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科西时期与卡达尔时期的对比可以看出，这两种大不相同的发展方式与结果，不是根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差别所造成的，两者源于同一种制度。然而政治权力所指引的方向不同，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遵循的轨迹，也十分不同。在中国也可以发现同样的事实。如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的话，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时期，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这一段时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是经济基础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作用的结果。我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即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这几年所取得成就的根本所在。这里所说的三中全会路线，实际上指的是政治权力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作用的方向。看来，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固然存在，但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权力对经济基础发展的决定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究竟应该如何表述，还有待于观察和研究，但在实践上把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提出来，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保证政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能够尽可能正确，避免误差？匈牙利和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须用一种制度来保证政治权力对经济作用方向正确性。这就是实现制度民主化。当民主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完备的，经过充分理论论证的制度形态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念形态时，才可能从根本上对政治权力作用的方向予以监督和保证。
民主化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从匈牙利的经验来看，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匈牙利对必须实现民主化原因的认识。他们不只是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而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存在着利益的多元化。从这个现实出发，民主化成了必然的趋势。
实现民主化，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要真正实现民主化，我们的认识就不能停留在对于社会主义理想原则的理解上，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现实的实现民主要求，要有对于民主化与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我觉得匈牙利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是，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建立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的社会。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又承认这些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社会利益只是这些多元利益的总和，这样，民主化就不再是个别领导人的开明和明智，而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了。
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中，和否定商品经济的理论相适应，片面强调“一致性”和“全局利益”，这不仅否定或压抑了各种利益的差别，而且也为不讲民主而过分集中的体制准备了条件，或者就是讲民主，也容易只停留在形式上，民主的形式成为保证代表“全局利益”的决策通过的程序，而各种不同的、分散的利益，则难以得到反映，并对决策起影响作用。
在匈牙利的改革中，匈牙利的学者批评了把党的决议、把部里的要求当成社会利益的体现的片面认识，指出，实际上，社会利益是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既协调又冲突的利益的总和。社会愈发展，经济愈发达，人们的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准愈高，各种需要就愈多，利益的层次和结构就愈复杂。在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就是要承认和重视各种利益的存在，协调不同的利益，处理它们的差别和冲突，并站在它们共同方面，反映它们的未来。当一个社会来这样认识自己的利益组成结构和自己的职能时，民主就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了。首先，只有承认这种利益多元化的现象存在，才有了上述整个认识的出发点。其次，只有承认多元化的利益反映和表现，才有认识这些利益和协调它们的基础。这样，民主化就是绝对必要的了。因为当一个社会的领导机构不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看作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而是看作是协调各种利益的组织机构时，民主化就成了这个社会领导机构赖以存在和开展工作的基础。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认识基础，民主化过程在匈牙利进展得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自然，成就也大得多。《匈牙利道路》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匈牙利工会在维护和代表劳动人民利益上所做的工作，在推进企业民主化中所做的工作；介绍了匈牙利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作为政府之外的自治机构，为维护农民利益同政府机构进行交涉的情况；介绍了匈牙利团结国内外人士，组织群众参加管理的组织，卡达尔称之为是“一党制管理的有机补充”的爱国人民阵线组织，它参与人民代表机构的选举及其工作，组织和监督国会代表和地方政府成员同选民的联系，参与法律制定，从事各种与居民直接有关的福利和文化工作；还介绍了为反映“市民社会”的要求，匈牙利国民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以及匈牙利文化、新闻、政治生活领域里体现民主化的具体事例。
王逸舟在《匈牙利道路》中对匈牙利的学术空气，以经济学界为例，有这样一段概括：
“从卡达尔执政以后匈牙利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学家大大发展了他们批评的权利与提高了水平，各种人在众多的社会论坛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不同的观点、意见，只要属于正常的范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尽可以畅所欲言的提出。”(246页)
匈牙利的这种学术自由不应只从学术本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确实，这种学术自由，为象科尔纳的《短缺经济学》那样高水平的理论出现，创造了环境，但更重要的是，学术自由，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匈牙利在六十年代改革的开始之前，首先在经济理论上就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从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利用价值规律是否会导向资本主义，到改革中比较具体的实施和操作的问题，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后，中央如何管理经济，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正是有了比较好的理论准备(当然也不能忽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使匈牙利改革的第一阶段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改革头几年基本达到了预定的目标，而通货膨胀率年平均不到百分之三。改革中的这些成就，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界的贡献。“应当说，匈牙利决策者们的认识水平是同当时经济学家的热烈而有效的讨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该书223页)
从整个改革的过程来看也是如此，理论界所作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匈牙利在各种制度形态上的改革之所以搞得比较成功，不仅在于它在发动结构性改革之前就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更在于它在改革的过程中——不论是顺利发展的初期阶段，还是矛盾重重的第二阶段，不必说还具备自我意识的第三阶段——不断地在思想上总结经验，在理论上找出差距和开辟未来，并且让群众了解、认识和理解发展的进程以及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使整个观念形态的变化跟上结构形态的变化。”(该书333页)
在这整个过程中，改革都离不开理论界创造性的劳动。所谓“创造性”劳动，就是指理论界既不是搞孤芳自赏的深玄之说，也不是跟在决策者后面作政策解释，而是把自己的研究与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又能走在实践的前面。所谓“创造性”劳动，就是不人云亦云，而是能在理论研究上发挥各种个性的魅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学术自由是不可能的。可以这么说，学术研究自由到什么程度(当然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学术自由)，改革受理论研究之惠也就达到什么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也是有教训的。
作为教训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卢卡奇以及他所代表的学派中比较激进的一部分——“布达佩斯学派”。卢卡奇不仅在拉科西时期，就反个人迷信和“左”的倾向，而且在他的晚年，对国家制度的民主化提出了极为深刻的看法。他对实行新经济体制忧心忡忡，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时忽视了匈牙利当前最主要的需要是国家制度民主化这个问题。他说，所有东欧国家需要给工人提供的并不是什么耐用消费品和不同等级的工资收入，而是工人们管理自己生活与工作的更大的自主权。临终前，根据波兰动荡的经验，他又进一步指出，只有通过使工人们的日常生活民主化，才能真正实行经济改革。卢卡奇逝世以后，“布达佩斯学派”继续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商品生产的要求是否与公有制的要求相容的问题。尽管他们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难免偏颇，但确立涉及了改革的核心问题。结果在七十年代初期那种不利形势下，这种讨论最终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涉，“布达佩斯学派”的大多数成员被迫离开匈牙利，流亡西方。这次事件，结果在理论界造成了不敢大胆干预现实的倾向，延续到后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理论与实际脱节、改革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的局面。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布达佩斯”学派所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因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涉而失去其意义，尽管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人们却不得不在不同的深度上重复讨论他们所讨论过的问题。
匈牙利的这个教训所给人们的启示是：理论研究的价值很大一部分在于它的超前性。超前的研究，是难免于偏颇的。对偏颇观点的过分追究，反而会阻碍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值得欣慰的是，“布达佩斯”学派事件早已过去，匈牙利现阶段的改革，已把研究卢卡奇的学说作为中心课题之一，而不回避其尖锐性了。我们相信，在七十年代教训的基础上，匈牙利的学术空气会更加自由，它无论对于理论还是改革的发展，都会提供更好的条件。
(《匈牙利道路》，王逸舟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一版，定价1.60元)
周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