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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它所应得的政府。伊戈尔·科恩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一期发表的《社会惰性心理学》一文中说，以前他每次引用黑格尔的这句话，编辑们都一定要把它删掉，“大概，他们在内心深处都认为我们的政府不太好”。在说明苏联改革所面临的社会心理环境时，该文提到一种道德思维方式，科恩称之为少年期综合症，它具有非历史性、极端主义和急躁性这样三个特征。科恩指出，这些特征今天也为许多成年人所具有。他所列举的三个极端主义的例子，都涉及苏联政府的有关政策：
“有人酗酒成性吗？那就在全国实行禁酒！”
“出生率下降了吗？那就鼓励多子女家庭！”
“历史观念淡薄了吗？那就把所有的旧房子都变成博物馆！”
他说，一连串的失望本来应该教会我们怀疑各种极端主义的口号，教会我们分清良好的意愿和现实的行动纲领。可是不，大话空话仍象过去一样富有魅力。“两三年内(哪两三年我已记不得了)在肉奶生产方面超过美国和一九八○年前建成共产主义的想法，本来也都不坏，但要可以做到才行。没有这个必要条件，高目标只能加剧言语和价值的通货膨胀。”
伊戈尔·谢苗诺维奇·科恩这个名字，对于我国读者说来恐怕不能算是很陌生了。科恩所著《自我论》的中译本(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在一九八七年一年之内印行了二十五万册。前此他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和《社会学史》等书以及他所主编的《伦理学辞典》，也已经有中译本问世。
前年夏初，我与范国恩、许宏治两位同志一起译完《自我论》后，曾托当时在北京的苏联学者——我的旧友，也是科恩的朋友——布罗夫带信给科恩，请他寄一张照片来，可能的话，还希望他为《自我论》中译本写一个序。科恩回信说，得知《自我论》即将有中译本，他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但他目前正有任务在身，近期碍难抽暇另写它文。他向我介绍了自己的简历，并且表示由译者写一个序或许更好些。可惜译稿已经发排，再写什么已经来不及了。
《自我论》中译本出版后受到我国广大青年读者和文艺工作者、专业工作者的注意。《博览群书》的一篇书评(今年第三期)认为，这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问题的好书，它具有思想深刻，方法新颖，材料充实和叙述通俗等特点，为我们带来了深入探究“自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信息。有一位农村青年读者写信给三联书店，谈到他过去在生活中遭受过种种打击和挫折，一度产生过悲观厌世的情绪，《自我论》一书使他对生活重新产生了兴趣和信心，他希望向作者表示他的感激之情。
由书及人，读者自然也希望能够了解一些有关科恩本人的情况。华东师大教育系一位老师来信谈到大学生和研究生们对《自我论》一书的兴趣，并为译者没有交待一下作者的情况而深感遗憾。为此我也深感抱歉。现在，趁着科恩这篇新作发表，谨借《读书》一角稍事摘选连缀，或许可以弥补一些过失吧！
科恩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生于列宁格勒，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此后他以近代史、哲学和国家与法的理论为专题，连续攻读了三个研究生学位：一九五○年完成了历史和哲学专题的两篇副博士论文答辩，一九五九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一书答辩。其间科恩曾执教于列宁格勒几所高等学校。他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为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教授，自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主持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自一九七四年起任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先在列宁格勒分所，一九八五年末调到莫斯科本所)。
科恩是苏联社会学学会的理事，也是国际社会学学会和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学会等国际学术组织的会员。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西方社会学史(《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一九六四，有多种外文译本，其中德文本和芬兰文本均有增订)，个人理论，社会心理学，特别是交往问题(《友谊论》，一九八○)，伦理学(《伦理学辞典》已出五版，现正准备第六版)，还有跨学科的性学研究。此外，他研究青春期社会学和心理学多年，其最主要的著作(也是苏联目前仅有的一本此类教学参考书)是《高班生心理学》一书(一九八二年第二版)。他在民族学研究所主持童年民族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一九八三年出版了两部研究亚洲民族传统儿童教育方式的集体著作，他本人所著《从民族学史的角度看儿童和社会》一书也即将出版。上面提到的《友谊论》去年出了增订再版，科恩托人带来的新版本正好提供给该书(已列入“文化生活译丛”)的译者据以修订已经完成的译稿。
今年五月，科恩正好六十周岁。记得前年五月布罗夫同志初次向我介绍他的情况时，一开口便先提到了他的《两性论》(即《性学》)：“科恩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的《性学》是一部巨著，但在苏联却没有出版社敢于接受出版，结果在东德和西德最先出了此书的德文本，继之在匈牙利又出了匈文本，而唯独在苏联出不了俄文本。”布罗夫还特别补充说：“科恩也是一个‘怪人’，他对性学作出了卓越的研究，但迄今却仍是一个未婚者……”关于科恩的“怪”，后来从他寄来的那张缺角半身照上(连贴身分证都不合格)我也稍许有了些领教。科恩在信中写道：“照片奉上，但我实在找不出一张比这更好的了。”按中国的算法，他大概也该属于“中年学者”这一代。一般说来，苏联的这一代学者在两个方面似乎比我们的这一代人要好一些：一是他们没有碰上我们那些政治运动，因而在治学上花了较多的功夫，一是他们大多起步于批判个人崇拜(虽然又有过唯意志论和“停滞”时期)，因而在治学上比较注重有所发现和联系实际。
科恩自五六十年代开始探讨个人理论问题，“个人”概念成为他在各个领域里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核心概念。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这篇论述改革与社会惰性问题的新作中，科恩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个人理论问题。
科恩在此文第一部分指出，现在人们常把改革比作新经济政策，但是，当初新经济政策是要求人们部分地回到他们所熟悉、所习惯的动机和刺激体制上去，人们受这种体制的教育，在这种体制中生活已经有千百年了，因此，他们不需要进行心理重建。现在的政策则相反，它必须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行为风格，这种风格同当今两三代人的生活经验和活动动机在很大程度上相矛盾。我们能不能完成这种重建，它需要花费多少时间？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抛弃那个理想化的、高大完美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清醒地、批判地看一看自己，特别要注意降低改革速度和威胁改革存在本身的各种社会惰性心理机制。
对社会行为可以作出定量评价——按照人们社会积极性的程度，也可以作出定性评价——按照这种积极性的性质和方向，例如它可以是创造性的或破坏性的，自觉的或自发的，等等。这两种评价都取决于，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社会的标准文化和价值取向，包括人的标准范式，即关于人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的观念，第三、具体经验个体的定势、思维风格和自我意识。现实的社会行为比社会结构和各种标准规定更丰富、更多样，它含有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变调和个体变调。例如，公开性是全社会的客观需要，没有它就不可能及时发现和克服矛盾与缺点。但新闻记者、作家和社会学家之需要公开性，还有其直接的职业利害关系，没有言论自由，他们就根本无法工作；而那些主持管理工作和经常成为社会批评对象的人，则宁愿秘密处理某些问题，有些“大炮”总把敏感和棘手的问题抖搂出来，使他们非常恼火，不免认为“这些人碍事”。
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内部也有矛盾。精神思想工作的“成果”是什么？是直接影响群众，还是只有后人才能充分给以评价的新世界观的产生？抑或是奋不顾身、不屈不挠地寻求真理的榜样本身？政治家、思想家和政论家不能不考虑一个思想在今天、在这一环境中的效果，群众将会怎样接受它，它可能产生什么副作用。不会这样做是职业不合格的标志。艺术家或学者主要是从自己内心的真理观念和各自本行的规律出发。但他们也摆脱不了对现在的责任。有的甚至私下对自己都很难说清，此时此刻你的看法是否有某些迎合领导的意思？何况领导和领导的看法也是我们所面对的客观现实的一部分！
科恩提出，惰性既是运动又是平静的天然伴侣。惰性有别于延缓当前运动并需耗费特殊力气的阻力，它仅仅是自然而然地、自动地延续旧的过程。各种惰性的过程与自觉的阻力结合在一起则十分危险。
《社会惰性心理学》一文论述了惰性过程的社会心理根源、或社会惰性的心理机制。其第一条就是社会生活的非个人化，亦即对存在的个体个人原则评价不足。多年以来，在反对个人主义的旗帜下，人的个性一贯遭到贬低和压制。助长这种倾向的因素，在经济上有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合理竞争因素的废除和用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取代社会主义竞赛，在政治上有社会生活的官僚主义化和人是“螺丝钉”的观念。人权这个范畴有时竟变成了列举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人们问一位哲学家，是集体还是个人更重要，哲学家说，当然是集体，但是，这个集体必须是由个人组成的才成。因为许多一的和总是大于这些一，而许多零的和却总是等于零。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在苏联哲学和整个社会学界，对个人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在社会日益官僚主义化的条件下，对个体个人原则的侧重含有过社会批评的成分，它能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现实生活同高喊的口号究竟有多大一致性。但由于这个矛盾并没有直接表述出来，相反地，那时我们还说过，与所有其它社会不同，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诸事如意，完全没有问题，这些著作部分地也具有过辩护论的性质……”因此，科恩认为，“角色”这个概念虽然比较通俗一些，乍一看来甚至还有点机械论的色彩，但它肯定了个人总是在执行着各种不同的角色，因而使角色与“自我”的相互关系也总是悬而未决并能引人思考，它比个人这个概念更现实得多，因而也更经常受到攻击，特别是在说到苏联现实中的这种矛盾时。这里不妨顺便提一下，在苏联个人社会学中首先采用“角色”这一范畴的学者，也正是科恩(《个人社会学》，一九六七)。
非个人化或非个性化的必然伴侣是个人无能为力感的强化和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冷漠。如果我不能实现自己的个性，如果我所做的一切也可以由任何另一个人同样完满地完成，“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呢？一切具有社会意义的成果都需要集体努力，但没有个体的主动和毅力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行动。贬低了个性，我们也就不知不觉地从积极进取的价值系统转向了保守不变的价值系统。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里，新的、不习惯的事物都成了可疑的事物。古典作品成为文学艺术永恒的标准，可是，古典却是一个回顾性的概念，今天被承认为古典的东西，当初曾经是创新，曾经是对主导美学法则的大胆抗议。在社会科学中，人们虽然一向讨厌引经据典，但引经据典却又是避免被指责为“自作主张”和离经叛道的唯一方法。不仅在出版物中，而且在意识中也牢牢确立了各种禁区。官僚主义的保守原则也渗透了我们的好人标准。服从和听话有时被看得高于积极和主动。这种保守不变的取向系统使许多人感到方便可行，因为一个人只要从自己或他人的经验中认识到，个人主动性往往会遭到惩罚或者变为西绪福斯的劳动，他就会选择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一个人把自己的社会追求水平降低到最低限度，他就会寻找另外一些自我实现的方式。这些自我实现方式不论多么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回避现实。固定、消极的人的模式是为贬低个性、社会生活官僚主义化和空洞诺言所付出的昂贵代价。
社会惰性的其它心理机制包括集体主义原则的变形和从众主义，定型化的思维风格和单维化，由公私关系脱节和言论禁忌所造成的言行不一和模棱两可现象，以及伦理极端主义。集体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效地发挥功能，以禁令系统为基础的“阻止纪律”只能使一部分人消极服从，形成从众主义，使一部分人盲目反对集体，形成无政府主义。
创造型思维始终要求有可以进行选择和需要进行选择的不同方案，不管是行为或者信息模型。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所最薄弱的一环。我们的教学主要是传授和掌握现成的知识，专门注重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模式(如语法规则、四则习题)，这种教条主义的教学风格也养成了只有黑白两色的世界观。这种倾向由于信息来源的人格化而更为深化：谁说的(朋友还是敌人)变得比说什么更重要。形成了双重的心理过滤，它不让一、任何内容上不习惯的东西和二、任何出自旁门左道的东西进入意识。而且，各种社会思维定型还具有一种自动再现能力，你们只要听到“性欲”这个词组，脑子里立刻就会闪现出“不健康的”这个定词。你们一听到“现代主义”这个名词，记忆力马上就会提醒你们它是“反动的”。
一个人说话模棱两可，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例如在会上和家里)可以同样真诚地肯定直接相反的两件事情。为什么苏联人民如此一致接受了改革的思想？首先当然是因为这个思想表现了苏联人民的切身需要和愿望，但也不能忘记只要是“上面”提出来的倡议就都要表示赞成的旧习惯，这不一定是出于害怕，但也不一定是全凭良心。改革的核心心理问题是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问题。在社会学调查中发现，苏联工人主要是关心干活挣钱，而对企业、国家管理不感兴趣，这很使一些人感到难堪，但人只有对他积极参与和有可能选择的过程和行动才会感到负有责任。提高社会责任感的唯一方法是切实有效地扩大民主和自治。责任感也有一定的心理规律，包括如何对待个人意见和他人意见。开放型思维善于吸收，封闭型思维固执己见。后者往往把周围世界看作是充满危险的，阴谋家的名称可以不断变换：牛鬼蛇神、异教徒、异端分子、人民敌人、“赤色分子”、“共济会员”、中央情报局或克格勃的特务，但他们似乎总是比我们“强大和狡猾”。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其基本倾向而言主要是社会学的，它强调了伦理观念同社会利益和阶级斗争的发生学联系，但有时却忽略了全人类的价值和伦理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谈到这些问题时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而且还要加上各种保留和条件。科恩指出，出了五版的《伦理学辞典》也有这个缺点。伦理意识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基本公设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但是，如果只用伦理术语来讨论生态学的、经济学的和政治的问题及困难，那就意味着谁也不打算实际解决这些问题及困难。革命的词藻只不过是古老的不负责任作风的新形式。
黑格尔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它所应得的政府”那句话，并不是牢骚怪话，也不是对政府和民族的哲学恭维，它指出了政权的性质和活动同公众意识之间的有机联系。
科恩这篇新作有几个地方发展了他在《自我论》中思考过的一些问题。他在《自我论》中引用葛兰西的话说：“我们提出‘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要问：人能成为什么，亦即人是否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是否能‘造就’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他认为这是个人理论的主要问题。关于从众主义，关于官僚主义，《自我论》中都有一些生动精辟的材料和论述，但那都是联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和美国的思潮及情况。读者虽然也会联系我们的实际加以思考，但总难免令人有些隔靴搔痒之感。现在他单刀直入，把这些问题都直接提出来了。这种结合目前历史条件的细致研究，是很值得我们的理论家们借鉴的。苏联电视台举办的阿甘别吉扬院士、阿尔巴金院士等著名学者与观众的会见，观众当场提问，学者当场回答，什么尖锐的问题都不回避，形成了真正生动活泼的“对话”。苏联这一代学者在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文前科恩像，丁聪作)
佟景韩/丁聪