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曼诺夫在他为本书写的《作者的话》中说：“离开鲁迅，离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离开他的大量有关论述和文艺创作，要深刻理解晚清文学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他便首先从观念上，从整体的认识上，把两个彼此独立存在的文学现象纳入了自己的一个统一的思想框架。
谢曼诺夫把清末文学与鲁迅联系在一起无疑是合理的，但合理程度到底多大？是否绝对的合理呢？我认为，历史从一个方面而言，就其客观存在而言，是纵向流动的一股流，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到了一个作家面前，到了一个人的观念中，历史则常常不仅仅是纵向发展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横向陈列的平面。人的历史，不象一棵树的生长。对于一棵树，一个枝条只能从分出它的干上伸展出来，原有的种子和树根只是它的远因，而不能构成它的直接原因。而对于一个作家，他此前的全部历史能够同时展现在他的面前，他能够更主动、更自由地进行自我选择。
再者，文学的历史是发展的、前进的，但这必须仅仅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把握，即任何历史已有的作品，都不能代替后代的独立创造，从原则上，后人应该有更大的可能性创造出前代人所不可能创造出的更高的艺术成就，把文学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但是，这种文学的进化发展观，绝对不能用另外一种相似的观念来代替，绝对不能认为任何一个后代的文学现象都会比前一代的文学现象具有更高的文学成就，更不能认为任何一个后代的作家都比前一代作家更先进，成就更高。
严格说来，以上两个问题，谢曼诺夫是有所注意的，他的严格的科学态度也相对抑制了它们的片面发展，但必须看到，甚至在他建立自己的比较研究的观念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已经内在地约束着他了。它们不能不在他的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他不止一次地批评鲁迅对晚清文学的评价并不公正，尽管其中也有他所说的主客观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自己失去了对晚清文学的正确把握。他说：
鲁迅不会看不到，就题材的多样性，就批判的尖锐性，谴责小说都超过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但其间已隔了一个半世纪，鲁迅理应对谴责小说提出比对《儒林外史》更高的要求。这里的问题根本不是鲁迅对谴责小说提出了比对《红楼梦》、《儒林外史》更高的要求的问题，而是它们根本没有达到《红楼梦》、《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思想艺术把握标准的差异，产生了谢曼诺夫对晚清文学具体评价上的差异，这使谢曼诺夫在很多方面，再也无法深入到鲁迅论述的更深层本质中去，无法再在更本质的关系中理解它们的合理性。谢曼诺夫所说的限制鲁迅对晚清文学做出更高、更全面的评价的主客观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绝不意味着鲁迅的评价中就必然具有非科学的性质。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下面一个例证，谢曼诺夫写道：鲁迅绝对不是否定吴沃尧和李宝嘉对社会的批判，但他对谴责小说创作方法的严厉态度，却造成了对鲁迅认为谴责小说中所谓“谩骂”的贬低和否定。郑振锋就是如此，他认为二十世纪初小说家的笑是“冷笑”，对他们所揭露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的命运抱着冷漠旁观的态度。这与鲁迅的观点是矛盾的。他对自己的前辈是严峻的，但却绝对不是庸俗化的。(见《鲁迅及其先驱者》第二章)
肯定鲁迅并不绝对否定谴责小说的社会揭露意义，这是对的，但这与郑振锋说的冷眼旁观的态度是否矛盾呢？在这里，又可以引出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艺术感受与所研究的别国文学现象可能存在的细微差距问题。我们看到，在俄国文学中，从冯维辛、拉季谢夫经由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这所有社会暴露者的伟大作家，没有一个可以被视为冷眼旁观现实的作家。在他们那里，社会暴露总是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文学传统的陶冶下，一个学者很容易形成这样一种不自觉的文学观念或思想观念，即社会暴露与社会责任感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冷眼旁观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但谢曼诺夫没有注意到，中国的晚清谴责小说与果戈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那嬉笑怒骂、尖锐痛切的社会暴露文学是迥然不同的文学，鲁迅用“谴责小说”这样一个特殊名称指称这种文学，不仅仅代表它的时代性，而且也区别了与它种文学不同的特质。它不是消闲文学，但也不是果戈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鲁迅自己的社会暴露、社会讽刺的文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而又与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的极特殊的文学现象。这种特殊文学现象的根本特点恰恰是广泛的、激烈的社会谴责和社会暴露与高度的对社会人生的冷漠旁观态度相结合的产物。谢曼诺夫对这种文学现象可能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国度的文学里很难找到与之相应的对等物。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事不出门，丑事传万里”，这里的丑闻的传播，就并非由于对社会的关切，就不是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情况恰恰相反，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对社会抱着冷漠旁观的态度，便会越是强烈谴责社会的丑闻陋行。那末，它与果戈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鲁迅的社会暴露、社会讽刺文学在艺术上有什么不同表现呢？我认为，最鲜明的区别在于：在果戈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鲁迅的社会暴露、社会讽刺的文学作品中，对社会暴露深度、广度和严峻程度的加强，是与作者内心的深切痛苦感受俱增俱进的，题材上的社会暴露与情调上的痛苦愤激总是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这种交织反映了作者与社会的这样一种对应关系：社会的丑恶暴露了作者自我的无力，作者自我无力的感觉是由于作者改变社会丑恶现状的强烈要求激发出来的。但在谴责小说中，对社会丑闻的展览和谴责是与作者内在情绪上的自我满足感相偕相生的，理智的谴责并不与作品情调上的痛苦愤激同时发展。在这些作品里，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两种因素的彼此促进：普遍的道德沦丧加强了作者自我道德的完善感，自我道德的完善感更使作者感到周围社会的道德沦丧。
谴责小说家这种独特的创作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由中国传统道德的独特性质决定的，假若说象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俄国作家，在增长着自己的道德感时总是增长着自己的痛苦感受的话，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当一个人增长着社会道德感受的时候，加强的则总是自己的道德满足感和内在心灵的平 静。因为在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观念里，个人的道德与社会人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道德表现在自我能于何等样的程度上消除人间的痛苦。人生中的痛苦一天没有消除，个人的道德心一天无法安宁。但中国的传统道德，二者是分离的。它也是为了拯世救民，也是一种“社会的道德”，但这种“社会的道德”又是通过一个个单个人的独立道德修养实现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实现之前，个人的道德完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一个个人自身道德修养的完成是整个社会道德实现的前提条件。这祥，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独立于整个社会人生改善的独立价值标准，在儒家道德那里，就是“仁义礼智信”。其结果将必然如此，只要自我没有丧失这种道德控制力，整个社会道德的混乱就与自己的道德良心没有关系，在这时自我的任务就仅仅是通过谴责他人的道德颓败而正纲纪、挽人心。不难看出，在深层的意识上，他是充满自我道德的完善感和满足感的，因为社会道德越是混乱，越能证明自我道德感的强烈，越能说明自我的德性坚定。等而下之者，尚会因社会普遍的道德沦丧，为自己的某些道德瑕疵开脱。谴责小说的总体特征，实质是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郑振铎对谴责小说的批评非但不是歪曲了鲁迅，恰恰是体察了鲁迅有关谴责小说评价的本质意义的。
在这时，我们再返转来看一看鲁迅的文学抉择，便会发现中国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在考察鲁迅与文学遗产的关系时，首先重视与屈原、魏晋文学、《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一些更“古老”一些的传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俄国、苏联的文学中，谢曼诺夫形成了一种文学流的观念，因为在俄苏文学中，从十八世纪末至今的文学发展，确实是呈现着随时代递变的流状体的。其中每一代作家，主要不是在对前代作家的反叛中成长的，而是在继承中发展、接受中前进的，他们与自己的直接先驱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普希金是茹科夫斯基的学生，果戈里受到了普希金的培育帮助，普希金之死激发了莱蒙托夫，莱蒙托夫是举着普希金的旗帜前进的，别林斯基是果戈里的诤友，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这些作家，没有哪一个不是继承着果戈里的文学传统的，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是一条连续流动着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批判传统，别林斯基首先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秦的作品首先刊载在《现代人》杂志上，契诃夫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得到温暖和支持，柯罗连科把高尔基这个穷流浪汉推上了文坛，这个无产阶级作家的开山在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得到的是保护和赞助……我认为，正是在这祥一个不间断的文学历史流变图中，首先加强了谢曼诺夫对直接先驱的高度重视，这是对的，但在晚清文学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情况。在它们之间，“直接先驱”与“直接敌人”以一种十分怪诞的形式交织在一起。林纾是中国第一个外国小说的卓有成效的翻译家，是“五四”作家接触、学习外国文学的当之无愧的第一个导师，但他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白话文运动的干将，他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痛恨竟达到了呼吁军阀徐树铮对之进行武力镇压的程度；康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思想先驱，但又是倡立孔教的顽固派，“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主要对象；梁启超首倡“新民说”，但当新文化运动继承了他的传统着手实际的“国民性”的改造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极力的反对者；章太炎是鲁迅、钱玄同的恩师，但他们在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中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半点支持；章士钊也曾是革命的先驱，但“五四”之后则是复古主义者，提倡尊孔读经，公开与新文化运动对垒；鸳鸯蝴蝶派在新小说的产生中超过不容否认的桥梁作用，但又是“五四”新小说的宿敌；谴责小说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小说界的坛主，但没有一个杰出的谴责小说家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这种复杂的情况，在俄苏文学的发展中是极难找到对等物的，因而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联系便绝对不能按照常规的文学发展状况来理解。
这种怪诞的结合是怎祥产生的呢？
就一个民族的文学流变而言，“晚清文学”形式上是“五四”新文学的直接先驱，但对一个具体作家而言，他的直接先驱还可能是某个古代的文学现象或古代的某个作家的作品。鲁迅的某些译诗是直承屈原的，他的古诗也不直接继承清代宋诗派的诗，而外国文学的影响更极大地加大了“五四”新文学与晚清文学的距离。鲁迅后来不一止一次地说，他的小说是直接取法外国小说的。这样，甚至俄国、东欧、北欧和西方的其它国家的文学，对鲁迅来说，也不能不具有“直接先驱”的性质。
如果说晚清文学对鲁迅的实际影响作用要比我上面所说的情况更大一些的话，那末我们不应从鲁迅对晚清文学的直接吸收着眼，而应考虑到晚清文学对中国读者的影响和中国读者折转来对鲁迅的影响制约作用。鲁迅早期的翻译作品分明是以晚清翻译文学培养出的读者群为基础而力图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的，他译凡尔纳的科学小说，译《北极探险记》，都说明了读者群的准备实在是晚清文学对此后中国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正是在它培育的小说读者群的基础上，新文学作家才能够进一步为自己开辟更广大的社会空间，而这，也便必然返转来影响到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但也正因为这种影响作用主要是以折转方式实现的，而非对晚清文学的直接师承，所以鲁迅对晚清文学自身的成就没有很高的评价，但二者又是有紧密联系的。
这样，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便有了与俄苏文学不同的特征。我认为，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史，特别是从晚清文学到“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史，不是一种流状体，而更象一个层状体。它的基本形式是，晚清文学家在主要接受了古代文化的教育之后，初步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文学历史的层面，后来的青年作家，依然从接受古代文化的教育开始，在晚清文学家、思想家的启发下，更多地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形成了另一个更高的文学层面。这两个层面间只有较小的直接联系，但第一个层面为第二个层面的存在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读者群。不难看出，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还是由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是与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方文化抉择交织在一起的，后代青年之所以更多地接受了外国文学影响，不仅仅因为他们有了更方便的条件，还由于他们有了输入外国文化的更大热情和决心，这与俄国文学史上茹科夫斯基介绍法、德浪漫主义而普希金接受了拜伦等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是根本不同的。可以说，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在俄苏文学繁荣发展的历史上，只有不同的政治抉择、文学抉择而不伴随着根本的文化抉择的情况，也影响了谢曼诺夫《鲁迅及其先驱者》一书的写作，这使他低估了鲁迅与晚清文学家在文化心理上的根本区别，而忽视了这种根本区别，也就把二者的关系描述成了有类于唐诗与宋词、果戈里与屠格涅夫那类的
同向发展的关系了。一般说来，这恐伯也是苏联鲁迅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他们更多地理解鲁迅的政治抉择、文学抉择而相对轻视他的文化抉择，而美国的鲁迅研究则有不同的趋势，他们更多地理解鲁迅的文化抉择和哲学意识而相对轻视他的政治抉择和文学抉择(这主要表现在对鲁迅后来主要转入杂文创作的态度上)。我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有必要同比较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在长期较少了解的东西方之间更是这样。只有更精密地了解一个民族的特定文化心理，才能更好地感受并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而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又是了解一个民族特定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鲁迅是一个整体，必须把他的文化抉择、政治抉择。文学抉择有机结合起来，才会对他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也才能对他的每一个侧面有一个更精确的认识。
(《鲁迅及其先驱者》，弗·伊·谢曼诺夫著，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