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最近戈尔巴乔夫忙着著书立说，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接着又发表了一本近二十万字专著《改革与新思维》，这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是颇为少见的。
乙：执政党领导人长篇大论的报告越来越多，写作大部头的著作的却越来越少。象戈氏这样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能偷闲写书，确实罕见。这显然不是个人对写作的爱好，而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的驱使。
这种迫切的需要就是要把苏联面临的严峻局势、应采取的对策告诉苏联人民，同时也向全世界介绍苏联的改革和对国际形势的新思维。
甲：两个文件涉及的问题很多，先谈谈你的总的印象。
乙：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戈尔巴乔夫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如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但不能保证不出现停滞，甚至不能保证不发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而目前“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有了危机感才会奋发改革，如果认为一切都好端端的，那搞什么改革？在一个并未发生严重动乱的国家，看到不足，看到停滞的趋势，从而产生一种危机感，是难能可贵的。
甲：谈危机在苏联并不新鲜，二十年代动辄就是危机，一九二一年春列宁承认苏俄遇到了“最大的政治危机”，一九二三年有“销售危机”，一九二八年有“粮食收购危机”……
乙：但以后就不行了。苏联最后一次公开谈危机是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文章谈到苏维埃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当然其表现形式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那里是商品过剩，而在苏联则是“商品匮乏”、“商品荒”。布哈林警告说，如果不注意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盲目冒进，破坏必要的比例关系，那就不可避免地爆发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则是政治危机。
甲：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
乙：可惜，这番话斯大林没有听进去，过不多久就成了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从这以后危机一词就只同资本主义国家有缘，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个必须避讳的“禁语”。一九二八年苏联为解决粮食收购危机采取非常措施，此后一步紧似一步，把广大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实行“全盘集体化”，结果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抗议，他们杀猪宰牛，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暴动(过去称之为富农的反抗)，可谓苏维埃政权面临一场空前的、威胁工农联盟的政治经济危机，其严重性决不下于一九二一年的克琅施塔得叛乱。但是斯大林把这叫做什么？说是“胜利冲昏头脑”！病症是“昏头昏脑”，病因是“胜利”！此后苏联历史只有社会主义的凯歌行进。随着集体化出现的三年饥荒，卫国战争初期的节节败退，都没有使斯大林公开承认存在危机感。在斯大林之后恐怕只有赫鲁晓夫上台后有过这种危机感，逼得他不得不大刀阔斧地去批判斯大林个人祟拜，调整对外对内政策。
甲：可以看出，危机感是推动改革的一种动力。
乙：这就是戈氏发出“世界上的新问题再不能按照过去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了”的感慨的原因。对新问题需要用新思维去解决。戈氏的新思维可以说包括当代的所有主要问题，不过今天我们只能着重谈谈新思维和苏共党史的一些问题，至于苏联改革本身尚难涉及。
甲：改革主要力量应当用在探寻和设计改革方案上，而不要去纠缠历史问题，这有个好处，能使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是戈尔巴乔夫从去年一月全会开始三番两次地谈历史问题，批评党史教科书空白区太多，要求写出一本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苏共党史，甚至公开指责斯大林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种做法岂不是重新去揭过去的伤疤？
乙：戈尔巴乔夫从所受的教育来说，是法学家，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上台以来多次就苏共历史问题发表意见，在苏联史学界掀起“史学改革”的热潮。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改革，改什么，革什么？归根到底是斯大林的模式，是他所确立的不要商品市场的高度集权的官僚行政体制，所以搞改革必然要追溯到斯大林时代的整个政治、经济以至文化模式。而迄今为止各种苏共党史著作是根本不谈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它们还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充分肯定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高速度的重工业化那一整套做法，但是如果从斯大林以来一切都那么好，还要改革干什么？戈氏多次讲的障碍机制，其根源盖出自斯大林模式。因此很有必要总结一下苏联七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用戈氏的话说，“这不是为了算政治帐，或者如常言所说的，叫人伤心，而是为了对过去的英勇业绩作出应有的评价，从错误和失算中吸取教训”。苏联进行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小，需要动员各种力量为改革制造舆论。史学，尤其是党史在这方面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甲：这倒是事实。斯大林杀掉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之后就亲自主持撰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他的模式固定下来并向全世界广为宣传。《教程》一出，其他党史著作就统统成了禁书，这也算是一种“罢黜百家”吧！赫鲁晓夫上台后抓的一件大事也是重新编写党史，而六卷本的《苏共党史》则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于一九六五年开始编写的。它们都各自起了为当政者的各项政策和路线服务的作用。
乙：所以戈尔巴乔夫也需要一本能说明改革是历史的要求这样一本党史，揭示现行体制的历史根源。他说过，对历史所作的真实的分析应能有助于我们解决今天的问题：民主化、遵守法纪、公开性、克服官僚主义，一句话，改革的重大问题。
甲：既然谈到历史，那就不能不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戈氏对苏共历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都做了评价，但我觉得这些评价还不能尽如人意。
乙：不能尽如人意是任何一本论著都难免的，但是首先还是要看评价中的新东西、新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对布哈林的评价，把他同捷尔任斯基、基洛夫等人放在一起，肯定他在粉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的作用，这是半个世纪来第一次从政治上对布哈林的肯定。至于布哈林不是外国间谍这样的问题，那是早已澄清了。
甲：我有点不理解，既然肯定布哈林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中的作用，怎么又批评他后来在同斯大林的争论中对时间的因素估计不足呢？
乙：这就是矛盾之所在。斯大林曾正确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计划，“超”者超高速度也。但不久斯大林本人又执行起这一计划来了，布哈林当年反对的正是斯大林后来不顾国民经济保持必要的平衡这一客观要求，而片面地超高速发展重工业的做法。同斯大林当年反对托洛茨基一样，布哈林反对后来的斯大林也是正确的。
甲：但是列宁不是主张高速度的吗？斯大林曾多次引用列宁的名言：落后是要挨打的，只能开足马力前进。
乙：这里有一点误解。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是强调过要高速度发展，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军事共产主义遂应运而生。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列宁发现，这种高速度的直接冲击的办法行不通，俄国是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苏维埃政权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必须首先考虑工农结合的利益，这正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但是同农民一道走，速度就得放慢。一九二二年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承认，同普通农民群众一道前进要比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布哈林后来提出的“乌龟速度”，正是列宁这一思想的形象比喻，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急躁冒进思想说的。但是斯大林独掌大权之后又走上了抛开农民，甚至用剥夺农民的办法来实现高速度的工业化的道路。
甲：这是当时形势所逼。那时战争的危险时时威胁着苏联的安全，加速重工业化，哪怕牺牲点农民的利益也是必要的。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其他的选择，例如布哈林的选择都只是停留在来经实践检验的理论、方案上。
乙：斯大林搞超高速的重工业化是从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当时并不存在现实的战争危险。要说战争危险的话，那么在二十年代初列宁在世时，尽管外国武装干涉失败了，但各帝国主义列强仍然虎视眈眈，企图东山再起，向苏维埃政权进攻，但正是在那时候列宁提出放慢速度的主张。何况在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了一场空前的严重经济危机，自顾不暇。可以说在实施斯大林方案的初期并不存在战争的危险。在二十年代末苏联面临的实质上仍然是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间的选择。布哈林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方案或模式，他所主张的从根本上说，无非是列宁制订的新经济政策而已，这个政策从一九二一年起经过近十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可行的，是能够促使经济发展的。当然，继续执行这一方案，也许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发展速度会比较慢，但从增强国力来说，肯定会比不顾后备，片面发展重工业这种畸形的国民经济体系要有效得多。对布哈林评价上的矛盾看来只好留待苏联历史学家去进一步研究，作出公断了。
甲：这里还要涉及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苏联和戈氏很强调恢复列宁对这些人物的评价，这倒是排除为某些人恢复名誉的障碍的好办法。
乙：恢复列宁的评价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对有些人物列宁曾作过公正的全面的评价。例如说托洛茨基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同时也指出他“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说了“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理所当然被认为全党喜欢的人物”，又指出他的理论观点中有某些烦琐哲学的东西，不懂辩证法。但到斯大林的讲话里，列宁讲的这些优点统统不见了，只剩下一堆缺点和错误。列宁还警告后人不要利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十月武装起义这一小插曲去算旧帐，指出此事不是偶然的，但“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甚至这样明确的带有辩护性质的话，也被用来证明托洛茨基有“非布尔什维主义”，证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犯错误是必然的，以后还必然要犯错误。竟然这样引用列宁的评语，可见恢复列宁评价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评价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仅仅恢复列宁的评价显然是不够的，且不说列宁的评价也难免有失误或不准确的地方，人是发展的，会变的，单是这一点列宁的评价就不可能对一个人盖棺论定。就象列宁料到以后会滥用他的评语似的，他在谈完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缺点之后旋即补充说：“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历史证明，后来在这些领导人中最出色地掌握了辩证法的恐怕莫过于布哈林了。可见要借列宁的现成评语去解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不够的。
甲：我们扯得比较远了，还是回过来再谈谈戈氏对其他几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怎么样？
乙：先谈至今在全世界仍然有争议的斯大林。说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大镇压中犯了严重罪行，这类说法在赫鲁晓夫时代就有了。但是赫鲁晓夫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时，对斯大林的个性谈得比较多，而没能从体制上去找根源，这样好多问题就得不到解释。戈氏承认，斯大林个人崇拜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把行政命令的经济管理办法搬用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包括上层建筑的结果，从而限制了社会主义民主潜力的发挥，抑制了社会主义民主进程。这比单纯从斯大林的个性找根源显然进了一大步。总的说来，戈氏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大方向上肯定得较多，但对他的批评也严厉得多。过去总是好心地说斯大林对三十年代的大量杀人并不了解，戈尔巴乔夫这次明确回答说，事实并非如此。这就大大加重了斯大林应负的责任。
甲：说斯大林犯了“粗暴的政治错误”，说他“专横”，这还说得过去，但我总觉得说斯大林及其亲信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未免言重了。
乙：在苏联有人说得还厉害，直截了当地说是“罪行”。过去我们对苏联的三十年代的镇压及其后果了解得不多，因此总是说这是“肃反扩大化”，镇压了一批该镇压的敌人，也错杀了一些无辜的好人。其实苏联人自己从没有用过肃反扩大化的说法。它不是肃反，更不是扩大化。三十年代的三个公开审讯案中，一九三八年的“右派和托派联盟案”最近已彻底推翻，另外两个案件也根本不能成立，还有一个秘密进行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案则早已被推翻。可以说，迄今为止在被镇压的知名人士中还没有一个证据确凿的真正的外国间谍。这场镇压大伤苏联元气，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是同大批懂得现代战争的高级将领被杀害直接有关的，从这个角度看，说是罪行一点也不过分。由于六十年代中中止了平反工作，苏联在这场镇压中牺牲了多少人，株连了多少人，至今得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我们是很应该了解一下这场浩劫的真相的，如果在五十年代我们对此有所了解并引以为训的话，也许对以后防止，哪怕是减轻我们的十年浩劫是会有点用处的。
甲：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从我国学术界近年来的议论看来新东西似乎不多。
乙：问题要从苏联的原先评价来看。戈氏对赫鲁晓夫的实质性评价是很高的，肯定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刮起了变革之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开始摧毁以前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刻板公式、三十——四十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赋予社会主义以更大的活力，等等。这是自赫鲁晓夫一九六四年下台以后第一次给他以这么高的评价。相形之下，对他的批评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
甲：对勃列日涅夫的批评相当尖锐。
乙：是的，对他只是一般肯定成绩，而批评则是相当严峻的，特别对他的后期，“障碍机制”、“危机前的局面”都是针对他所领导的时期的。这毫不奇怪，戈氏的改革，从根本上讲是改斯大林模式，而直接对象就是勃列日涅夫推行的、戈氏作为遗产继承过来的那套东西。
甲：可以看出，戈氏所作的肯定或否定都着眼于当前的改革，是为改革服务的。
乙：这个思路是对头的，尽管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会觉得这一点或那一点讲得不够，但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讲到这个程度已经足够了。口子既已打开，剩下的问题完全可以由学者去做。最近一年来苏联学者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甲：那我们换一个话题。戈氏的新思维多次提出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多一些民主。他说，改革要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这些都说得很好。但他又提出要“多一些社会主义”，我有点担心，这岂不是又要多一些集中，多一些统一管理，多一些控制，多一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如此等等。
乙：这就涉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了。社会主义往往被看作是单一的社会，所有制单一，管理方式单一，舆论单一，甚至穿衣戴帽也单一。社会主义的面貌显然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戈氏提出，社会主义是多样化的社会，是人们的见解、相互关系和活动日益多样化的社会，社会舆论多样化、精神生活多样化。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要把“社会主义本质所包含的内容”还给社会主义，或者说，“要利用那些好象是社会主义本身‘非固有的’、至少与公认的社会主义建设概念有某些差异的形式”。我们搞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结果是一方面往社会主义添加了许多附加成分，把这些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又把许多本应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划入资本主义范畴，而予以摒弃，例如社会公正、人道主义、人的尊严等等。所以戈氏把社会生活中多一些民主、公开性，多一些文明和人道主义，多一些人的尊严和自尊，多一些经营的科学性和主动性，多一些管理工作的效率等等全都包括在多一些社会主义的口号之中，把这些统统列入社会主义所应包含的内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前提所包含的内容。戈氏的这一提法对我们是颇有启发的。看来我们的任务不单是去掉社会主义身上附加的东西，还要恢复本来应有的内容，比如说商品经济是不是应当列入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之中呢？
甲：戈尔巴乔夫在《新思维》一书中反复强调要向列宁求教，认为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是改革的取之不尽的源泉，有人说这似乎有点“凡是”的味道。
乙：列宁的晚期著作中确实有对当前改革有用的宝贵思想，如戈氏多次强调过的列宁关于必须考虑客观经济规律要求、计划工作和经济核算、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等论点，这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只在于如何结合苏联的现实予以灵活应用。戈氏引用列宁的言论不是寻求一张护符，而是一种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指导方针。至于列宁考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对今人的启迪，那就更不用说了。戈氏对列宁的言论并没有搞“凡是”，这可以说是他的新思维的高明之处。这特别表现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例如他抛弃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公式，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也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共产党的关系上承认各党的独立自主，承认各党有权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党本国的问题等等。
甲：看来戈氏颇有主见，需要列宁的时候，虚心向列宁求教，而形势需要修正列宁的某些过时的论点时，也敢于不含糊地予以修正。用戈氏的话说，这是坚持辩证法，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从实际出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戈氏的报告和著作作一个总的评价呢？
乙：说实话，这我还做不到。但从现在谈到的一小部分问题看，我觉得对戈氏的新思维以及由此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包括理论观点和现实政策，都不能低估。因为一则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二者不少提法确实是新的，对我们也是颇有启发的，第三，这是在危机感、紧迫感的逼迫下作出的选择，是准备实行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宣传上。当然，理论上的东西要变成实际行动，困难仍然不少，戈氏最后能跨出多大步伐，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还要看实践。“我们正在加深和修正关于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概念。我们在重新认识自己。”
甲：这句话也道出了我们的任务！
(《改革和新思维》，〔苏〕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2.80元)
郑异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