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图书市场,与去年相比,又是一番光景了。据说,“文化热”已经过去,“理论热”也近尾声,如今的书市上,看好的是通俗类读物,抢手的是实用性图书,而严肃的学术著作、正宗的文艺书籍,却面临着向隅之危。此话究竟确否,一时也难下结论,但许多丛书的订数都呈下降趋势,也的确是令人忧心的事实。值此之际,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传统与变革丛书》和《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既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又保持畅销势头,据说每本订数最少也在数万册以上,实在难得,这使人在称羡之余,对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胆识和卓见也是佩服之至。这两套丛书都是由青年学人主编的,选题新颖,各具特色。《传统与变革丛书》着眼于对中国传统的考察和批判,对传统在现代人的心理、观念、风俗习惯上的积淀作一番透视,并对传统在当代的转换趋势作了探测。就已经问世的十本著作来看,虽然水平参差不一,议论各有侧重,但大都切中时弊、见解独到,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我们性格中的悲剧》(王润生著)从文化角度、尤其是风俗文化角度剖析国民悲剧性格,并归结于“欺瞒症、近视症、非我症、守旧症、不合作症、良知麻痹症和依赖症”七种病状,确是发人深省,虽然作者自谦“热情与偏激”是他“动笔时难以克服的弱点”,但描摹病象、意在鼎新,作者清明的理性精神和热诚的赤子之心跃然于字里行间。《中国意识的危机》(林毓生著)通过对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陈独秀、鲁迅、胡适的研究,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继承问题作了精深的探讨,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具体途径,作者的见解是鞭辟入里、启人深思的。《新波斯人信札》(梁治平等著)借游学于中国的巴黎学子之口,从法观念角度,全面检视了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在这位巴黎学子的眼中,中国,“你可以叫她做古老的新国家,也可以名之为年轻的老国家。在这里,死去的总要纠缠住活的,活着的从未能摆脱掉死去的,”感情激烈沉郁、文字生动犀利,读后掩卷而思,也有几分“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所谓传统文化表现出如此持久和执着的热情。”此外,《决策学的新视野》(周农建著)、《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的演进》(曹锡仁等著)《未来人才学》(王银江、王通讯著)、《家庭的明天》(邓伟志著)等几本书也是立意颇新、值得一读的。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向》(王润生、王磊著)、《日本之谜》(梁策著)两书一出则受到文化界注目,《读书》杂志曾有专文介绍。《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编者欲集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所作的微观研究之萃,从各个领域的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意识、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较深刻的剖析,以便于读者开拓视野,了解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从已经问世的几本如《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瑞士〕荣格著)、《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美〕卡伦·霍妮著)、《超越自由与尊严》(〔美〕B.F.斯金纳著)、《存在的勇气》(〔美〕P.蒂利希著)、《人类动物园》(〔英〕德斯蒙德·莫里斯著)、《论人的天性》(〔英〕E.O.威尔逊著)看,确都是某一学科中上乘之作,编者的眼光是颇可称道的。总之,这两套丛书无论是译是著,都是精心之作,它们受到读者欢迎,自是必然之事。好书总是有人读的,借用《新波斯人信札》序末孟德斯鸠的话说:“如果书是好的,人们一定会去读它;如果书不好,那么人们读与不读,我更不必计较了。”
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一套《中国民俗丛书》,率先问世的有《中国古代节日风俗》(韩养民、郭兴文著)、《秦汉风俗》(韩养民、张来斌著)、《中国古代饮茶艺术》(刘昭瑞著)、《中国封建家法》(李晓东著)。看了这几本小书,很是喜欢,喜欢其选题的别致,喜欢其内容的精湛,更喜欢编者着眼于风俗文化研究“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独具匠心。传统风俗是一种复杂、独特的文化遗产,有可称道的一面,如“那十五的花灯、端阳的粽子;那轻歌曼舞的霓裳羽衣,弹筝搏缶的下里巴人;那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的山水园林;那争奇斗妍的文人书画,繁花似锦的民间艺术;更有那尊老爱幼的美德,谦逊辞让的风范,舍身取义的习尚,精忠报国的传统……”,确是令人心驰神往;而坏的一面,如“那尊卑有等的礼仪规定,男女有别的清规戒律,那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死作夫鬼的守节殉身,那祟神拜鬼的宗教迷信、铺张糜侈的婚冠丧葬……,”也实在令人齿寒。然无论好坏与否,都有研究的必要,诚如鲁迅曾云:“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与废,都慎选施行的办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由此观之,《中国风俗丛书》编委们以科学的方法、理性的精神、现代的意识对中国民族纷繁多样的风俗形式整理之,研究之,批判之、扬弃之,确是意义深远,功德无量。
湖南教育出版社近期推出“博士论丛”第一辑。《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谢遐龄著),这是对康德之思索的思索。作者说,一个研究者在哲学上的长进就是变革自己的思维框架的顺化。不要说康德哲学晦涩难懂,当自己的思维框架接近他的时,便会悠然自得、无往而不适,一切晦涩之处都悄然自逝,变得清澈澄明了。这一点,正是本书的独特之处。在另一本探讨本体论的著述《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陈宣良著)中,作者看到本体论似乎处于一种绝对没有出路的状态:它必须自己证明自己的可靠性或真理性。它所用以证明的,正是它所要证明的。不过作者认为,本体论正是在这种悖论中前进的。对本体论自身的反思,使哲学家不断地“跳出”这个循环,在新的高度上审视本体和本体论。本书所作的,就是一次“寻找智慧”的努力。《清代宗族法研究》(朱勇著)是对宗族法的典型形态——清代宗族法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张国刚所著《唐代藩镇研究》分析了唐代藩镇的不同类型及形成过程,藩镇的动乱原因及不同情形,并对唐代藩镇的军事、政治、经济各项制度都作了简明的分析。
《社会主义经济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版),是蒋学模同志的又一论文集。它集结了作者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的论文二十二篇。这二十二篇论文都针对着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理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新的探讨的。有对老问题的新研究,也有对新问题的初步探讨,如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全民所有制理论、按劳分配、经济效益等问题,都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问题、第三产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等等都是经济
改革中提出的新的问题。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几乎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同时,这些危机又都呈现出同战前危机种种不同的特点。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中间性的和结构性的)》(A.И.别尔丘克著,雉堞等译)是在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特点诸多著作中的一种。他把二战后至七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划分为周期性、中间性和结构性三种。并对其概念作了阐述,对其现象作了分析,颇具代表性。
《诗人哲学家》(周国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篇很不错的序和一篇很不错的跋。前者明快而富含睿智,后者深沉而充满怀疑,而全书风格恰便融此二者为一。比如,熟悉海德格尔其名的人,未必就能透悟那部使他成名的《存在与时间》,但读过本书“走向澄明之境”一章,至少可以窥破一点哲学魔圈的秘密。这使人想起一道逻辑谜题:某人在看一幅肖像画。有人问他:“你在看谁的像?”他回答说:“我没有兄弟姊妹,而这画中男子的父亲是我的父亲的儿子。”那么这人在看谁的像?许多深奥晦涩的哲学问题是否相似于这类谜题?感谢研究诗人哲学家的诗人兼哲人,他们启发世人得出简单却决非浅薄的答案,哲学还原为诗。
作家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伊甸园》(许其鹏译)是海明威的第十部遗作。小说反映的是作家创作活动与家庭以及自身各种欲念之间的矛盾。关于它的主题,海明威曾这样表述:“一个男人必须失去乐园中的幸福。”这是作家对于爱情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深邃而又带点神秘色彩的理解。《圣经》上说,蛇引诱夏娃说服亚当一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因而双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作为作品主人公的青年作家大卫反映了海明威早年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而女主人公凯瑟琳则代表伊甸园中的禁果。为了创作,作家就得付出吞下禁果、失去乐园的代价。这也许就是海明威将此作品定名为《伊甸园》的意义所在。
不知是缘自书名的拗口还是作者名字的顺口,也许是此二者的合力形成一种诱惑,使我一气读完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这就是本书开篇所告诉我们的。当然,它不是哲学论著,而是小说。不过由于作者的笔能始终自如地跳跃于形而上(灵)与形而下(肉)之间,而使得我无法为此二者界定分野。我甚而无法冷眼审视作为主人公的男男女女在人生漩涡中的挣扎,而不得不动员起自己的全部人生体验去参与悲欢离合,并学着哲学家的口吻去探讨人生(虽然以失败告终)。我由此想到,近年对于东欧文学的冷落(即使是相对的),真是太令人遗憾了。值得欣喜的是,作家出版社已有计划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将陆续出版的昆德拉的作品还有:《为了告别的宴会》、《玩笑》、《生活在他处》,以及匈牙利作家阿瑟·库勒斯的小说《中午的黑暗》。
《读书》服务日之页
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