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一些学科是特殊的：它们在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研究是封闭的，因为它们缺乏或者干脆没有那堆故纸。还有一些是倾斜的：参与的双方里，一方细密周备连篇累牍，另一方却死不发一语。之后还有哑学科：沉默是你研究对象的原则，你可以猜可以看，可以相面和评头品足，但它点水不漏别有洞天，你永远不可能靠近它的内容和本质。前些年知识界人士呼唤过“真善美”；但你得不到那个真实，它自己也——这是重要所在——完全否认自己还拥有什么真实。取繁作简，可以举一些例子：中亚突厥语研究是大难门，也因此有大专家。专家们都以克劳森(Sir GerardClauson)的《前十三世纪突厥语词源学词典》为据发挥学问。但是每个谙熟维语或哈语的外来人或每一个在北京兰州读过大学的维哈小伙子都清楚：词典从来没有写准过他们的母语。他们要挑几个常用词给你解释，但又卡了壳：因为解释时发现汉语没有相应的词汇。这些语言在平时听不到但只要情景、山形、牲畜口齿、颠簸感受、毛皮摆在眼前、阉马套牛圈羊、婚礼丧葬那个时辰正好到来、抱养义子初胎归母部落血脉成为当时紧要的大事——总之，要在合于突厥文化的特殊条件时，才突然活了，才突然显示含义，删砍辞典。第二个例子是清季陕西起义、云南大理起义、大小金川起义、甘肃金积堡起义等等反叛。清朝廷各制一部《方略》，尽收一切奏折上谕军情敌报，鸿篇巨制。而战时烧红数省而败时悄无一息的老百姓留下什么史料了呢？已经任人宰杀又何必管人家议论！第三个例子是宗教研究。有谁知道五斗米道、太平道的神学内容？或者白莲教、袄教、太平天国诸教的教旨干办？它们可以在入世时轰轰烈烈震动海内，但谁能体会和把握它们在出世的深夜寂静里是怎样进行更关键的实践呢？他们的概念比那旋律般轻灵的突厥语更无法捕捉，你的学院学会式科学在他们语重色厉的迷信面前土崩瓦解。纵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求人翻译了他们的经典，他们在那里面写的也都是呓语般的虚构故事。研究现在不仅是困难而是正在被嘲笑。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吗？××和所谓××学研究之间究竟算是什么关系呢？然而我们又处于今天：十九世纪式的文诌诌还在努力扩张地盘，而二十世纪末各门新潮的方法论却似乎已经面临末日，学科发展的不节制导致了印刷垃圾正危害人类，在论文专著堆成的黄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学的金脉已经被深深埋葬了。
在这种时候，若想挑几本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并企图用来鼓舞真正的科学、鼓舞正确的方法论的话，我能说的有一本：马通先生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
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的可能性仅仅在于一点，那就是人民活着。上述种种学科的困难，有可能因人民数百年如一日的坚守伊玛尼(信仰)和古典干办，在某种条件下被突破。但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难度(几乎可称为不可能性)：首先作为一个前提应当提醒注意的是，中国回族是在分散于东方文化中心——汉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况下坚持他们的神性世界的。因此，和犹太人相似，中国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极具宗教的本义性、沉默性以及神秘性。
其次，宗教的人是一些努力在“圣”的空间中求存活的人；他们的生活体验和心路历程对于不拥有宗教感情的人、对于活在失去神圣的空间里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和缺乏真实的。学者们容易对古怪的仪式、食生活和性生活的禁忌、每日五番的举礼感到隔阂，至少在心理中不以为然——但其实他们已经远离了圣礼的范畴。他们更对崇拜的意义感到迷惑，蔑视对木石环境尤其是空冥的虔诚膜拜——因而他们又与任何圣的显现以及圣的存在无缘，他们已经成为浅薄的俗世代言人，只能对这种深刻的神圣理想主义滥发议论了。
学科讲求的学术，在回族伊斯兰研究的题目下严重偏离了人民渴望的理解，它使穆斯林人民更深地陷在黄土高原之下，更摒绝了开放，倔犟地只给世间以背影。
但是，理解宗教型人类的状况及其精神，意味着人性和人道的成熟和进步。学者们明白：中国回族伊斯兰教本身与激烈严酷的农民起义难分难解，人民在拥有宗教理想同时更拥有光荣英勇的革命史。他们虽没有为人民的宗教精神感动，但却被人民的战斗精神感动了。缺乏对这两种精神的洞彻的悟性，并不妨碍他们表示尊重。
于是问题又回到命题开始：学科的尊重肃敬遇到了坚固的沉默。沉默是宗教的第一层属性和外壳。黄土高原穷乡僻壤的农民们在深夜和清晨进行着自我磨炼，他们沿崎岖山径挑来清净的水，再唯恐玷污地把井盖锁上；他们跪在泥屋炕上，面对黄土崖壁遍遍诵祷；他们长途跋涉，奔向一些谁也不知晓的荒野地点；他们避开黄泥屋里用枯叶和牛粪燃起的温暖，凿一孔孤窑于无人绝地，独身坐静，忍受寒苦，节减腹食；他们用古典调的波斯—阿拉伯语开始动情地吟诵，配以调节有法的呼吸。在高潮降临时他们获得了无上的愉悦，他们激动得老泪纵横。然后他们回到村庄，日复一日地苦苦思索着当时的感觉。没有人具备与他们对话的水平，因为他们沉醉的是一切哲学最深奥最古老的概念。神秘在其彻底的本质中是最朴素的。学科所以感到神秘的过分和无稽，是因为科学已经在学院和印刷垃圾中异化了。
真正的回族研究和宗教学研究，只有在模糊感受到这一切之后，才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具备上述心历路程、精神状态和世界观点的回族，是不屑于与俗界对话的。他们蔑视与清政府制造的一堆堆故纸争论，他们拒绝拿出自己内部的史料。他们甚至淡漠看待自己的苦难和流血，认为这只是圣与俗概念的一些演绎。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迎着这种困难迈出了一大步。作者花费了三十余年时间以求凿穿坚壁。卷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访问名单，那些姓名响亮得唯知情人才会震惊。资料全部来于民间搜集，并且写法只用资料叙述，很少文人之“论”，因此这部书至少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该书向世间第一次披露了中国回族的丰富内涵，一册牵动全躯，西北史、西北民族关系史、中西关系史、回民起义史、西北军阀研究、教派衍化、神学、神秘主义(苏菲主义)神学及哲学、汉文明与外来文化、心理研究、甚至中古波斯—阿拉伯语言形态——都可以借此获得新鲜空气。
本书第四章写到灵明堂门宦的创始，在对教史的叙述中，可以读到苦难社会中的人怎样趋向宗教，再走入异端，甚至向疯痴的神秘主义迷醉的过程。这是一个旧中国人民精神史的深刻生动的例子，也是出世的苏菲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鲜活泼的例子。同章第二节对北庄门宦的描述更重要；通过对北庄等派别的溯本清源，中亚研究界一下子肃正了对新疆西南部叶城—莎车文化结的认识。北庄门宦教统源于南疆，而北庄又是一个政治权势很大的教团，这使更沉默(根本不通行汉语文)的秘境南疆突然隐现了一下其深沉面目。不仅如此，由于北庄信众主要是操东乡语(蒙古语族一支)但一直自认回族的少数民族，因此在这里可以非常罕见地看见宗教维系形式的存在。宗教(包括教派)概念高于民族概念，这种重要现象不见于新疆和蒙古，是一种远远未被认识的特殊共同体。同样，穆夫提等数个门宦直接受传于大名鼎鼎的南疆政治风云人物阿帕克·和卓(喀什香妃墓的建筑即是他的陵寝)，更对世界苏菲主义发源的探讨提供了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西道堂教派。
西道堂是清咸同年间出现于甘南的一个新集体制宗教公社。不同于全国回族，此地以汉文释经，以孔孟之道儒学哲理诠释《古兰》。共同居住，共同分配，公有教育，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道堂拥有土地、山林、商号、马帮、作坊甚至护商护社的武装。教民婚娶由共同体解决。儿童一律读书，尚有男女分校，择优送至大学的远见。道堂教主马启两一如各教派先驱，最后以惨遭军阀杀害谢世。道堂民众也一如回族大众，几经屠杀。但是西道堂依然发展着，实践着孔孟大同思想和伊斯兰早期穆斯林公社思想。
西道堂的事迹沉默不为人知。三十年代记者范长江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中曾盛誉西道堂，但止于新闻报道而已。马通先生此书第一次介绍了西道堂教派的详情，使世界发现：居然在中国荒芜的山区确实成功了和存在过一个乌托邦。这对于哲学和人类进步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后世只要有人类对公社理想的追求，西道堂的历史就会继续给他们以启示。
当然此书还使人联想。比如，我知道职业的新疆、蒙古、西藏研究者会有一种异乡人的苦恼。他们枉有热情但进入不了向往的“内部”。而一些生长于斯的同行又似乎欠缺学者的火候。再如一位小说家或诗人更常常产生“内部”对自己自尊心的伤害，他们决定采取主观主义径自制作，但悄藏着对秘密的嫉妒和遗憾。在科学方法论的讨论达到这一步时，是否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血缘呢？海外汉学家们正流行娶一位中国老婆；非同族类是否就永远难入虎穴不得虎子呢？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无疑具备着一定程度的这种内部性质。初读它时会有一种新鲜感。三十年劳作获得的资料性使得它有些工具书的味道。后来会感到某种深沉；书中含而不露的叙述中隐约可见成熟的情感。这当然是极宝贵的，本文开头已经提出过资料与立场的对立、粉饰与沉默的对立、俗世与圣界的对立。面对血泊中走来绝境中繁衍的中国回族农民，缺乏这种情感即是缺乏研究的起码基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什么光辉的话，人民性即阶级的人道立场就是它成为科学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一份选择，更重要的是一份沉重的诗情，而不在于与内部之间的血缘纠葛。这种研究者主体拥有的内驱力有无和份量，直接关系着科学成果的有无和份量。
但是，必须强调这里涉及的是关于宗教的科学，这科学踏入的土地是——圣的空间。
虽然不该求全，但也应该指出马通著作对于大西北酷烈的黄土山地仍然缺乏质的分析；而对宗教型人类来说，空间并不平等。对于各教派门宦的非合理体验(神威、恐惧、近主、感觉)以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缺乏更多重视。回回自华化以来又在清季被逼入社会最底层和赤贫绝地，因为精神生活于神圣之中民族才苟存至今。这需要同等水平的理解，理解者必须深入圣域才能摸索科学的解释。这一切又是与历史密切关联的；史家必须真正挣脱以往历史偏见的束缚，才能叙述历史中真实的、活着的梗脉。
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分野里，也许没有另一个逼迫学科如此尖锐选择的领域了。但是我想这是不对的，大多数学科其实都面临着这种问题：是添枝加叶努力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营造一本权威的Sir G.Clauson大辞典呢，还是破开黄土的厚重，向不理睬学科和论文健康活泼地存在的那个世界寻求？一切科学都有神秘区，都有潜藏的圣域。十九世纪实证式的、“四人帮”唯政治论的、现代时髦新思潮的方法在它们面前都是浅薄的，正确的方法存在于做为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
马通先生此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销量不大，读者却捧为指南。这种著作的社会命运正应如此，它暗合着它关注的一方世界的境遇。这个时期是一个学科职衔和论文泛滥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科学和堪称艺术的科学起步的时期。在印刷垃圾正在堆着黄土高原的时候，真正的思想已经默默向着神秘的金矿跋涉。马通著作至少会引起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和回族研究的注意，在它的带动下会有一些人急追上来，陆续提出科学的真知灼见。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马通著，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一月第一版，2.30元)
张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