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完一期《读书》，看看目录上的作者名单，老中青、海内外各路人马齐备，各种流派的不同论点纷然并陈，每每感到喜悦。就如这一期来说，前辈学人如陈岱孙、郑朝宗、金克木；青年作者有张维平、梁治平、何怀宏、苏炜、杨炼、唐小渡。苏绍智、许征帆两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各从自己的角度进行探讨。柳苏先生身居内地，心怀香港文事，奕馨先生海外来稿，专写台湾文坛。李治华先生久居法国，专程寄来他对罗大冈诗作的评论。一份小小的刊物，四个人编辑(过去说五位，现有变动)，也居然能请得到这些人马，实在是够愉快的了。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海内外文化的交流，更确切地说，是海峡两岸文化的交流。王则柯先生在本期《读书小札》中提到“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一种奇特现象”，这就是：“左中右排队，党同伐异，舆论一律。在台湾论鲁迅有罪，在大陆看不到林语堂的书。其后果是文化结构的脆弱化，单薄化。忽如一夜来了弗洛伊德，势成铺天盖地。”凡此种种，都是令人痛心的。但是这些毕竟是正在过去的事了。
　　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开始已经多时。从通俗文学开端，继而发展到学术，以至向整个文化领域全盘开拓。台湾有印大陆书的“热”，这里也一点不冷。弈馨先生从海外文人的角度，提出一点忧虑；这里的文化人想必也有对大陆的“台湾热”的同样的想法。为了交流的健康发展，这些都是必要的。看来问题的解决，只能靠进一步的深入交流。捐弃成见，深入底蕴，才能说得上深深吸收到彼此的文化营养。
　　一位台湾出版家发表意见说，现在已经出现“全球中文图书市场的整合”。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整合”的可喜迹象。由于海峡两岸现在都已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沟通的要求，所以这种文化的“整合”日益明显，它也不能不表现在象《读书》这种刊物上。我们希望今后更多发表海外作者的内容扎实的文章。
　　有人认为，在这种“整合”中，台湾的出版家会担当“文化领导者”。作为一种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化这一档子事有时也怪，单讲企业精神、组织能力、机动性、想象力之类，以及雄厚的资力、充分的财源，有时竟还不能穷尽其中原委。它还需要宽博的胸襟、深广的学养、根深叶茂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充分的学术、研讨自由。这些方面，海内海外，应当说彼此都可以互补短长。现在需要的是，大家提供充分的园地，让炎黄子孙中的优秀儿女来各显身手，把自己的才具、识力一一表现出来。
　　在这样的宏伟事业中，《读书》无法领导任何人，只求为此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