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篇《文革杂忆》分写了六节，每节不过千把字。“洪柯百万寻，森散覆<SPS=0484>谷”，萧乾只是折一枝、掐一叶。眼见身历过文革的人，现在比比皆是，谁都有故事可说。但萧乾没说多少故事，从这篇杂忆中看不到作者本人怎样受磨难。在“斗争会”那一节里写的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戏剧家”，也仅仅说了“亲眼看到他一边刷尿池一边吧哒吧哒地掉眼泪”罢了。我猜想这讲的是孟超，但文中既然连姓名也不曾点，足见作者无意为任何个人抱怨声屈。接下去那一节竟是“标兵”，一跃便到了“五七”干校。那<SPS=1372>凝响绝之处，恍若画家的精心布白，容得读者悠悠驰思。“集训班”中提到在《白毛女》里扮演黄世仁的演员给戴上高帽罚跪挨打，作者说：“那就正象后来折磨为了深入敌营而任过伪职的地下党员一样：扮演的角色，同本人划了等号。”这些当年的真情实事，如今时移世改，负暄闲谈，究是当它做消逝了的荒诞，付诸一笑；还是要愁眉百结，后怕重生？会不会如同杂垢污泥发酵沼气一般，有善于学乖偷巧的，扮演起另一种角色，从此久假不归，终身受用？
第二篇杂忆一读开头，就叫人着迷，试看第二节“京白”里这么一段：“所以我这篇小文不能用纯京白写下去啦。我得花搭着来——‘花搭’这个词儿，作兴就会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话掺着来。”这有多么悦耳！想不到老舍既往，犹有萧乾！北京城之令人忆，当然不光赖京白的魅力，你看“游乐街”那节里下面这个故事：“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教过书，一九四○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 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位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这篇杂忆发表以后的次年，作者应日译者的要求，添写了个前言，却放在篇末，题作“《杂忆》的原旨”，自谓这篇文章“不是知识性的”，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昔的心情，来抒写一些怀念和感触。”又说，“十年前，编辑即便给我叩三个响头，立下字据，打下包票，高低我也不肯写。因为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陷阱，一顶潜在的帽子”，可是到底写了，印了，成书了，作者说：“这本身也表征着象我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我在逐渐摆脱那种非阳则阴的思想方法，不掩饰对昨天某些事物的依恋，也不怕指出今天的缺陷了。”我忽然想起常从关于经济发展的报道中看到农民的“顾虑”，个体经营者的“顾虑”，记者说他们都怕“政策”变，然后写道：“这种种顾虑其实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读着读着，不由人犹豫起来：非农非商的我就没有顾虑？我的心态就跟他们大异其趣？听了“多余的、不必要”这样论述之后就豁然开朗、心安理得？我以为竟不妨把这种顾虑看做一种民族的心态。担惊耐怕并非生恐“史无前例和暗无天日的那场特大灾难”一朝重临，而是古圣先贤辈辈传承训迪的结果。
接下去依次是《欧战杂忆》，《在歌声中回忆》，《改正之后》。我以为《改正之后》篇名下的副题——“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才是“杂忆”的适恰解释。其实此书还可以直抄钱钟书的一本旧著，竟叫做《写在人生边上》。因为《改正之后》的结尾处是这么写的：“生——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内容各自不同的一本书。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值得自豪的也有足以悔恨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鼓起勇气把自己这本(书)整个地翻一翻。现在还不去翻它，因为还在写着它。只怕停笔时又来不及翻它了。因此，我在找个诀窍，一边写着它，一边翻它。”
它只是一本小书，读完了我记住“还在写着”的这个话，就不禁象拉拉队似的向作者嚷开了：写下去，继续翻，百年长寿！
(《北京城杂忆》，萧乾著，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版，0.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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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