或许因为“思想”的不同凡响而轰动一时，但终因仅属观念物和尚未化作艺术本身而在社会意识形态有所变更之后随之失去份量——这只需要看看海明威如何随着他的“硬汉精神”的沉浮而沉浮也就足够了。
我之所以更为重视新小说派首先也就是基于如上理由。我认为，新小说派在全部现代文学进程中的特出性是无法掩盖的——据我所知，在现代文学所有派别中，明确宣布从技巧上谋求文学变革的，只有新小说派。其实，除了这一点，这个文学集团的成员并没有其它共同之处；西蒙不止一次就新小说作家的关系作出如下的解释：“我们大家都发现传统小说的形式已经死亡。从这点否定出发，我们每人沿自己特有的方向创作。”(《答<新观察家>记者问》)西蒙认为新小说作家每人的小说形式探索都有其独特的方向，这并非言过其实。萨罗特探索的是心理世界的叙述技巧，她是作为“内心独白”大师而在新小说派中占据特殊地位的；但罗伯——格里耶则可以说与之截然相反，他的抱负却是使小说叙述拒绝一切心理因素而把词语滞止于物体的表面；至于另外二位主要作家比托尔和西蒙，我认为他们虽然看起来有相似之处，实际上却来自相反的两个角度：如果说比托尔是通过时间来探索小说的空间问题，那末西蒙恰好是从空间来探索小说的时间问题。
事实上，新小说派实现了对整个现代小说技巧的综合。在新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加缪、福克纳这些先行者的艺术经验，都被去粗取精地消化了。我甚至认为，只要选择阅读若干新小说代表作，我们就可以大致全面地知悉现代小说在情节、人称、时空、结构等等方面上的主要特点和常见手法。有时候，新小说派的这种综合还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罗伯——格里耶和玛·杜拉的小说显然沟通了与电影语言的联系，他们作为“两栖作家”或与新浪潮电影关系密切者①，一方面用电影的结构影响了文学，同时也对电影语言有所推动；此外，我们知道，西蒙早年曾是立体画派大师安德烈·洛特的学生，这使他有条件把现代绘画的某些原则融入小说，诺贝尔评委会特别表彰了《佛兰德公路》等作品的这一突出贡献。
考虑到现代小说及整个现代艺术的主要成就在于“形式”(即叙述方式)而非“内容”的创造，我觉得，在萨特与新小说作家之间能够体现这一特点的，应该说是后者。
但是，“形式”与“内容”之分仅仅出于表述的方便，而实际上，对艺术来说是从不存在不包含一定意谓的纯“形式”的(经过现代美学的研究，这显然不应该仍然存在着疑问)。所以，我不同意把新小说说成仅只是一种技巧性试验，并进而据此达到降低其意义的目的。柳鸣九先生在《序》中似乎就体现出了这种目的。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柳鸣九先生对新小说主要人物的评价是高低不一的；就他所写的三位作家——罗伯·格里耶、萨罗特和比托尔——的访问记中透露的倾向来看，萨罗特最得他好评，比托尔次之，而罗伯—格里耶最低(以上三篇访问记均见《新小说派研究》)。原因何在？从文章中可以了解到，那是因为柳鸣九先生认为罗伯—格里耶文学观最为远离社会现实(当然，罗伯—格里耶本人也在某种意义上自认如此)。
事实上，罗伯—格里耶从未反对过现实主义，他只是反对十九世纪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并且坚持自己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学批评家戈德曼甚至认为他属于“当代法国文坛上最彻底的现实主义作家之列”。尽管别人也可以对罗伯—格里耶的上述宣言有相反的看法，但这属于对“现实主义”理解的不同，我们无须参予其间或使之弥合。显而易见，从现实主义问题上指责罗伯—格里耶是缺乏强硬理由的。但是如果这个指责来自另外一点，我认为，无论谁都不会予以否认。这就是，罗伯—格里耶的反人道主义立场。上述一贯立场确凿无疑地写在他最重要的两篇理论文章《未来小说的道路》《自然、人道主义、悲剧》之中。罗伯—格里耶正是通过找到“人道主义”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总问题所在，尔后进而提出反对其艺术最高原则(悲剧)、反对其创作实践中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流派(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以及反对其全部叙事技巧、语言。同时，也正是通过反对人道主义及其艺术副产品，罗伯—格里耶认为他也找到了小说通往未来的道路。
我还必须指出，萨特的思想体系事实上正是一种坚定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他与新小说派的艺术观念上的不同，真正深刻的原因也即来自于上述一点。此外，根据对柳鸣九先生为《萨特研究》和《新小说派研究》所写序言的充分阅读，我认为，促使作者作出那样鲜明的褒贬的，也完全是以“人道主义”这把尺子衡量的结果。
罗伯—格里耶在各位新小说作家中较多地招致柳鸣九先生的反感，与前者公开否定人道主义有着深刻的联系。尽管《序》文尚未就这一更多属于哲学范围的命题而抨击罗伯一格里耶，但我们知道，罗伯一格里耶所有遭到《序》文贬责的“缺点”都源于他反人道主义的根本立场。通过这样一篇文章，通过它对新小说的评论，国内文艺观点上一个潜伏的未来论争“主题”便初露端倪(实际上在别的场合下也已出现过这类迹象)，亦即，捍卫人道主义或者摆脱人道主义。
这场论争将在与过去几年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展开。
罗伯一格里耶不是一个个别现象，甚至也不是所有此类现象中的重要一例。据我所知，他的思想不过是结构主义在许多领域施加的广泛影响当中的一个。而结构主义本身也仅仅是本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共同道路上的一翼而已。
许多重要事件和思维成果都导致了传统信念的危机和新的价值观念，尤其导致了对“人”的意义和人与宇宙关系的重新认识，这当中包括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现代物理学的启示。但实际上，这一进程的开端要比上述革命来得更早，毋宁说在传统时代里已经酝酿了突破，例如哥白尼天文学和达尔文生物学学说对于人自身的前二次打击。
但是，造成今天反人道主义思想潮流的最终动力，并不是以上某些人所尽知的社会事件，而是一种崭新世界观的科学阐述——由此现代思想才获得了真正有别于全部旧哲学的思想方法并把新思想大厦建造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基础之上——这就是，马克思体系。
我愿意强调，今天我们讨论人道主义，已经不是从“信仰”的角度，而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讨论作为一种信仰的人道主义能否存在的问题(那当然不成问题，因为任何信仰实际上都无法禁止其存在)；而是，如果以追求科学为目的，人道主义是否可以充当我们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就这一点而言，我以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概念区分(这个区分其实来源于马克思本人)是至关重要的——以此为依据，我们将设法明晰，否定人道主义究竟是仅仅否定了一种意识形态呢，还是连同科学世界观一道否定了。
在这初次的讨论中，我愿意暂先不费周折地直接指出：抛弃人道主义，不过意味了抛弃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而且从科学(不是实用)角度来看是一种害大于益的意识形态。这种根植于人类的脆弱处境的古老意识形态，几乎是与人类历史一道萌芽的，并长期承担着庇护和慰藉人类的任务；它反映了人的生存欲望，否定对这种欲望的否定。确言之，人道主义乃是人类自我拯救的方式。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人道主义满足了人类许多现实需要，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因此需要它、依赖它，这是人道主义对我们的益处。但是，人道主义也在保护我们的同时大大蒙蔽了我们，特别当我们与自身以外世界进行交流的时候，人道主义成为一切虚伪假象的制造者。人道主义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核心思想规定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在自然科学上是从托勒密“地心说”至牛顿力学的全部古典科学产生致命弱点的唯一根源，也是整个旧哲学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两大派别在本质上沆瀣一气的深刻背景。
在以人为思维中心的人道主义结构里，科学性永远都不能摆脱主体性的纠缠。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可谓体现了置于人道主义逻辑下的科学——哲学典型的两难处境，在这个命题中，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不可思议的调和，使我们看到了以人为思维出发点的全部弊端。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人类思想爆发了一场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而这场革命是由马克思最早发动的——这一点，我相信谁都不会有所异议。但是，很难设想，如果不与人道主义这一传统思想总命题分道扬镳，马克思体系能够划清它与所有旧理论的界限而实现所谓的“革命”。阿尔都塞在谈到马克思从一八四五年起“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时，指出了以下三个不可分割的理论方面为这一决裂的标志：1)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概念系统及其理论模式，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它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等。2)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3)确定人道主义为意识形态。(《保卫马克思·马克思和人道主义》)
对于眼下我们的讨论来说，以上一、三两点最为重要。首先，马克思决定自己创造一整套新的理论概念，标志着彻底抛弃了他在早期著作里沿用的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人本学)概念，从而把人本主义判定为不科学；其次，在马克思理论模式里，人不再成为出发点，“我的分析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全集》，第十九卷，第415页)，——因此必然地，人道主义只能作为一定经济关系的产物，被马克思划入依赖于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范畴。
概括起来，我认为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提出人不是真实的“本体”(不存在抽象的“人”， 也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是社会的经济关系)，因此，人的现实真实性(不是思辨之“真实性”)寓于某种“关系”之中；进而言之，“关系”成为马克思科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和思维的出发点。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现代思想理论的共同出发点。详细讨论“关系”这个概念在诸多现代理论中的位置和意义，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然而，我想我可以有把握地简单指出，量子力学、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荣格心理学、索绪尔语言学、皮亚杰发生学、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等等新学科建设，与这一概念有着密切联系。
所有这一切都逐渐促成了一种强大的有生命力的思想方式，它也就象布洛克曼介绍结构主义时说的那样：“这种思想方式向人的独特性和真实性提出挑战，它们是和这样一种传统的想法联在一起的：人，作为一个生物，是自足的。人在他一生中的某些时刻，或许能够偶尔闪发出其自己的光辉；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就必须被看作不过是在一个更广阔的系统中的一个成分而已。不应当谈人的自由，而应当谈他被卷入和束缚于这个结构的情况。”(《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
再次回到我们与柳鸣九先生的分歧上来，我感到问题已经清晰了许多。在我眼中，萨特其人其说带着十足的人道主义气息，“存在即选择”这一萨特主要命题必须完全有赖于“主体中心论”，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得以向我们宣扬了人的“自由”和精神万能，并把文学视为主体实现其“存在”和干预历史的手段。萨特本人也毫不含糊地承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福柯一九六六年回顾道：“大约在十五年前，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罗—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转引自布洛克曼前书第12页)大约正在此前后，罗伯—格里耶发表《未来小说道路》和《自然、人道主义、悲剧》，克·西蒙痛苦地与萨特告别，走上今天的文学之路——新小说派形成了。
当然，作为意识形态，人道主义的现实命运不是任何人所能决定的，这完全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要这种关系还需要它，它就将继续存在。事实上，在中国人们所以如此容易地就接受了萨特并为之鼓舞(而新小说派却远远不具有这种感染力)，恰恰也说明了，在我们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人道主义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急需的精神支柱。
只有当我们是在“科学”意义上思考人道主义时，才谈得上本文提出的那些问题。所谓“与萨特告别”的观点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讨论的价值。但是，这样的讨论或迟或早必将被摆到桌面上来。我本能地预感到，不仅我们文学界未来将由此决定在观念上作出何种进一步选择，而且——正如我已粗粗涉猎的那样——它也将促使整个理论界在科学意义上重新认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特别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独创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再认识。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① 罗伯一格里耶写有“电影性小说”《去年在马里巴》，由雷乃执导拍片后，获威尼斯电影大奖。玛·杜拉则是《广岛之恋》《长别离》《印度之歌》的作者或导演。
木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